“英语四、六级考试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孙复初教授镜片后的目光严肃而又略显忧虑，“应该下决心把四、六级考试停掉，否则大学英语教学将积重难返”。
　　新评分方法会给学生更大的压力 用人单位仍将迷信四、六级

　　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方案，意味着这一久遭诟病的等级考试还将继续下去。孙老师坐不住了。作为清华大学英语系原副系主任，早已洞见四、六级考试种种弊端的他，有很多话要对记者说。“虽然不再设及格线，但290分到710的评分方法，使学生尽量争拿高分，和以前的60分万岁相比，反而会给学生更大的压力。”孙老师说，“这是我和清华现任的英语老师探讨后达成的共识：即使不发证书，不设及格线，用人单位依然迷信四、六级”。

　　他认为，今年的四、六级考试改革并不能根本克服其一直存在的弊端，效果可想而知。只要存在这一考试形式，它依然可能成为大学英语的“指挥棒”。

　　那么，已经风行10多年的这一考试形式，它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这对教了48年外语的孙老师来说，是一道难题，因为他实在想不出答案。“有人说四、六级对提高大学生英语水平功不可没，他们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阅读速度从每分钟17个词提高到了70个词。”但孙老师很明白，这70个词的速度是怎么回事：阅读是快了，但学生读完往往不知道文章的意思。“四、六级提高了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吗？提高了学生的英语能力了吗？提高了教学水平了吗？结果恐怕相反。”孙老师不断抛出类似的反问。没有价值的考试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正是孙老师疾呼取消四、六级的原因。

　　很多学生快毕业了，论文的英文摘要还写得一塌糊涂

　　尽管已经退休8年，离开教学岗位也有4年，孙老师依然能够清楚地记起10多年前学生对四、六级的一些看法：“背单词，做模拟题，在参加考试之前通过题海掌握了考试技巧，一考就过关，考完就忘记，对提高英语水平毫无帮助。”这与今天许多大学生的感受并无区别。

　　在每学期结束公布学生的英语成绩之后，他让每个同学写出对自己英语教学的意见，“有人写了满满两页，而且大部分学生都清楚地署上了自己的姓名、班号”。这是从1990年开始，孙复初坚持多年的一项调查。

　　由于所教的多是大二以上的学生，公共英语课程的结束，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大学时期的英语必修课结束了，在孙老师看来，“此时学生的想法正好带有回顾性”。

　　孙老师将近两千名学生的意见按照班级装订成册，一份不落地交给了教务处。教务处处长整整看了两周，并写了一份11页的简报，其中大多数意见都是针对四、六级。

　　在1995年前后，清华大学外语教学委员会也发现许多学生已深陷于四、六级模拟题海之中，“甚至在专业课上，也有些人偷偷做模拟题”。用最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四、六级考试学英语，效果如何呢？

　　在孙复初和清华的许多老师看来，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全国高校中应该是英语基础比较好的，但外语教学委员会却很失望地发现：在毕业设计的文献阅读阶段，很多学生读不懂文献资料，论文的英文摘要写得一塌糊涂，阅读理解也不准确，拼凑出来的根本不能叫英文。

　　“当时的学生和老师都已感到学生的英语学习进入了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孙老师说，为此，清华教务处又对高年级通过四、六级的学生做了一次测试。由外语教学委员会命题，摘选文章段落让学生翻译，“所选的文章绝对不难，内容也是他们学过的，但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在“垂直于截面”的英语原文中，“垂直于”是“rightto”，一些学生却将其翻译成“在它的右边”、“对它来说是正确的”；“soundfoundation”被理解为“声音的基础”，而实际上应该是“坚实的基础”。

　　“类似的错误很普遍，当时老师们一边阅卷一边评论，不停地摇头，学生只认单词不懂句意，这是死记硬背的直接后果。‘声音的基础’是个什么东西？”孙老师说，“画一条线，平行于AB边，垂直于CD边，与CD边相交于O点”，像这样的句子，有的班级甚至没一个人能翻译成英文。

　　这次测试也是清华对四、六级实行几年来的教学效果的一次测试，但结果却证明，四、六级不但提高不了学生的英语水平，反而对正常教学造成了阻碍。

　　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孤立地在清华存在。一位大型国企的总工程师曾经向孙老师抱怨：为了和来华援助的外国专家合作，专门招了30名过了六级的大学毕业生，而一篇短文翻译，仅有两三个人的翻译文章勉强能看，其他皆错误百出，不知所云。

　　看来，四、六级不改不行。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在听取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后，根据这几份调查报告，郑重做出决定：“同四、六级脱钩。”1996年，包括清华在内的8个学校成为试点。四、六级考试成绩不计入校内英语成绩，由学校自己组织两个档次的英语水平考试，即现在清华校内推行的水平1、水平2考试。“清华做出这个决定是很慎重的，如果四、六级是个好东西，清华就不会改。”孙老师有点激动，“四、六级与英语教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标准化考试令学生失去自己的语言能力

　　但是，据清华外语系几位中年骨干教师反映，水平考试影响力不大，学生们并没有如设想中那样从应试教育中摆脱出来，依然沉溺于标准化考试的题海之中，追逐四、六级的热情有增无减。这让孙老师很无奈：“四、六级这根指挥棒太粗，胳膊拧不过大腿。”

　　48年的外语教学经历让他坚信，语言类课程并不适合标准化考试。“语言教育是一种对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培养，而标准化考试的答案是标准化的、限定的、惟一的。”在孙老师看来，这种考试令学生失去自己的语言能力，思维被束缚。“为什么在标准化考试下，学生的母语中文能力也在下降？这是标准化考试不适合语言课程的必然结果”。“让名篇佳作、绝妙好句在学生头脑中占主导地位。”孙老师说，这是学习语言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要大量学习、熟读甚至背诵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但在四、六级的学习和训练中，多为四选一的客观题，“学生天天捧着的应试模拟题中有75％是错句、病句，而且净是在正误之间的，陷阱迭出，似是而非，差别微妙”。

　　程慕胜教授是清华大学英语系前系主任，她曾经对孙老师说：“几天阅卷下来，脑子都被这些似是而非的选择题给搅晕了，我也不知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了。”大量错句、病句搅乱了学生的语言思维，导致学生写作下笔就错，“头脑中是一锅粥，根本没有正确句子的概念”。

　　标准化考试对老师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仿佛离开标准化考试，老师们就不会出题了”。孙老师反问：“难道离开它之后就找不到其他考试方法了？在标准化考试之前，中国学生就没有考试了吗？”

　　孙老师在学生时代参加的英语考试“都是开放性题，没有标准答案”。“问答加作文，提问结合教材和生活，只要求学生把英语题看懂，看其回答是否扣题，是否有语病，这种考试增加了老师阅卷的难度，或许还有人说不科学，但可以看出学生真正的语言能力”。“以前的考试不一定是完美的”，但与现在泛滥的应试教育比较，孙老师说，“应该看究竟哪种考试方法危害更大，谁又能够比较准确地选拔学生、培养学生”。

　　编后

　　在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后，清华大学的孙复初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的谢小庆教授都辗转找到本报编辑部，分别站在各自的角度阐述他们对四、六级改革的看法，评价四、六级考试的功过是非———孙先生一直工作在大学英语教学一线，他认为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四、六级存在的弊端，只要这一考试形式存在，就依然是大学英语的“指挥棒”；而谢先生是国内著名的考试测量学专家，他在肯定四、六级考试的科学性和巨大作用的同时，认为“一刀切”才是导致四、六级考试伤害学生的原因。

　　看来，关于四、六级的批评、质疑、争论并不会因为有关部门积极的改革姿态和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而偃旗息鼓。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考试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教育部在公布四、六级改革方案时，表示“由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标准化考试，因此考试的改革需前瞻性与可行性相结合，分步实施，既有近期改革目标，又有中长期规划”。我们在这个时候刊发两位教授的观点，绝不是要给教育部的改革举措泼冷水，改革的效果必须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见分晓；而只是希望这些不同的声音能够提醒有关部门更清楚地认识四、六级考试的病根所在，下一步改革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在围绕着四、六级的种种是是非非中，我们认为有些关键问题必须要廓清，比如：究竟是哪些力量推动四、六级考试成为了大学教育的指挥棒？是人才市场需要这个考试还是大学教育需要这个考试？评价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和大学的英语教学质量，是不是一定要用全国统考这样的测评形式？甚至，我们的1700所大学的英语教学是不是一定都要按照统一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进行？是不是应该改变四、六级考试的官方背景，让一独立的测评机构来负责？

　　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展开一场讨论，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不仅有助于四、六级考试走出迷雾、拨云见日，而且会对整个大学英语学习产生巨大影响。

　　胡婷 本报记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