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对4年前那一桩诉讼仍然记忆犹新。2001年8月，青岛应届高中毕业生栾倩等3人起诉教育部《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的计划》违宪，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他们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包含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而教育部的这一行政行为，根据地域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的限定，不同地域的考生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等级，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

     这一诉讼虽以栾倩等人的撤诉而告终，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随后，山东省宣布取消省内各地区的分数线差异。

     时隔4年，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志文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地域歧视”，北京大学等9所国内知名大学的负责人就招生比例分配问题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一时间，一直为公众热议的高校招生，尤其是部属重点高校的招生公平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扶弱”还是“济强”？

针对李志文的提案，这些高校的负责人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的现象，但却否认这是不公平的。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认为，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在的制度安排“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能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也认为，各地招生指标的差距“没有什么公平与不公平”。

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与新浪校园频道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一位参与本次调查的网友说：“目前的指标分配，是在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我们注意到，各大高校的招生指标分配，在照顾了教育欠发达省区的同时，将更多的指标倾斜给了高校所在地。如北京大学将13％的指标给了北京，复旦大学40％的学生来自上海，而浙江大学来自本省的学生甚至高达70％。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认为，照顾教育欠发达地区，没有改变指标分配向强势地区倾斜的基本倾向。“定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中的定额制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统一分数还是固定配额？

公众认为，教育部所属国家重点高校，理应不分地域给予每名考生同等的机会。在我们的调查中，63．3％的人对地方高校对本地生源的倾斜的政策表示理解，但是他们认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应保证公平。

在几乎一致地认为当前指标分配不公的同时，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人们却产生了广泛的争议。

一些人主张全国统一分数线。全国政协委员李志文就建议，全国重点大学的高考试题或者由国家统一出或者由各大学自己出，录取时取消地域界限，取消名额差别，严格按照考生分数高低录取。本次调查中，55．7％的人赞同这一做法。

另外一些人则主张继续沿用目前的配额制度，但要做一些改进。在我们的调查中，31．7％的人赞同配额制，但是在具体的名额分配方式上存在分歧。20．1％的人主张按各省考生比例分配名额，7．9％的人主张按各省人口比例分配，3．7％的人则力主维持现状，他们认为现在的指标分配方式就挺好的。

无解的方程？

存在这么大的分歧本身就说明，任何一种主张都并非完美。

反对全国统一分数线的人说，除了全国统一阅卷这样一些技术上的障碍外，这对教育欠发达地区的考生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认为，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如果全国统一标准的话，一些考生在起跑线上就输了。许智宏认为，这样一来，“西北的同学能进北大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不符合国家长久利益”。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都只是表面上的公平，而不是实质上的公平。”他认为，一个农村贫寒学生与大城市学生以同样的分数考入同一所学校，其含金量是很不一样的，这同样很不平等。

反对配额制的人则称，配额制存在难界定的问题，同时这种方式也势必造成高考移民的盛行。郑也夫坚决反对照顾发达地区的“配额制”，对照顾落后地区和群体的“配额制”也持谨慎态度。他认为，除了照顾少数民族，还有无数类型的弱势群体，他们都需要照顾吗？还有，一个落后省区的考生可以低分录取，他毕业后未必回原籍效力，这是照顾了该地区还是他个人呢？

争议背后，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解的方程。在我们的调查中，有22．8％的人认为，“公平”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王大中称，“招生指标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格局，很难改变”，他开出的“药方”是：必须要对高考进行改革，“不能以一张卷子来衡量一个学生”。

事实上，从校长们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面对指标向当地倾斜的无奈。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认为，名额分配“应该做些调整”，但这需要“由教育部牵头”。“指标原则上是由浙江大学定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省里对我们是有要求的。”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说，“高考招生指标分配要全国平均，短期的实现可能需要中央到省里来协调了。”

显然，高校与当地政府存在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在指标各校自主的情况下，这些大学很难拒绝当地政府指标倾斜的要求。

对此，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倒管了。比如，全国教材是否统一、民间办学是否准入等，完全可以放开让市场调节的，却被政府严管着，即便怨声载道，至今没有松动的迹象。同时，全国各省区高考名额比例，这是涉及社会公平的头等大事，明明该管却不见有人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