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喜爱美术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对中国美术的热衷也许并不为人所知。根据日本新潮社第二、三、四次出版的《川端康成全集》（分别为12卷本、19卷本和35卷本），可整理出他的个人美术藏品共计22件，其中有5件均出自中国，而另有4件虽为日本画家所作，但其意境、神韵乃至画题都取自中国文人李渔的诗作。日本川端文学研究会会长羽鸟彻哉教授认为，“如果把这几件作品看作一半是中国的”，那么，川端藏品的“约三分之一都是中国的了”。（《中国与川端》）川端毕生的收藏充分证明了他对中国美术的欣赏与尊崇。

　　川端的美术藏品中有一幅《群鹿图》是八大山人的作品，而八大山人正是一位川端非常仰慕的中国书画家。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统筌，因耳大又名朱耷，是明朝宗室后裔。与原济（石涛）、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大画僧”，居四僧之首。他亲历明清之际翻天覆地的历史沧桑，遭国毁家亡之难，由皇室贵胄沦为草野逸民，装疯扮哑，在门上贴个大大的“哑”字，不与人语。后为避害而出家为僧，八大山人乃其僧名。他好用此名连笔署款，看似“哭之笑之”，以表胸中郁愤。川端在为藏品撰写的解说中专门记述了八大山人的身世，并特意指出“人

　　多从其画作见愤世之心”（《卷首画解说》），显然是对此有所感触。八大山人在政治高压之下潜心于艺事，将悲愤凄凉之情寄于书画，狂放孤傲，意境高远，画风冷峻清逸。尤其是画动物眼睛的手法夸张奇特：眼圈很大，黑而圆的眼珠顶在眼眶的上角，显出昂首向天、白眼看世的神情。其山水图大都是荒岭怪石、歪木斜树、枯枝败叶，以“残山剩水，地寒天荒”的境界宣泄出山河破碎之痛。这种情境和心绪都深深契合了川端在战争期间直至战后那无法言说的悲怆和无奈。实际上，自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川端就亲历了当局的政治高压。伴随着日本走向战败，知己友人的死又一次次叠加在川端悲凉的心上。这使他情不自禁地与八大山人画作中所流露的情绪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更加受其吸引、为其倾倒。

　　川端之所以收藏这幅《群鹿图》，是因为画面上“深广的空间与突出的巨岩和大树相对，构图奇妙。森严中渗透着柔软。……透过这幅《群鹿图》，我被八大山人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卷首画解说》）但在收入全集时，宽123.5cm，长76cm的大幅画面被缩成了一张小小的照片，使得原作的“阔大、强劲和严峻都看不出来了，令人遗憾”。（同上）从川端的这些评说中可以感到，令他感佩和景仰的是八大山人那桀骜不驯的品格和傲岸不屈的气魄。川端对南宋画家梁楷的喜爱也与此相关。梁楷为人放荡不羁，曾拒绝接受皇帝钦赐的金带，将其挂于院内。元末夏文彦《图绘宝监》（卷4）中对他有这样的记录：“嗜酒自乐，号曰梁风子。院人见其精妙之笔，无不敬服。”梁楷蔑视宫廷院画的成规礼法，喜作《六祖撕经图》，还画高僧食肉图。正是梁楷和八大山人这种无视权贵的勇气和魄力使川端肃然起敬。这份敬意与川端对日本禅宗僧侣一休宗纯的仰慕是一脉相承的。一休不仅食鱼饮酒，还接近女色，在他的著名歌集《狂云集》及其续集中，既有惊世骇俗的爱情诗，也有露骨描写闺房密事的艳诗。这些打破清规戒律的言行在川端眼中却是“把自己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以反抗当时宗教的束缚，立志要在那因战乱而崩溃了的世道人心中恢复和确立人的本能和生命的本性”。（《我在美丽的日本》）

　　无论是中国的八大山人、梁楷还是日本的一休，他们个性中所共同具有的特质，实际上是川端渴望拥有却又难以企及的。在日本法西斯势力不断膨胀的日子里，川端也曾不顾局势严酷，毅然对文学界友人伸出援助之手。1928年3月15日，日本发生了对共产党人进行大搜捕的“三·一五”事件。第二天，川端在家中接待了正在避难的剧作家村山知义和无产阶级作家林房雄。他满怀敬意地称赞村山“如同钢铁的战士”，“充满了理智和意志”。（《土地与人的印象·村山知义与热海》）两年后，川端又一次掩护了正遭到特务搜捕、试图逃亡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领导人之一藏原惟人。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2月，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革命者小林多喜二在街头联络时遭到了法西斯当局的逮捕，当晚就被严刑拷打致死。川端极为震惊，立即撰文《三月文坛之印象》，指出尽管小林已经壮烈牺牲，但他“在艰苦中勇往直前”，是幸福的。当时，许多作家都在残酷的镇压和强烈的冲击之下，丧失了原有的立场，纷纷“转向”，沦为法西斯政权的工具。连横光利一也公开表示了对军国主义的支持，他在战争中一直可悲地坚信日本必胜。川端以少有的直率批评了曾经和自己并肩叱咤于文坛的挚友横光利一：“我真心感到，活着的横光利一比死去的小林多喜二更为不幸”，“小林离开作家道路的‘突然死亡’，远比横光作为作家所走的道路更能使后人感到乐观”。（《三月文坛之印象》）这是川端的肺腑之言，表现了一个正直作家的良心和正义，但却使人心惶惶的文艺界一片哗然，一些作家或出于明哲保身，或出于追随潮流，对川端施以攻击和嘲讽。在这种情势下，川端终于发出了愤怒的反驳：“就连我稍微写一些有关小林多喜二之死，都招致四面八方把我当作自由主义者对待，实在令人厌恶。”（《谷崎润一郎氏的〈春琴抄〉》）战争期间，面对黑暗的时政，川端也曾一度表现出昂扬的斗志。当军国主义掀起的“报国文学”逆流席卷日本文艺界时，川端写了《告别时评》一文，指出如今“滥读每月的小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无谓的疲劳，极端地说，是精神的堕落”，并愤然宣告终止文学评论活动。后来，当御用文人火野苇平以从军日记的形式发表傀儡文学《麦子与士兵》，站在肯定战争的立场上，故意掩饰战争的丑恶和残酷，并带动一批非专业作家一哄而上地制造抹杀人性的战争文学时，川端出于对艺术的忠诚和执著，又重新拿起了搁置近三年的文学评论之笔，向这种无聊小说发出了诘问：“在战场上还能谈什么文学？作为文学家这无疑是儿戏。”（《出征士兵的战记》）然而，川端终于没能像八大山人那样矢志不渝、坚持到底，与生俱来的软弱犹疑使他需要寻找一些外在力量来支撑自己的意志。他渴望自己能够拥有八大山人那种无所顾忌的反抗精神，然而这恰恰是他的先天不足。无论出于违心还是由衷，川端仍然留下了有粉饰战争之嫌的《日本的母亲》，以及对侵略战争中丧生士兵表示哀悼的《英灵的遗文》等文字。多年之后出版全集之际，川端回首自己的足迹，恍然从八大山人这个异国古人的身上发现了自己遥不可及的憧憬，留下了饱含钦佩的文字。

　　另一方面，八大山人的艺术主张与川端的艺术理念十分契合。八大山人绘画主张一个“省”字，往往以寥寥数笔表现复杂的内涵，在笔墨运用上达到了尽削冗繁、返璞归真的境界。他每落一点、每置一划，均倾其心意、求其精粹，而绝非虚空无物。在他笔下，无论是禽鸟、游鱼，还是草木、山石，均以简略见胜，似乎已不能再少一笔。如《鱼》图中仅有一条大鱼与一尾小鱼相对，其余满幅空白，似湖水杳然。这与川端所崇尚的“古雅幽静”或“闲寂简朴”的情趣是一致的。在川端眼中，“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他认为日本崇尚“和、敬、清、寂”的茶道，“当然是指潜在内心底里的丰富情趣，极其狭窄、简朴的茶室反而寓意无边的开阔和无限的雅致”。（《我在美丽的日本》）这恰是八大山人在绘画中所追求的“笔不工而心恭，笔不周而意周”的境界。八大山人的留白和省笔，契合了日本“仅以点滴之水、咫尺之树，表现江山万里景象”的美学传统，因而深得川端之心。

　　内心情感和精神境界的契合，艺术表现和审美追求的相通，使得日本现代作家川端康成与中国古代画家八大山人，超越了时代、民族和艺术门类的阻隔而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