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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既然这么多的说法一个个都站不住脚，那么当年“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也就是秦俑定性、定名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陈景元听到这样的提问，心情变得非常沉重。隔了一会，却又显得非常激动，他忿然地告诉来访记者：1974年，是一个政治畸形、政坛诡秘的特殊年代，这时候的政治，是压倒一切、高于一切的。秦俑刚一露头，就被卷进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漩涡中去了。他说：去年在《石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四人帮”干预秦陵兵马俑考古内情揭秘》的文章，里面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先生，1974年回临潼探亲之前，有位叫王永安的先生，赠他一首送别诗，诗中道：“当年孔丘不到秦。碍是法家剑光明；君今西行临潼去，纵横剖析始皇坟。论昔终极为颂今，映红骊山新女神；凭那朔风阵阵起，莫锁华清水一盆。”
人们可以看到，蔺安稳先生那次回临潼，是负有一种特殊政治使命的，因而也是有备而去的。使命是什么？使命是“纵横剖析始皇坟”；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一个“终极”的目标，找到一种“论昔”而“颂今”的材料；意义是什么？意义在于围绕一个水出华清的“新女神”，去顶住阵阵的“朔风”。对这个重大的政治使命，蔺先生是必须坚决服从、坚决执行的。至于前行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更深层次的谜团，外人是无法知晓的。蔺先先在临潼县博物馆赵康民先生那里，果然见到几尊真人大小的陶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蔺先生的《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土俑》的报告就写好了。用这十三个字，一下子就将秦俑定性、定名的所有问题，都敲定下来了：名称----武士陶；时代----秦代；出土地点----秦始皇陵。这就是所谓“秦始皇陵武士俑”或者“秦始皇陵兵马俑”定性的真正源头。
陈先生认为：蔺安稳先生自己就是临潼县人，西杨村在不在秦始皇陵的范围之内，他应该比谁都清楚，明明不是在秦始皇陵内出土的陶俑，一口咬定是在秦始皇陵内出土的，这难道还不是一种有意的新闻“作假”行为？明明是一堆由无数块碎片拼成的陶俑，凭什么一眼就能认定它就是秦代之物？秦代在历史上，只存续了十几年时间，根据什么仪器和方法，测出它既不属于秦国，又不属于汉代的文物？原秦俑考古队队长王学理先生，在他《轻车锐骑带甲兵》一书中，说得非常明白：“蔺安稳所做的定性描述，……这是在既没有权威人士肯定，也没有考古学家确认的情况下做出的，可以说是先于考古定名的‘独步’。”所谓“先于考古学家定名的独步”，就是说蔺先生所作的秦俑定性，与考古学家无关，与学术界的权威人士无关，这仅是由蔺先生自己做出的一种非专业的定性描述。
王永安先生看到蔺安稳写的“内参”稿子，感到非常满意，亲笔在导语中加上一句话：“这批武士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王永安先生，能给“内参”修改、定稿，说明他是蔺安稳的顶头上司，从原先的“送行诗”直到“内参”的形成，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都有王永安先生存在的影子，表明秦俑的定性与王永安先生之间，有着一种很不寻常的关系。材料送交姚文元审查，姚不敢怠慢、拖延，马上提笔签上“可发”两字。就这样，“内参”直接送到中央最高领导层。然而，这时毛泽东的眼疾严重，正等待唐由之大夫做白内障手术，此时的周恩来，身患癌症已住进医院，蔺先生的“报告”，当然就落到刚从小荆庄批周现场回来的江青手中。据姚文元所著的“回忆录”可知，这时的江青，已经被毛内定为未来的“党主席”。
江青一伙人，本来就绞尽脑汁、四处收集儒法斗争的资料，以便为其政治阴谋服务。当她蓦然地见到了“秦俑”的报告，自然是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立即拿起电话责成姚文元，让他通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采取一切紧急措施。面对着这种火急火撩的势态，李先念很快做出如下批示：“江青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未来党主席的话，谁敢不听、谁敢不从。国家文物局当然将它作为一项特别的政治任务去对待，接到批示的陕西省委，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组织了一支秦俑考古队，于1974年7月15日，进驻秦始皇陵东侧两公里左右的西杨村。在1975年7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就正式向国内外发布了“秦代陶俑坑”的消息。随即又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秦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简报”。
陈先生告诉记者，这就是有关秦俑“定性、定名”的真实情况，这一系列材料，充分地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当年所谓中央对秦俑定性的认定，主要就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人，对于秦俑的认定。如果说秦俑定性是一个历史冤案，那么这个冤案，则是由“四人帮”一手策划而成的，一些人至今仍然坚持“秦俑是中央认定，任何人不能否定”的观点，实在是很不合时宜的。二是，秦俑考古队1974年7月15日，才开进考古现场，而秦俑属于“秦代”，属于“秦始皇陵”的考古定性结论，早就在6月28日的“内参”上提出、并且得到了江青的认可。从考古规程来说，这是“先定性、后发掘”，“不论证、就定性”的违规现象。由此可见：当年的秦俑定性，没有任何学术成份，没有任何学术含义。可以说，当年的秦俑定性，欠下了一笔令人吃惊的“学术之债”。
既然当年“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与考古学家无关，与学术界无关，说明这不是一种“学术定性”，而是一种屈从于政治需要的“政治定性”。以“政治定性”的手段，形成的考古结论，是不能与“学术定性”同日而语的。很显然，由于政治力量、政治因素的强行介入，秦俑一开始就失去了自己的学术本性，而与学术无关的这种定性，自然也就不会被真正的学术界、考古界所接受。去年《三联》出版的一本《秦兵马俑》的书中，就谈到1974年7月7日这一天，到西安传达中央文件的国家文物局领导，和一大批考古界的专家到西杨村考察时，当场就提出质疑：“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大家都认为，有关陶俑的时代、属主等问题，还不敢做出肯定的断语。这就充分说明，他们对已经下达的“秦代武士俑”的定性结论，是持保留、甚至否定意见的！
考古学们有保留、否定的意见，那是无济于事的。在那个年代，政治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服从，任何逆反的心态，都要被视为政治的“异端”。在那“轰轰烈烈”的一片颂秦的声浪中，考古界许多先生，不得不以沉默而待之，即使有人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外界也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信息。“秦始皇兵马俑”的消息向世人公布之后，参观的人群向潮水般地涌向西杨村，与此同时“距秦始皇陵这么远，秦俑为什么是秦始皇陪葬品”的问题，又源源不断地向考古学家提了出来。这中间，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秦俑考古队队长袁仲一先生了。国内外宾客们要提问，总不能老是不回答，于是就拿出“三百丈”之类的说法，去填补当年遗留下来的“学术真空”，去还当年“政治定性”时欠下的一大笔“学术之债”，可惜的是，所有的这些尝试，竟然都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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