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历来喜欢追究“我们从哪来？我们往哪去？我们是谁？”这类穷根究底的问题。古希伯来人和古希腊智者都爱发这三个追问，尤其问“我们是谁？”希伯来人的圣经解释是“我们是上帝的造物”，而古希腊人则将智者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镌刻在神庙大门之上。

　　整个一部西方文化史，一直萦回纠缠着“我们是谁？”的声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让欧洲人看到天涯地角竟然有印地安人那样的“人类”“他者”，回头问自己“我们是谁？”首先由屠杀了几千万印地安人的欧洲人的刀枪作了回答：我们是强者。后来又有赞美殖民主义、信仰“进步”的“启蒙”学者，如法国人孔多尔塞作了回答：我们是“先进”的人类种族，负有教化你们、启蒙你们、带领你们走向“人类进步”的使命。(1)后来又有搞科学实证的达尔文，出来说“我们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一度弄得“文明”体面的欧洲人好没面子。但马上又有个叫斯宾塞的英国人宣称：人类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完全一样，都取决于“自然选择”(中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西方人还是傲然睥睨全人类：我们是最“先进”、“现代”(2)的人类种族。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殖民帝国的崩溃，欧洲人的欧洲种族中心论发生了动摇。象法国文化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那样的学者不断质疑欧洲种族(文化)中心论，于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悄然兴起。欧洲人尽管仍自认优越，但不再那么明目张胆地要把西方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如今，只有以世界主义或普世主义立国的美国人，(3)公然主张要把诸如“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普施于全世界。

　　对于美国这种“普世主义企求”，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文明的冲突》(1996)一书中认为：“西方文化”不具有普世性，只是一种“独一性”的文化。 “西方文化”，远在西方物质科技“现代化”之前就已形成。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物质意义的“现代化”有可能(如日本)，但要实现文化意义的“西方化”则从来没有成功过，强行推行的结果只能是“文化撕裂”(土耳其、俄罗斯等)。美国人不可能把全人类都统一到“西方文化”上来，将西方价值观普施于全世界，因为人类至今没有一种统一的宗教和统一的语言。当今世界上的6、7种主要文化将长期保持其“文化个性”，不会融合成一种虚幻不实的“世界文明”。亨廷顿的结论是：美国应当放弃普世主义，现实地重新肯定美国的“西方个性”，确认“我们是西方人”。

　　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美国国内兴起一种“文化多元主义”，拉美裔、非洲裔、亚洲裔等少数族裔都张扬自己原籍的文化，严重威胁到美国的主流“西方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就是说，美国人有危险变得不再是“西方人”。尤其，人数最多的墨西哥拉美西班牙语族裔显得难以融入美国主流英语文化。对此现象，亨廷顿在2004年5月又出版了一本书《我们是谁？对美国国族个性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相对而言，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份历来比较清楚：我们是中国(天下之中)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我中华居天下之中，“中”国是也，不那么去问“我们是谁”。直到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方人前来叩门，中国被列强屈辱打败，割地又赔款，中国人开始糊涂了。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终于自问“我们是谁？”

　　于是有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救亡图存的思索，有学问家们的自省，如辜鸿铭写《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写《吾国吾民》等。还有五四时期，大批文化人开始比较中西差别，与“他者”比较，以弄清自己是谁。当时中国知识界最热衷最风行的，是西方的“进步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天演论”和孔德三段式“进化论”。在一种普遍屈辱、自卑、激愤的情绪中，五四文化人激进地全盘否定中国自己的文化。
　　否定中国文化的说法形形色色，盛行一时，诸如：中国文明是“古代文明”，西洋文明是“近代文明”；文明只有古代近代的时代之分，没有“东洋”“西洋”的地域之别；中国文明是“第二期文明”，西方文明是“第三期文明”(与后来《河殇》提出的“黄色-农业文明”与 “蔚蓝色-工业文明”毫无二致)……等等。中国文化已经“落后”，中国要走向“近代”“第三期”的先进文明，必须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于是，千年古国的圣人遭到废黜——“打倒孔家店”。钱玄同提出要废除汉字，陈独秀鄙弃中医和中国画，“新文化”主将鲁迅将中国历史归结为“吃人”二字，吴晖稚称羡“西洋民族” 什么都比阿拉伯、印度、中国人“高明”：“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五四文化人普遍认为中国处于人类“进化”整体落后(不仅科技，文化亦然)的阶段。胡适提出“全盘西化” 是逻辑的必然。

　　从此以至今日，中国人一直自卑，尤以文化自卑最为深重。“我们是谁？”中国人从此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天下之中之国之人。“天下之中”，世界的中心，已不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西方有个“地中海”，那是西方人认定的“大地之中”，中国人也痴然认可。中国不仅失去了“时间”(中国历史到民国38年突然终止，换用一个与中国时间毫无关系的基督纪元：时间由基督开始，于今两千零六年)，而且也失去了“空间”，失去了空间定位。“天下之中”已悄悄远移至地中海。如此，按“近东”、“中东”、“远东”排过来，中国人自然就成了“远东人”。不仅在西方人向东睥睨的眼光里中国是“东夷”，在不少中国人的内心反省中，也自认是“东夷”：中国“落后”“封建”“吃人”，是蛮夷之邦。西方才是“中国”——天下之中，“现代”“文明”之国！

　　“天下之中”(西方)已“进步”到了“现代”。如果普天之下都要“进步”到“现代”(据说是“历史规律”)，普天之下就都要效法“天下之中”(西方)的物质器物、典章制度和文化价值观。这就是我所说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

　　五四“启蒙”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文化自卑”的沉重后遗症：中国人从此自认是“东夷”。

　　当中国的船开始坚起来，炮开始利起来，物质科技开始强起来之时，中国人仍然自认是“东夷”，文化自卑依然如故。“民主”“人权”“自由”这三个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观，至今仍笼罩神性光辉，象征人类的“西方极乐世界”，令无数中国善男信女五体投地顶礼膜拜。今日中国芸芸众众的“五四新青年” 或“80年代河殇派”，便是明证。

　　从五四以至今日，或更往前，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算起，中国人信奉践行这些“人类进步”概念已一百多年了。就是说，中国人努力在文化上“现代化”，实即文化的西方化已有一百多年了。

　　与此同时的科技“现代化”，科技学西方，使中国国力大增，成就斐然，有目共睹。然而百年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西方化)，却步履维艰，困顿重重。

　　是中国各派“革命党人”目标不够明确？态度不够坚决？勇气不够卓绝？暴力不够惨烈？都不是。

　　毛泽东及其战友为了“改造中国”，破坏“旧中国”(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创造“新中国”以达于一个西方“现代性”观念指引的“民主”“自由”“平等”“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所曾动用的意识力量(几近宗教)和社会动员力量，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史无前例。但结果如何？

　　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没有一个不“民主”，没有一个不具有高尚道德性，没有一个不具有崇高目的(也正因为此，才使几亿并不是疯子的人民集体狂热)，没有一个不基于“西方现代性”，但结果如何？

　　美好的口号，并不必然带来美好的结果。

　　法国哲人洛南(Renan)也指出：“在理论上如此美妙的民主，可以在实践上导致巨大的暴行！”文革过去已40年，而中国人对文革的反省还没有真正开始。文革不是太‘封建”了，而是太“现代”、 太“西化”，或太“民主”了(导致暴民专政，多数人的暴政)！

　　拙著《民主的乌托邦》一书，附译了法国哲人路易·鲁吉埃的《民主的玄虚—其起源及其幻觉》，其中有：“那些人民的福音使徒，经常是人民的最大祸殃者”(Les apotres du peuple sont souvent ses plus grands malfaiteurs)(4)。

　　法国政治学家朱利亚尔指出：“人民最高主权，完全适合一个极权的政体。”又：“这一点也是西方政治学界的常识：人民最高主权产生专制暴政。”(《卢梭之错》)法国政治学家若姆也指出：“如果人们考察林肯的名言——属(of)人民、由(by)人民和为(for)人民(民有，民治、民享)，人们可以看到，代议制使第一个要求成为疑问，并直接否定第二点，不过满足了第三点。”(《霍布斯和现代代议制国家》)直接挑明西方代议制民主不是我们想象的卢梭意义上的“民治”直接民主：“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

　　德国魏玛共和国宪法，是欧洲历史上最“民主”最“自由”的一部宪法，恰恰也最不可实行，带来了政府的无能和社会的混乱，最终直接导致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元首”的纳粹极权兴起。希特勒也完全由全民普选以压倒性高票“民主”地当选首相。所以“民主”，这个在西方现代政治史上源于卢梭、最早由法国雅各宾“革命党”提出来的概念，远非什么美妙货色，而是带来恶端多多。(西方现在政体是打着卢梭的“民主”口号，实行蒙德斯鸠的“法制”)

　　辛亥革命以来，“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诸如宪法、议会、选举等，今日中国形式上应有尽有。但谁都知道，这些制度与“现代”(西方)制度貌合神离，徒有形式。我始终觉得，中国人玩西方“民主”，就像小孩办家家。事实上，中国人仍然以中国人固有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文化观念在行事。在这一点上，我与我的论战对手们完全一致。

　　分歧在于，他们仍继续高喊这些喊了一百多年的口号，而我却在追问，这些口号对中国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

　　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像杨卫先生那样，继续懒惰地空喊“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而不去追问这些口号下的西方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去问一问为什么这些口号在中国实践如此困难，并带来如此多的灾难，这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对中国社会不负责，说重一点，是对多少为这些口号死难甚至殉道的人们不负责。

　　现代中国人奉经济力量为至上，往往无视文化的力量。在“革命”“进步”的旗号下，人们以为中国文化的千年势力可以拦腰横断，一夜之间就将中国全面“革命”，实现“现代化”(实指西化)。其实，文化的力量无形看不见，但不可抗拒，远非可以轻易“革命”。

　　近代中国为实现西方“现代”“民主”乌托邦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够惨重了。我在《民主的乌托邦》1994年香港版中叹曰：“两百多年来，人类为‘卢梭之错’已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其中也包括多少中国人的鲜血！”(国内版改为“牺牲”，第103页)

　　西方果真只有“文明”“民主”？中国果真只有万恶的“专制”？

　　去读读西方历史，读读英国编年史，法国编年史，英法百年战争史，读读意大利各邦国之间的争战谋杀血腥，读读西方的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史，读读西方国家的殖民史，两次世界大战史……亨廷顿概括得好：整部西方历史“战争是常态，和平是非常态”。中国历史固然也有凶残也有杀戮，但比之西方历史，已是文明得多。(当然，道德完美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正如道德完美的文化也不存在)

　　如果说西方现在已达于“民主”“自由”“人权”的理想社会，那么如今去过西方的中国人也多得很，好象未曾闻说那里是人间天堂，那里是极乐世界。不少中国人愿意留在海外，与其说是为了享受那里的“民主”“自由”“人权”，不如说只是为了享受那里相对富裕的物质条件。事实上，今日西方人依然大量地不快活，依然有很高的自杀率(如法国)和占卜迷信甚至邪教。

　　中国的“专制”本非西方意义的“专制”，正如中国的“封建”亦非西方的“封建”。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否定中国历史自秦始皇以后是“封建” 社会(最早由梁漱溟先生提出)，中国政制的特性与其说是西方邪恶意义的“专制”，不如说是源于中国根深蒂固的一元性思维的“中央集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中央集权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宿命。要规避这种政制的弊端，只能正视中央集权的现实，认真研究中国古今政治史的得失成败，也可适当参考西方法制，方能找出现实方略。决非简单推翻这个万恶的“专制”，换用西式“民主”就万事大吉。

　　当年中国人也相信“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真地动了真格去消灭“私有制”，砸锅毁灶吃公社食堂，结果发生饥荒惨剧。中国人无视中国的文化社会现实、迷信西方“现代”概念、受西方“现代”概念之祸，难道还不够吗？

　　每一种文化各有其个性或特性，各有其利弊。或者说，每一个国族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价值观，有各自不同的活法。中国人不能再这样自卑自贱自贬自弃下去了，这是一种文化自虐。一个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虐的民族，永远只是屈膝跪地，永远不可能走向文化自强！

　　事实上，人类过去不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完美的文化，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完美只是乌托邦，只存在于乌托邦。

　　中国目前的诸多政治、社会问题，不是中国不够“现代”(西化)，而是今日中国丧失了中国的文化本根所致。确切地说，是中国主导性意识形态(不仅官方而且包括中国政治文化“精英”的意识观念)，割绝了中国文化的根本，太“现代”太西化了。中国自己的东西毁荡殆尽，西方所谓的“先进”“高明”又搬不过来，这便是今日中国政治文化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我说中国“现代，太现代了”，其实正是指中国官方和文化政治“精英”在理性意志上太“现代”(西化)了，但他们在文化根性上，依然中国，很中国人，显现为一种令人悲哀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这种“文化精神分裂”表现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官方+文化“精英”与民间之间的分裂：前者”代表“现代”(西化)，民间仍“集体无意识”地保有苟延残喘的中国文化精神；其二，是那些“精英”们自己的“文化精神分裂”：一方面他们向往“现代”，自以为已成了“现代人”(实指西方人)，但另一方面，他们骨子里仍然是中国人，仍然是他们蔑视、认为“落后”、“前现代”的中国人。

　　这些“精英”的思绪早已飞离中国大地，尽管脚还粘著于中国的土地。心魂飘飘“生活在他方”，但躯体仍浸淫在中国的社会氛围里。嘴巴上呼喊着“现代”，内心依然“封建”。他们是一批不折不扣的“文化精神分裂”病者(也就是亨廷顿所谓的“文化撕裂”)。

　　官方和民间的分裂，中国社会的表面制度口号与真正社会文化现实的分裂，“精英”们自身意志和潜意识的分裂，理性与本我的分裂……今日中国的“文化精神分裂”何其惨烈！

　　中国人难道还不是时候问一问：“我们是谁？”中国的文化个性是什么？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和本是什么？中国人的政治游戏规则是什么？中国人的经济、伦理、艺术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能成为“现代人”(实指西方人)吗？

　　有许多中国人，“现代”“人权”口号喊得最响，其实最不“现代”最不尊重“人权”。像王南溟等人，靠骂人污辱论敌，不仅在中国文化里属于小人行经，在“现代”“人权” 法制的西方学术界也不见容。与这样的人辩论，有失斯文，不复回应矣。

　　杨卫先生又写一篇《再论河清的保守主义》，诘问我“你就不能飞得更远些么？”我得在两个意义上问答此问。

　　第一，作为在西方生活过十年的我，我已经飞得够远的了。正因为飞得远，我才更明白故土的意义，更明白我是谁。

　　第二，我得劝杨卫先生们，再这样“飞离大地”、“生活在他方”、昏迷于“文化精神分裂”，弄不清自己是谁，终究误人误己，遑论给别人“启蒙”！

　　又及：言不尽意，不久本人将开设一网页曰“正名”(zhengming.org)。本人著述都将放上去，以便大家更全面地了解本人观点。再小儿科地空喊“民主”“自由”，不屑与言。本人网上辩论也就此结束。

　　注释：

　　(1)孔多尔塞正是西方“进步论”的始作俑者。“进步论”从一开始就具有欧洲种族中心或欧洲文化中心的内涵。

　　(2)早先的“现代化”说法，以及后来的“全球化”口号，都是在美国主导下提出的。参阅拙著《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

　　(3)美国人既极端世界主义又极端国族主义：这是一种美国中心的世界主义，将美国价值观强加于全世界。美国的，就是世界的。

　　(4)河清：《民主的乌托邦》，香港明报出版社，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 ，2004，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