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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虽然海淀教育部门决定对非法打工子弟学校“延缓取缔”，但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依然清醒认识到，打工子弟学校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再，一些学校已经开始酝酿转型，寻找新的出路。海淀区的打工子弟学校也基本是整个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的缩影。
这些在“非法”中生存，在取缔中发展的打工子弟学校究竟是如何产生，壮大？面对取缔风暴，他们又该何去何从？本报记者走访了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创立者，记录下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变迁。
为让孩子上学自办学校
明圆学校校长张歌真来自山东，他回忆，创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想法萌生于1995年。和很多外来的家长一样，他也曾奔走在北京的各个公立小学为孩子寻找入学的机会，然而，高额的赞助费让他一次次失望而归。开价最低的是海淀一所小学，让他给学校购买两台彩电作为赞助费。为了孩子能够上学，他狠下心花了8500元买了两台牡丹彩电“送”给了学校，孩子才入学成功。
从那时起，参与创办过一所民办高中的张歌真就打定主意为更多无力提供赞助费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提供上学机会。和张歌真有类似遭遇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不在少数，石景山刘娘府村红星小学校长郭玉飞也曾想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就读，撇开每学期1800元的借读费不说，孩子在学校受到的歧视让他十分气愤。因为带有口音，孩子在学校几乎被老师忽略，“他个子小还坐最后一排，老师从来不提问他。学生不叫孩子的名字，叫他‘借读生’”。1999年，郭玉飞“一气之下”拿着积蓄开办了红星打工子弟学校，开学当天只有7名孩子，其中还包括他自己的一个孩子。
还有一类创办者是属于有教师职业背景的外来务工者，成立于1994年的行知实验学校就是一名为李素梅的河南省息县民办教师创建的。当年和她一起来北京务工的亲戚和老乡因为交不起借读费，他们的孩子面临失学，在亲戚和老乡的支持下，李素梅和爱人易本耀在一块菜地上建起了一所窝棚打工子弟学校。
发展初期遭遇“非法”身份
在1996年开始的一年多的准备期间，张歌真筹集资金，联系校舍，招聘老师。他曾数次跑到海淀教委申请办学许可证，但得到的答复是“想法很好，但是没有政策，如果办学就是非法办学，将被政府取缔”。不过，开明的海淀教委也并没有完全把话说死，毕竟大量的打工子弟存在一个现实的上学难问题。
在数次和教委申请办学未果后，张歌真最后得到教委的最大支持是“不鼓励，不支持，也不取缔，但出现任何事故你必须担当全责”的答复。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1997年开春，明圆打工子弟学校在圆明园正式成立。
这种“非法”的身份一直持续到2003年，明圆学校获得了北京市第一张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办学许可证。从1994年到今天，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已经从几所发展到两百多所，但能够获得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依然是极少数，“非法办学”一直是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无法跨越的一道障碍。
破旧的平房校舍，四处漏风，没有暖气，简陋的课桌，一个泥泞的小操场，学校周围的平房集中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这是几乎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初期的场景，但低廉的收费让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生源数量急剧增长。
张歌真清楚地记得，1997年学校刚成立时只有53名学生，仅过了一年，学生数量就突破了500人，甚至还有来自丰台和石景山的学生。从1998年开始打工子弟学校数量逐年猛增，遍地开花。小投资者之间开始口耳相传，以老乡为链条纷纷开设低成本的打工子弟学校，这类小投资者开始成为新的创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人群，他们的加入，使得打工子弟学校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期。
周书军来自河南，1992年来北京经商，1999年他在石景山衙门口村创办了科阳希望学校，随后学生数量也是逐年增加，到2004年的时候，他的学校学生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人。张歌真说，在他的印象中，从1998年开始到2000年，朝阳、海淀、大兴、丰台等外来人口聚集的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数量每年都在猛增，无序的增长必然导致竞争的开始。
发展加速让赢利成为可能
多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证实，只要生源达到一定的数量，学校就能够盈利。石景山刘娘府红星小学校长郭玉飞说，简陋的学校只要能招到200名学生以上，基本能够开始盈利。在部分房租较贵的一些地方，可能需要300名甚至更多。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学校的收入全部来自学费，以一年两个学期每个学生交纳700元学费计算，200名学生能交纳14万元的学费。学校的花费有房租每年5万，这是一般打工子弟学校最大的开支；其次是房屋修缮和教职员工工资6万左右；水费、电费加上购买基本的教学设施等费用加起来大概在3万左右，收入和花费基本持平。学生数量越多，学校盈利情况就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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