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中国“后殖民当代艺术”(简称“后殖民艺术”)的批评已经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热点(尤其针对海外华人“后殖民艺术”)。具有广泛影响的非官方艺术网站《美术同盟》、《东方视觉艺术》、《中国美术批评网》等以及体制内(官方)艺术杂志《美术》、《美术观察》、《艺术评论》等媒体都有“深度”介入，特别是《美术观察》2006年第5期“热点述评”栏目发表了一组旨在讨论“看不见的战线——一些中国艺术家为何走红西方艺坛”的有关“后殖民艺术”批评(简称“后殖民批评”)的文章，拙文《后殖民东方学的新进展——再谈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及其它》也位列其中【1】。由于我的文章也在批评和否定“后殖民艺术”，有可能使人误以为我与“体制内艺术批评家”(这里的“体制内”是指“体制内文化价值取向”，非指“体制内就职”)一样反对整个“当代艺术”。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着重阐明我的“后殖民批评”与体制内艺术批评界的钱海源、邱正伦、刘星、李永林、河清、周小瓯、王仲、陈履生、廖少华之流的“后殖民批评”的根本区别——即我的“后殖民批评”是文化普遍主义的艺术批评，而体制内“后殖民批评”是文化国族主义(统指狭隘、极端甚至变态的东方、国家、民族、本土乃至部落主义)的艺术批评。

　　我的“后殖民批评”是站在当代自由主义立场上，通过对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艺术作品进行艺术语言、语境、观念及创作方法论等艺术本体因素的科学理性分析(批评方法)，阐明“后殖民艺术”的方法论缺陷以及观念(意义)缺席(批评结果)，旨在否定“后殖民艺术”(非指整个当代艺术)的同时，推崇和建构具有严谨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特定艺术观念的、针对当下社会具体文化问题的“批评性艺术”【2】(批评目的、导向)。所以，我的“后殖民批评”是在艺术本体批评话语中强调当代艺术的社会性、科学性、问题针对性和观念性(意义)。我批评“后殖民艺术”是“用一种表面的传统或当代的中国文化符号或中国文化性(比如禅宗等)做出的毫无文化超越性(批判性)的中国标签式的“中国牌”作品，实际上是直到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普遍现象”【3】；“总是在一种虚假的东西方文化对话中搁置或漠视东方文化的本土性问题，以换汤不换药的所谓的‘东方神韵’、‘东方哲理’、‘东方智慧’和‘东方气派’等冒充东方文化的‘现代性’”【4】；“以一种表面的、扭曲的‘中国性’搁置或拒绝对中国文化现实和历史问题的反思，正好满足了西方当代对中国文化‘妖魔化’的殖民期待，以至于这种表面的、扭曲的‘中国性’成为了艺术家获得在西方艺术界的‘后殖民’语境中‘生效’的身份，致使这种满足成为中国艺术家在西方文化强大逻辑控制下的自觉不自觉的选择”【5】；“作品都采用典型的中国符号，但作品的艺术语境(由艺术符号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问题语境没有真正的内在联系，我们从其作品中看不到与作品艺术语境深刻关联的中国当代具体社会问题”【6】；“只是在‘中国符号’的把玩中让人回味一下‘中国风情’以及‘东方神秘主义’、‘东方蒙昧主义’和‘东方野蛮主义’想象”【7】；在远离中国本土具体问题情景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雅玩”和“眷恋”中“与我们的主流文化相互‘调情’与‘媾和’并成为‘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在对传统文化的‘解剖’和‘抗拒’中‘绝情’和‘背叛’于我们的主流文化”【8】；它们的艺术观念和方法论还停留在杜尚和博依斯阶段(甚至还在杜尚之前)，还不能真正地实现社会(科)学转型，缺乏对中国问题的痛苦体验，根本无法找到真正的中国问题及其文化学根源【9】。显然，我的“后殖民批评”不仅在批判和否定那种雅玩、酷玩和眷恋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蒙昧、野蛮文化)的“后殖民艺术”，更在倡导一种在具体的社会(文化)问题语境中进入文化的历史主义批判的当代艺术——批评性艺术。这种文化历史主义批判是一种“跨文化超越”，它要超越东方文化自身的局限，在一种文化的根性上去做社会(文化)问题的“现代批判”。可以说在这种文化现代性期待中的文化历史主义批判中，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在走向衰落。这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现代文化诉求，它导向的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批判，并在这种自我批判中走向自由、民主、开放、博爱、尊严……的文化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否定和超越了东西方文化属性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文化都需要的新的文化属性)；而不是导向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再肯定”，这种“再肯定”只会使我们在旧文化的牢笼中自我陶醉，以至于我们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因此，在当代文化情境中，不仅那些有着深刻局限性(不利于文化的现代转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性质(包括所谓的“东方神韵”、“东方哲理”、“东方智慧”和“东方气派”等等)都是我的“后殖民批评”所要怀疑、批判、否定而不是欣赏、崇拜和肯定的对象；而且我的“后殖民批评”也将矛头指向了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国族主义指引下的一切非现代性的文化实践。所以我的“后殖民批评”实际上是有着普遍主义文化现代性诉求的当代文化否定主义，它和体制内“后殖民批评”有着本质区别。

　　体制内“后殖民批评”是站在功利主义(包括党派、国家、个人功利主义，常常与专制主义互为表里)的立场上，通过别开作品的具体艺术语境(与某种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关联)，对艺术作品之外的艺术社会因素(包括艺术动机、人品、道德、人事关系甚至身体、心理等等)进行无边的想象(感觉、联想、类比、猜测等)(批评方法)，似是而非地断定“后殖民艺术”的政治、经济、道德等因素(批评结果)，旨在否定整个当代艺术(不仅是“后殖民艺术”)的同时，进一步肯定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歌颂性艺术”和传统艺术(批评目的、导向)。所以，体制内“后殖民批评”总是在意识形态批评话语和道德批评话语中强调当代艺术的中国性、中国身份、民族性、民族身份、审美性、文化本质、文化传统(精神)、民族精神、东方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二为”方向、中国文化立场、中国文化记忆、文化战略、文化差异、多元主义、多边主义、相对主义、历史性、地域性、土生土长性、中国本土文化价值、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本土文化安全、文化警觉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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