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著名画家、清华大学的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不能容忍招收研究生英语、政治“考分为王”，不能容忍“学术行政化”，愤然辞职，此事引起轩然大波。

　　与很多人一样，笔者深感陈教授的眼光锐利，看到了他所浸润其中的“教育体制”的诸多弊病和顽疾，也非常钦佩与其艺术家气质相称的纯粹的人格，毕竟，在文化知识圈子里，这样纯粹的、自由率真的“活人”真的不多见了。另一方面，笔者想追问，在这件事上，陈教授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对于现行教育体制，陈教授的愤懑乃至怒火中烧，到最后无奈辞职，正如他所说，的确令人深感不满：导师招收研究生的自主权不能得到充分贯彻；在教学科研评估方面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传统无法割除；假借科学管理名义的官僚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伪改革”大行其道；动听的“全面选拔人才”口号之下广泛存在的对人才选拔的片面性要求无法僭越（看看被外语、政治科考试关卡拒之门外的天才的遭遇吧）；如此等等，哪一个问题不是“兹事体大”？想想当年，英语考试零分的陈教授本人，尚可以凭借专业高分而迈进理想的高等学府，为什么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陈教授当年的幸运就永远成为了一种不能重复的“绝对偶然”了呢？我们的教育招生体制中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的“科学的”改革，是不是应该认真地反思？

　　在高校以及其他主要依靠纵向研究经费划拨生存的科研单位中，谁没有陈教授的感同身受？中国科研工作者中太多教学科研评估中的“科学量化强迫”之下的弱势群体，一些颇有创新能力，并广为学生喜爱、学界认同的学者，因为无法在填表时满足SSCI（社会科学文献索引）的硬性要求（要看篇数）而一直被边缘化，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想想周国平“我还不是博导”的慨叹，想想鲁迅如果活着肯定做不上教授的那种残酷，再想想孔子“述而不作”的充分学术自由，还真的无法想象，我们的教育改革就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了，无须调整了。

　　陈教授的拂袖而去，无论是对清华大学，对我们的艺术教育，还是对想报考陈教授的研究生的有志青年，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陈教授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选择了离开这一体制而表示抗议（虽然他本人声言不是为了宣泄对诸多相关人士及部门的不满），但是，如果留在这一体制内，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利用有效的渠道，比如说借助媒体的力量，让大家都认真地听听他的肺腑之言，或许对改变现状更为有利？

　　即便离开了，陈教授仍然可以做些事，比如自己办学吧，他带出来的没有学位的弟子，不见得就比有学位的博士、硕士们更难有出息。

　　或许，终有一天，我们的体制，已经可以有陈教授注重的“爱好学术自由，并尊重人文社会艺术科学规律”的教育、招生自主权存在的空间，我们善意并耐心地期待着吧！（作者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