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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上海参加大学校长论坛的校长――一群最了解中国大学现状的管理者，将矛头对准了部分本科专业的设置。他们有的认为应该取消管理专业，因为“本科生年纪小，连自己都管不好”，有的则认为，“本科层次培养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很难从事相应的工作”，法学专业也不应该在本科设置。
就在此前不久，旅美学者薛涌直言不讳地对法学和管理类专业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专业要求的分数高不说，教育内容近乎垃圾”。
受访者对这些专业的设置同样怀有不满。6月18日开始，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考试频道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2056人参与）显示，管理专业以62.8％的得票率排在“大学本科应被取消的专业”第一位，其后依次有政治（54.0％）、哲学（41.7％）和法律（39.1％）。
调查同时显示，在受访者看来，判断一个专业好坏，最重要的标准有两条：其一是否能学到有用的知识（65.0％）――这里的有用，既指实际的技能，更包括视野的拓展和思维方式的训练；其二是能否找到工作（58.5％）。这意味着，按照这个标准，人们选出的这些应该被取消的本科专业，要么是毕业生不能顺利地找到工作，要么是不能让他们在未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对于既有悖于通识教育又不教职业技能的专业设置，改变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话题――需要讨论的应该是如何改变：是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一刀切取消，还是由高校根据各自定位自行调整？
调查结果显示了人们面对这个问题时的矛盾心态：56.3％的人主张应该由高校自主决定，43.7％的人则认为应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统一调整。
在主张由高校自主决定的人看来，高校有办学自主权，设置专业或者撤销专业，高校应该能“说了算”，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只起着指导性的作用。这既是尊重大学自身权利、维护大学独立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保持办学活力、满足社会人才需求的逻辑前提。
诚如薛涌在其文章中所说，美国大学生选专业也越来越趋向实用，学企业管理类的占了学生人数的24％以上，但是在一些精英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等，最流行的专业依然是历史、政治这些在本次调查中被相当多的人视作应该取消的本科专业。显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依据不同学校的定位，应该有不同的专业设置。社区大学中可以不开设的哲学专业，也许正是顶尖大学中的最强学科；一流高校中鲜有人问津的职业培训，在另外一些学校中可能是最被人们需要的课程。相对于更加远离市场和学生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对此无疑具有更高的敏感度。
主张应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统一调整的人们，对于学校的这种更高的敏感度并不怀疑。受访者提出质疑的是，在现行体制下，就算高校意识到了哪些专业毕业生会“滞销”，它们是否有动力减少这些专业的招生指标，甚至干脆将其取消？
综观时下的大学管理现状，不难发现，在招生、教学、科研等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行政权力的影子无孔不入。在这种体制下，掌握着高校“生杀大权”的是各级行政管理部门，而非教师和学生。
据媒体报道，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建民之所以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关注高校‘教非所用’，增强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建议，就是因为他发现，国内不少公立大学在设置专业、开设课程时，并没有真正调查过人才市场对高校毕业生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实际需求情况，而仅仅是根据大概的、表面的、理论上的了解就草率地作出决定。正如一名网友所评论的，“产出决定投入――如果他的利益不在这里，他凭什么付出？”
事实上，一些高校或高校管理者的利益，可能恰恰在于扩大规模、增设专业，而不是相反。目前，很多大学所追求的专业齐全也许能印证这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指出，取消滞销专业“会减少招生量，损失高校的一些利益。所以有的高校迟迟不动。”
也许正是这一点，尽管没有多少人否认高校比行政管理部门更了解学生和市场，依然有很多人不无矛盾地选择了退而求其次，期望依靠行政权力对一些滞销专业加以调整。而在这种矛盾背后，所显示的是：表面上的专业设置问题，实质上是高校为谁服务、对谁负责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如果高校所做的都是围绕行政管理部门而非服务于学生，无论调整什么专业、无论怎么调整，可能都无助于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无法实现向社会提供各类适用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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