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的作品，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的邱正伦副教授在这篇《“走红”的代价》(<美术观察>2006年第5期和“美术同盟”网)文章中是这样评价的：
　　打一个比喻来说，由于他们在西方艺术的文化策略中，分得了一杯羹，甚至是丰盛的大餐，上面摆满了名目繁多的西方馅饼。馅饼里肯定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内涵，而是西方人的策略，说的更严重些是西方人的文化阴谋、文化策动。在大笔美元、欧元、英镑等货币策略面前，一些所谓走红的中国艺术家，不顾自己的中国身份，更不顾国家民族的文化利益，心甘情愿地被收买，在那里出卖中国本土艺术家的文化良知，一切都用西方的艺术价值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成败得失。我们从他们的眼睛中再也很难看到中国本土的文化风景和文化姿态。有的艺术家面对西方国家的文化策略，不仅缺乏应有的文化警觉性，甚至主动投怀送宝，心甘情愿地成为西方艺术的文化注释。

　　从邱正伦的言辞里可以窥见无知成为他批评的原始动力，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虽然这种勇气是很多人都缺乏的，但恰恰草莽英雄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之所以说邱正伦副教授的判断缺乏根据，是因为先产生出作品再产生出对该作品的判断，为了迎合西方才产生这种创作的可能性并不是绝对没有，但如果有的话它必定是建立在能够确定西方所认可的好的标准是什么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根本不知道标准是什么就可以开始的。邱正伦的言辞里透露的是嫉妒，是权力意识。可惜高度集权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从邱正伦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政治曾经多么残酷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意识，足以反证王广义的作品具有它的文化根源；从邱正伦身上也可以看出集体意识——中国文化中“家”的概念在张晓刚作品种的显现；从邱正伦的“痞”和“无赖”还可以反证方力均作品所反映的现实，这难道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风景吗？

　　我回顾一下中国当代艺术史，1989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几乎穷尽了近百年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思想之后，危机也随即产生。无论是弗洛伊德和尼采，还是萨特和加缪，都不能再给艺术提供遮风蔽雨之处，人们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正是在这种精神背景之下，才使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成为八十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谢幕礼。“后89”现象在《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已经初露端倪，作为“政治波普”的先导，八十年代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王广义展出了他的《毛泽东》。新一代画家，即“玩世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刘晓东、方力钧、宋永红展出了他们的早期作品。所有敏感的艺术家几乎都能面对一个共同的生存难题，即在生存的现实中，已往各种文化价值模式的意义在他们心中失落，但统治他们生存环境的强大意义体系并不因为这种失落而有所改变。在对待这个难题上，“玩世写实主义”的画家们与前两代艺术家们发生了根本的差异，他们既不相信占统治地位的意义体系，也不相信以对抗的形式建构新的意义的虚幻般的努力，而是更真实地面对自身的无可奈何。拯救只能是自我拯救。1989年以后，“85新潮”的一些代表人物，纷纷放弃形而上的姿态，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波普”的道路，而其中大多数是以幽默的方式去解构对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对象和政治事件，所以，称其为“政治波普”。这又是一个趋同性很强的现象，如果与“玩世写实主义”关注的无聊感进行比较，两者实际上是当下中国文化中的孪生兄弟。它们都关注消解某种意义体系，也都关注现实。“玩世写实主义”关注自身无意义的现实，而“政治波普”却直接把握被消解的那种意义的现实。两者都采取幽默的方式，“玩世写实主义”更泼皮；“政治波普”依然有浓厚的使命感。从这段历史中可以让我们看出他们的作品是生存体验的反应而不是动笔之处就在想如何迎合西方，如何“出卖中国本土艺术家的文化良知”。而且我认为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控制自己，而不能控制别人，西方人要误读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艺术家又有什么办法呢，误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避免，为了避免误读，艺术家就要拒绝所有的西方的邀请，那不是成为了“闭关锁国”了吗？或者为了更彻底地避免误读，让所有的艺术家转行？我们在认识到他们的创作动机的同时还应认识到他们对中国整个当代艺术的重要性。他们是当时最前卫的艺术家，他们结束了东方对西方大而无当的哲学问题的关注，通过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反应，趋近了中国式的语言方式，而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一种样式的萌芽，这是中国当代艺术走上自己道路的标志之一。所以我对那些说王广义、张晓刚和方力钧卖国、作品毫无价值的观点是不同意的。

　　但是王广义、张晓刚和方力钧在89时是前卫的，但到了2006年就彻底失去了前卫性，关键不是“他们不顾自己的中国身份，更不顾国家民族的文化利益，心甘情愿地被收买，在那里出卖中国本土艺术家的文化良知，一切都用西方的艺术价值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成败得失。”因为我们管不了别人怎么说，怎么想。关键是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现在沦为画贩子，成为了绘画加工作坊主。他们为了维持现有的作品市场价，10年如一日的保持原画风不变，雇佣毕业的大学生为他们加工制作。他们对当代的问题毫不关心，放弃了对社会和文化的批判，名誉和金钱围绕着他们，他们听着阿谀奉承的声音、过着安逸的生活。他们的作风影响了新一代的架上创作者们。王广义、张晓刚和方力钧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放弃以前所有的荣耀，回到当代的生活来。不要握着已有的东西不放手，有的时候只有失才能得到最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