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首先感到荒谬和气愤的是，众多投考他的学生中，有许多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不错的学生，但他们因为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选，有的因为只差一分而与心爱的专业无缘。优秀的艺术人才、专业人才并非想找就能找到的，他们被排斥于进一步深造的大门之外实在可惜。我们不禁要问：政治、英语的那几分之差真有那么要紧？考查考生的政治水平，书面考试是惟一办法吗？

　　英语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但对某些专业来说，它毕竟是锦上之花而非雪中之炭。就算外语不能不考，但对于专业上确有天分、确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它成了一道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的门槛，总不合情理。如果做不到外语低分也录取，总不至于只差几分就让很有专业天分的人饮恨终生吧？

　　陈丹青感到不合理和荒谬的第二点是，那些充斥了“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词汇的表格和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有什么关系。正如他所深切感受到的，这些年我们的教学和科研中充满了虚假的“科学管理”精神和虚假的繁荣。好像什么事情一经量化就变成了科学，或者就有了科学性。不论哪一个学科，只要能在成果登记表上填写上几项，只要能开上几个鉴定，成立起什么学会或学会之下的一级、二级分会，再开上一两次年会，这个领域就算得上繁荣昌盛。

　　陈丹青看得很准，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看似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个说法对其他学科也适用，我们不能保证学校一定能培养出大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但从大学出来的人必须要有基本科学素养。而现在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与这个方向，与这种精神恰恰背道而驰。

　　陈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可能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斗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事业最大、最深远的悲剧。

　　陈丹青可以“表达愤怒”，但大多数人可能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但谁能说陈丹青就一点风险不冒，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难道这纯属陈丹青个人的私事，我们———特别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能够心安理得地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

　　我在很多会议、饭局上见到过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职务的学者，他们谈到导致陈丹青“愤怒”的种种类似弊端，无不表示深恶痛绝，对问题的分析也可以说是鞭辟入里。但在慷慨激昂之后，他们中间似乎很少有人采取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是照样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们也许不可能像陈丹青那么鲜明地公开批评，但难道不可以多少为改变不合理的东西尽力？至少不要一面批评，一面却又支持和巩固，以致于使人真的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是根本不可动摇的。(文/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