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006年5月，几十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艺术教育家、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家——众多以往几乎不可能在某个现场同时出现的、中国当代艺术利益格局的不同代言人，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与心愿，齐聚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延河水旁。
透过他们参与的“长征计划——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以及艺术家们在延安现场的创作，是否可以窥见中国当代艺术未来十年，甚至更长远时间里的某些路向？
“64分钟，是由北京飞到延安的时间；64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时代的变化，完全可以用度量把它测算出来:一分钟就是一年，原来我们离思想的源泉，也可以很近！”2006年5月23日上午，来到了延安的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在“长征计划——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上大发感慨。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边上，坐着中国美院院长许江，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中央美院吕胜中、隋建国、刘小东，华南师大皮道坚，广州美院李公明，上海师大刘大鸿，上海戏剧学院刘永华、台湾东海大学倪再沁。
还有国际最当红的华人艺术家、刚刚在泉州用火药爆炸创作壁画“同文、同种、同根生”作品的蔡国强，以及国际著名策展人、尤伦斯基金主任费大为也来了。
还有卢杰、郑圣天、王明贤、王南溟、邱志杰、张培力、舒勇、朱发东、陈少锋、王书刚……
2006年5月的延安，汇集了40多位最能掌控中国当代艺术命脉的教育家，策展人，以及在中国当下语境中最为活跃的批评家以及艺术家们。
中国艺术的现状和认识，何为当代艺术教育，如何展开当代艺术教育，是此次会议为与会者设定的三个宏观议题。来到了延安的当代艺术家们，还将在宝塔山下，延河水旁，现场实施自己的当代艺术作品。
1政治经济群众路线
当代艺术，如何登上宝塔山？
5月18日晚8点，刚刚抵达延安，来自广州的艺术家舒勇就摸黑登上了宝塔山。按照以往习惯了的大场面，他预想着在座谈会开始的21日下午，能有几百人和他一路把泡泡吹上宝塔山，在有着革命象征的宝塔前，完成自己又一个泡泡系列作品。
提前抵达的“长征计划”发起人，此次延安行总策划卢杰告诉舒勇，参加长征计划的200多位艺术家中，有60多位都想在宝塔山上进行创作，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件实施。原因是时间紧迫，经费紧张，大量的难题，都需要艺术家们自己去面对与解决。
绝大多数的艺术家和舒勇一样，都是第一次到达延安。像朱发东、王书刚，这两位来自北京的艺术家，在抵达延安的当天，他们就去到了当地的劳务市场上去，因为他们的创作，都需要有人力协助达成。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他们以每人每天60块钱的价格，各自预约了十来位农民工。
三天不到的时间，几百人的组织、费用，还有能否上宝塔山，以及门票费用怎么解决？19日上午7点刚过，当舒勇心中还画满问号，第二次攀登宝塔山时，刚爬到半山停车场的门口，却被工作人员客气地拦住了，说没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就得要门票。原来宝塔山只有在早上7点前，晚上8点后是免费的。
被卢杰称作是“群众运动专家”的舒勇，在回宾馆的路上，被宝塔桥头广场上自发的秧歌队给吸引住了。两天之后，21日下午5时，一支近两百名红装艳服，手拿纸伞的“延安延河秧歌艺术团”，就紧紧跟随在一辆缓缓前行的装载锣鼓队的汽车后边，唢呐声声，锣鼓喧天，由桥头广场开始，向宝塔山开始了盛大的游行。车顶上，手持泡泡的舒勇盘腿而坐，两旁是两百多名中学生，与他一道吹着五彩斑斓的泡泡。那天恰巧是星期天，许多延安百姓都自发跟随在了队伍的后面，仿佛过节一样。
半小时前还因为两位中央领导人到来而戒严的宝塔山，此时却对这支庞大的队伍，免费畅开了山门。此前的下午3点，天空中还下着大雨，但在舒勇创作开始前雨过天晴，宝塔山上空天蓝云白。
舒勇的“延安5月23日”作品，究竟是如何走上宝塔山的呢？原来坚信“艺术是智慧的生存方式”的他，只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就通过群众路线，再通过学校，然后是政府主管部门，竟然顺利达成了预期目的:秧歌队、学生，还有上宝塔山，都是免费的。
2当下VS延安艺术家VS作品
当代艺术，让谁先走？
花了几百块钱雇助手的王书刚，这位以装置艺术著称的艺术家在22日上午完成了创作。他对记者说，自己的作品只成功了20％。他的作品“二万五千零八里”——为长征增加多8里路。因为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红灯照宝塔的计划落空了。他带来的红色宝塔，被陈列在了崭新的延安大学所保留的一窟旧窑洞里，边上摆放着艺术和革命的书籍。
以“此人出售”闻名的朱发东，这次将作品发表在了会议开幕的第一天上午。早上8点多钟，在住地抗大宾馆门口，一袭蓝色，头戴军帽，身着军装，左胸印有名字拼音的朱发东，就对着与他着装相仿的雇来的11位农民工进行训话。
比与会代表还要早，朱发东就和他的临时跟班们，分两列，半侧身朝外，整整齐齐地站在了会议室的门口，一声不发，好似是电影里的黑社会排场一样。有人进入会场，站在左侧排头的朱发东就大手一挥，两边的队伍就发出整齐的，带有延安当地口音的口号；“让朱发东同志先走！”手臂一落，口号便停。
“但是这次会议，我觉得对艺术家的重视，要多于艺术家的作品。”王书刚说。因为会议安排太满，与会的学者、批评家在会议室高谈当代艺术教育的时候，却没有人能够分身到延安各个现场，观摩不同艺术家的现场创作。艺术家这几天的交流，更多地变成了艺术家私人间的对话，失却了即时获取更大的当下生效的相互批评和相互修正的机会。
正如费大为看到了舒勇创作的图片——这是众多当代艺术创作后能够呈现给批评家、公众观瞻的艺术凭证——后说，其实他对舒勇作品创作实施的过程更感兴趣，他觉得过程或许会比图片来得精彩，也或许会更有意思。
此次在延安的一些艺术家，包括王书刚在内，大都把自己的作品放到了长征、延安语境中。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如果脱离了长征，离开了延安的符号，回到当下的社会常态，效果可能就会大大减弱。
比如来自四川成都的李放，将他2002年参加长征计划以来拍摄的所有的参与者的照片，混入了60、70年前那些真正用脚丈量过长征路线的人物，一起喷出来，悬挂在了延安大学一孔专门为此次长征计划用来展示作品的旧窑洞里。
艺术家肖雄的影像、装置作品“打虎”，直接脱胎于延安时期的一幅老照片:一群战士抬着一头被打死的老虎，下边写着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言。他从北京做了一只威猛的铁老虎，运到延安，然后在一个山头上，让几位手持长棍的着绿色军装的学生，将铁老虎打瘪。过程剪成了近两分钟的DV，在窑洞里反复播放，瘪了的铁老虎，就被摆放在了屏幕前。
3拿苹果电脑画人体？
进入体制的当代艺术
48岁的蔡国强是此次延安会议的发起人。上个世纪80、90年代，他在日本呆了8年，并且在那里名满天下。后来他移居美国，当时日本国会还专门开会反思，为什么自身的艺术机制留不下像他这样的艺术家。
“现在国内艺术市场很热，各地准备盖的美术馆就有上千家。看起来状况非常好，但也难免有一些担忧。最根本的就是艺术创造力的问题，还有史论和艺术市场本身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和整理。卢杰请我做延安计划，我曾经想让几近干涸的延河水重新涌流起来——但这是既花钱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于是我想发起一个对国内艺术家和艺术生态都有意义的艺术教育座谈会。”蔡国强说。
中国当代艺术由地下走到地上，并且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在这两年尤为突出。文化部对外交流中心主任吕军提到，2004年他们组织16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到巴黎展出。这是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第一次群体出现在西方的艺术殿堂里。这个里程碑式的展览展出了3个月，买票参观的人数超过了10万。这个在欧洲非常轰动的展览，却引起了国内一些文化学者的强烈反应，他们甚至写信到文化部抗议。不过，中国当代艺术就像“修马路一样，一点点在延续一条新的小路，逐渐变大”。
郑圣天、皮道坚，两位年龄相差不大的美术教育老前辈，回顾了中国美术教育的整体历史。皮道坚认为:“当代艺术很长一段时间在地下，现在慢慢浮出水面，并且有可能进入体制。但是进入到体制以后怎么样，还会有一些问题。怎么样面对这些新的问题，这就得对当代艺术，以及当代艺术教育进行研究。”
其实这种可能已经变成现实——当代艺术正在进入院校教育体制。高考扩招让美术院系规模急剧扩张，加上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收藏市场上走红，许多院校纷纷在传统的国、版、油、雕以外，成立了诸如“新媒体”、“综合艺术”等系，一些当红的偶像级当代艺术家，也纷纷被各院校收编，成了历来被视为保守与传统的学院利益格局中的一员。像此次参会的邱志杰、张培力，就重新回到了中国美院，开办起了当代艺术课程。
中国美院院长许江也被视作是思想开放。在他主持下，中国美院打破了传统的以画种来分系科的做法，在1998年初提出综合艺术的实施方案；2003年成立综合艺术系，下边有3个工作室:综合绘画、材料、总体艺术。
因为全新，所以包括培养目标、以及评判标准，都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重心。2003年起在中国美院创办新媒体系的张培力说:“一些院校也建立了新媒体专业。但我知道他们是拿苹果电脑在画人体，或者在画花卉写生，这也叫新媒体。”可惜的是，或许是因为太新，也或许是因为铺展不够，对于进入学院体系的当代艺术的探讨，还来不及进入更深的技术层面的探讨。
前些时候，刚刚出任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工作室主任的吕胜中，在欧洲碰到了一位德国教授，问怎样评判学生的作品好还是不好。当时吕胜中开玩笑说，把它扔到大马路上看有没有人捡。那位德国教授说，要按这个标准，西方很多美术馆的作品，扔到大马路上都成了没人捡的“垃圾”。
4自由个性体制内外
当代艺术教育的出路？
当代艺术教育中如何对待学生的个性、自由？吕胜中却主张家长式的教育，“不要谈个性”，因为教学和自由艺术创造有所不同，学生更需要学习的是方法。上海师大美术学院教授刘大鸿似乎做得更绝，他从1992年开始创立的双百工作室，对学生强调绝对的共性与集体意识，因为“教室里的电视、电灯、空调没有人管，学生没有一点责任感”，所以“要命题不要自由，要社会不要人体，要共性不要个性，要集体不要个人”。他这些年一直通过共性的合力，创作了上海市领导都来参观的诸如“新上海百多图”、“新天地百多图”等作品。
蔡国强则认为，现行的艺术教育应当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和个性。他讲了自己亲历的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受联合国委托，到巴西一个警力薄弱的城市，给一些犯了事，但又不足以被抓进监狱的未成年孩子上课。那些孩子开始以为他会教美术。没想到，蔡国强给他们出的题居然是:每个人都做一门能打的大炮。以前才用小刀，就被警察打得要命的小孩们，立马被吓坏了！
在让孩子与警察进行沟通，明白此前双方的敌对不是因为自身，而是更多来自社会机制本身后，蔡国强让孩子们接受了军训。然后让他们画大炮的设计图，带他们去买材料——有的人买铁管、买车轮，开始表现出了创意。最后举行了一个仪式，那些孩子做出来的大炮，都像礼炮一样。孩子们上了巴西全国新闻，大炮也被美术馆收藏。
后来在纽约，蔡国强还看到了受联合国邀请前来表演武打的那些孩子，便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块手表。再后来，听说这些孩子口袋里面还带着他的照片。“所以说，小孩已经很有个性，很自由了。应当尊重孩子们的个性与自由。”
早在2002年，蔡国强为其母校上海戏剧学院提交了一份《现代艺术硕士生教育课程》，这次也提供给与会学者及艺术家参阅。在这份蔡国强视作是“以最大的格局来把握当代艺术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课程中，他强调两点:一、让学生有挖掘自我文化和潜在的能力、个性和特点的机会。无论生活环境、背景，或者是生理上的年龄，以及时空如何变化，都能不断把握，挖掘自己在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二、学生应当具备强烈的自我批评精神。不管走到哪个国家，都具备较高的集中力和创造力，既可以批判别人，也可以反省和批判自己。蔡国强还提醒大家，当代艺术教育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历史，尤其在刚开始起步的中国，一下子就总结出一个教育体制，会非常危险，因为很容易又形成了新的保守和教条。
5月22日中午，正在香港的陈丹青，也透过手机接通延安座谈会现场，对现行美术教育体制弊端发表了即时讲话。没能前来延安的北大教授朱青生，四川美院教授高名潞，都传来了书面发言。朱青生认为，要想办成一流的当代艺术教育，必须做到三点:以现代艺术为基础理念；以新技术、新门类、新媒体为教学主导专业；以现代管理制度为组织形式。
长期呆在美国的高名潞，在书面发言里提出了私立学院、同仁办学。来自台湾东海大学的倪再沁教授，也说到了台湾李仲生的经验——这位独立于台湾学院体制外的老艺术家，在咖啡馆里面教书，没有学分，也没有学位授予，但是他一个人教出来的学生，足以超过一所师范大学美术系50年教出来的学生。教育改革研究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也出席了这次座谈会。他对包括美术院校教育在内的功利化、产业化表达了充分的忧虑。他提到了当年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论——来自生活的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为改善生活而教育，并且寄望当代艺术，能够重新建立起艺术和生活的联系。他认为，“教育改革的希望，主要集中在体制外”，希望有远见有魄力的民办学校，能够为一些艺术家设立独立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