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后门”是中国语言中的一个特有词汇。当然，中国人并不是使用走后门这一词汇的本义，而是使用它的转义。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前门，喻指正规的法定的规则，后门，喻指各种各样的非正规途径，特别是指人情关系。走后门一词以比喻的修辞方式，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社会上一些人不依靠正常的途径，而是依靠人情关系加以处理的办事方式。很明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走后门既是中国当代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的反映，又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段较长的时期以来，中国社会上走后门现象总是屡禁不绝。笔者记得，远在1974年即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了应该制止走后门现象的问题。当时在提倡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内也曾大力反对过共产党员走后门。那时当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远未根绝这种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走后门现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愈演愈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腐败的扩大。

　　中国社会的顽症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内制定了一系列的准则，对这一问题严加制止，但走后门现象一时可能稍有收敛，基本上还是依然故我，未有改观。中国的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反腐败的力度，但似乎效果还不十分明显。近三十年以来，就总体而言，走后门现象日益蔓延，积重难返，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

　　笔者曾著文指出，走后门等腐败现象之所以成为社会顽症，一时难以根治，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深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普通百姓的心理定势（请见拙文《中国社会反腐败的深层次障碍》，刊11月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不过，笔者想在本文中补充说明的是，除此以外，社会制度中的某些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走后门现象的发展趋势。

　　有一个历史现象也许值得注意。自从俄国在1917年推翻了沙皇，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以后，官僚集团的权力急速膨胀，没有多久便在苏联形成了一个官本位体制。到了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上的走后门现象便不断滋生，急剧蔓延。笔者曾经在大学读书期间专门研究过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从当时一些作家的作品来看，有不少是反映社会上走后门现象的。例如，左琴科（M. M. Zoshenko, 1859-1958）的许多短篇小说，都讽刺了包括官僚主义和走后门在内的社会腐败现象。特别是他的幽默小说，读了使人笑过以后，不禁陷入了对当时社会体制的沉重思考。马雅可夫斯基（V. V. Mayakovski, 1893-1930）被称为苏维埃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他写过一篇诗歌，题目译成中文就叫《走后门》。诗中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和中国社会中的现象简直毫无二致。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和生活的真实。苏联社会上一度流行走后门，应该说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社会体制的必然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通过走后门为社会服务

　　不过，对于走后门现象也不能一概而论，并非所有的走后门都会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中，也有不少人通过走后门来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例如，笔者认识一位居民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位小得不能再小、小得不能算官的“官”。她所管辖的社区内，有不少工人下岗失业，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困难。这位芝麻绿豆小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便利用她的一切关系，包括私人的人情关系，千方百计地向公司及其他用人单位推荐这些下岗失业工人，让他们重新就业。这样的走后门，确确实实解决了百姓的实际问题。在这里，走后门现象却具有了正面的意义。

　　事实上，在中国，不要说一般的百姓群众，即使是社会上层的精英，基于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考虑，有时也不得不利用走后门来办事。甚至是某些国家的重大决策，也是走后门的结果。例如，中国著名的“863”计划，是一个有关国家高科技发展的战略性规划，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脉，最早是由以王大珩为代表的一批老科学家提出来的。这些老科学家本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满腔热爱，出于对人民和社会的历史责任感，给当时主管全国工作的最高领导邓小平写信建言。为了使这份重要的信件尽快送到邓小平手上，他们不得不利用了各种私人关系，终于使邓小平及时地看到了他们的建议，并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显然，如果不走这个后门，至少在时效上就会对国家的战略决策造成影响。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社会上绝不罕见。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走后门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撇开结果不谈，仅就程序来说，走后门无论如何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走后门只能是社会的变态，而不应该成为社会的常态；走后门现象之所以流行，正是说明了程序制度的缺失。而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程序比结果更为重要，因为只有程序的正确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而要保证程序的正确，就必须要依法办事。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一个畅通而高效的办事机制，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制度建设的基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