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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刘艳萍 □受访：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大学应该有一种青春精神
《大学周刊》：您曾经专门撰文描写过您的大学生活，并把大学称作您的精神摇篮。您觉得现在大学生的大学生活与您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相比如何？
许纪霖：如果现在和上世纪８０年代比，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活没有我们当年那么精彩。虽然现在的大学生的私人生活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娱乐，私人情感的空间很精彩，也比较自由。
但是在公共生活这一块，现在远远比不上我们那一代。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包括整个８０年代大学的学生生活非常丰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学生有各种各样自愿组织起来的社团，有学术的、有文化的、有趣味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戏剧等等。那时候整个大学生的精神面貌非常好，虽然也会考虑一些个人前途之类的问题，但大多都是考虑一些比如说国家的前途之类的问题。
我想大学就应该是这样，大学不是社会，大学有种特殊的氛围，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体现出来。我现在还很留恋当时的大学生活，我个人的人格大部分是在大学时候塑造的。那种激情，充满一种青春精神，五四就有一种青春精神，大学也应该有一种青春精神，大学不能太老成。我们现在的大学校园，青春的东西少了一点，功利的东西多了一点，老成的东西多了一点。
《大学周刊》：您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哪里？
许纪霖：我想一个原因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社会变得世俗化。这个大变化没什么好说的，因为社会上的很多东西都会投射到校园里来。
但是，另一个原因很重要的，我认为就是现在大学里有各种各样的压抑机制，当然那个时代也有那时的压抑机制。现在比如说就业的压力，学外语的压力，农村来的还有学费上的压力，研究生还有发表论文的压力等等。这样的压抑机制多了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欠缺，很多公共生活上的欠缺。这种公共生活的欠缺会造成很多不好的后果。比如最近某高校三位研究生和一位职员两周内连续自杀，当然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如果大学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一些好的公共生活，他们的关注力就不会仅仅限于自身。如果没有另外一些兴奋点让他们从这些个人忧虑当中排解出来，仅靠心理辅导作用是不大的。心理辅导治标不治本，治本是你要让他觉得大学的公共生活是丰富的、多彩的，投身其中是很有意义的，然后那些个人的烦恼就会变得比较淡。所以这个公共生活的欠缺如果继续存在的话，会有很不好的影响。
应试教育不是好的选拔方式，但适合精英流动
《大学周刊》：您怎么看今天大学里的人文教育？
许纪霖：我想现在大学的人文教育是非常大的一个欠缺。虽然大学一直说要有人文教育，讲座很多，活动也很多，但是这些和我刚才说的那些压抑机制相比，还是比较微弱的。这种压抑机制实在太厉害了。
以前的大学理念认为大学是培养博雅人士而不是培养专才的。但是现在大学越来越为培养所谓专才服务，作为一个导向，各种各样的指标实际上就成为专业人才而不是博雅之士的指标。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著名的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他一直对大学理念有所探讨。他说大学是教大学生们学习四件事：learn to learn学会读书；learn to do，学会做事；learn to together，学会怎么共处；learn to be，学会怎么做人。也就是说你不仅学习好、有知识，同时你还应该是有道德有品位有能力的人，还有你要善于和别人相处、有自己的凝聚力。这些才是大学真正要培养的。但是现在大学离这个目标太遥远，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是非常片面的，而其他的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根本没有进入考核范围。
在国外，甚至在中国的香港，他们对大学生录取都是综合的考核。除了要看三年中学的平均成绩之外，还要看是否参加过什么活动，参与过多少义务性的工作以及有没有特长。他们要找学生独特的地方，要的是有个性的人。而国内相反，大学培养的是标准化的人，以某种科学的管理、标准化的名义来培养所谓的人才。大学用标准化的考核让学生进来，然后再按照标准化的程序一个个把他们生产出来。用李零先生的话说，大学成了养鸡场，大学生的体形都差不多，下出来的鸡蛋也都差不多。我发现原来很有想法很有个性的学生大学四年以后反而变得平庸。今天的大学是什么样，明天的社会就是什么样。
《大学周刊》：谈到大学的录取标准，您曾经多次评论我国目前实施的这种研究生选拔制度以及其他考试制度，这些评论曾经在网上引起激烈争论，您现在的观点有所转变吗？
许纪霖：现在的考研制度越来越高考化、应试化，而高考制度更是应试化倾向严重。对这种制度的弊端大家都有共识，而且大家都说要改变这种模式，但是现在是口号喊得震天响，而应试教育反而在强化。
从专业的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特别是对科技创新来说，对这些有极大妨碍的应试制度为什么还会存在呢？我一直都在困惑这个问题。前辈哲学家曾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存在就肯定说明有合理的成分。一个学者不能仅仅对某个问题只有质疑而没有思考。经过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这是因为它同时能解决中国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精英流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人人都希望往上流动。同时今天又是个文凭社会，你要有文凭，特别是名牌学校的文凭，你才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所以千军万马都挤在这里，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往上流动。国外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有很好的选拔机制。我国目前也在朝更好选拔机制方向努力。
《大学周刊》：我国是不是也可能取消高考制度而采取其他选拔方式呢？
许纪霖：这里面有很多前提，一个就是首先不能有腐败。如果教师有腐败、学校有腐败，这个事情就败坏了。在国外这方面是有清律的，它们的大学是有信用的。而现在国内一般的民众不信任大学和大学教授，总觉得这里面肯定会有猫儿腻。这是一重障碍。
第二重障碍就是，如果不通过高考，全部采用面试的成本很高。一个是大学的成本高，因为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面试，作出公正的选择。而对考生来说，他的教育成本也很高。不仅要考试考得好，还要有一定的特长，除了教科书读得好之外，还要博雅，比如各种知识面宽广、有某种兴趣技能，比如弹钢琴、下围棋等。这种选择对谁有利？对富家子弟，对城市的小孩子有利。对谁最不利？就是那些在农村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处于弱势，知道的没有城市的孩子多，家里各方面的资源也很少，更不要说什么钢琴、围棋。考试越简单、越规范，对他们来说就越公平。
所以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制度恰恰又是蕴藏非常合理的机制。也就是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城市和农村差距以及贫富差距这么厉害的社会里面，这套制度至少让底层的精英可以往上流动，起到了某种安全阀的作用。如果这道门也关起来了，后面所付出的社会代价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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