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7年(1868年)2月，前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

　　、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1868年至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现在这本书名为《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虽然张德彝不是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6名教授极不愿看着“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他们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从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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