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复戡先生篆刻艺术
徐 叶 翎
我本江南一布衣，自幼爱好金石刻。
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先生“少负才名”“豪气纵横”，从十几岁开始发表作品、出版字帖。十七岁为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会员，跻身于海上一流名家中。
泰山有古松， 探首望人龙。
历尽百千劫， 依然挺劲胸。
这首诗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朱先生已是耄耋高龄，从山东返沪定居，回忆沧桑岁月，历经坎坷，赋诗抒怀，以松喻人，化出自我形象。
字如其人，印如其人。
伟大的艺术家犹如参天大树，巍然屹立。以生花妙笔，创造累累硕果。
从艺之初，先生便以矫健步伐驰骋艺坛。凭着杰出的才华，“轩昂捷步”，“跃马五洲”，心雄万夫，持志弥坚。
民国初年，吴昌硕曾在怡春堂见到他七岁那年写的集《石鼓文》大字楹联，惊奇地大加赞扬，视为小畏友。由此可以设想出雏凤不畏老将的傲姿。于“少负才名”，还有如下一事：当年有一位上海宁波同乡会长，慕神童名声提出接见，至父亲带他将去会馆时，他说：“人家要见我，怎么不来家中，还要先去他那儿？”父亲解释说：“这位先生年长，学问大，威望高，若是能当上他的学生，那是很荣幸的。”此后，果然结缘为师生。
马公愚先生说他：“当今艺坛唯使君与操耳！”想见当年豪迈不可一世。
似如春水，不安于平川细流；像澎湃的江河，寻找浩瀚的海洋。
朱先生做人有气派，作品更讲究气派。沙孟海说他：“殆欲雄视一世。”角度至高，崇高雄浑，禀赋使然。尝以“龙飞九霄，凤舞朝阳”比拟理想的艺术效果。恢宏气象、磅礴气势是他作品总的风貌特色。
朱先生艺术，曰雄强，曰茂穆，曰宏大，融古铸今，富于金石气，书卷气，意蕴深邃，包罗丰富，个性独出，精深博大，自成宗派。而独树一帜。作品呈蓬勃朝气，向上活力，雄放潇洒，古朴纯真。
朱复戡先生世籍浙江鄞县，1900年生于上海。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四十岁后更名复戡。自幼勤奋好学，治诗文，攻金石，作书画，打下坚实的基础。朱先生生逢金石学、碑版学大倡的年代，商代甲骨和秦汉简牍以及金石出土文物大量面世。昔人赵之谦、陈介祺，当时人吴昌硕、康有为等都大有影响于书坛，后者并直接赐教影响于他。青少年时代在上海和故里鄞县度过金色年华，师从张美翊（蹇叟）老人，游历于吴昌硕、康有为门下以及参加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以后的多年中，是他艺术突飞猛进之年。书法、篆刻、绘画艺术早熟，先后受到过许多位大名家的高度推崇，名重海内外。抗日战争时期，逋居中南避乱。1957年秋，从沪滨到山东，后来隐居岱麓，长时不发表作品，自甘寂寞，醉心耕耘，探讨升华。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虽然年事已高，却实现了暮年创作的高峰。
朱先生从哪一年开始治印，难于查证确知。“自幼爱好金石刻（书画刻）”一句诗，道出了老早就与攻书、习画一并启步。《当代全国名家印选》编入他的作品，时年十六，十六岁是他篆刻艺术成熟之年。十八岁时，作品已与吴昌硕乱真，时杨庶堪氏持其印与昌老，老人竟一时不辨。
朱先生早年作品，入选《当代全国名家印选》等书；到耄耋高龄，书画之暇，还在操刀刻石。书法是他的重要创作形式，篆刻作品也丰硕多彩。身心投入，钟情不渝，成就辉煌。
朱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早年受到吴昌硕的影响，两家都是诸艺兼擅博通该洽的大师，吴昌硕直到四十五岁之后，作篆刻方蜕变成熟；朱先生十六七岁起发表篆刻、出版字帖。吴昌硕曾给予多番推崇、奖掖，介绍他参加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推荐出版了《静龛印集》，自此一生遨游于艺术殿堂最上层。
商务印书馆出版《静龛印集》，先生二十五岁，入选作品经吴昌老审定，是一部早期代表作，其中有些印作尚沿袭明清流派印风，但也已注目于战国和秦汉遗迹，开始作古玺、拟汉印。《为疁城汪氏刻百钮专集》，完成于五十岁那年，是一部中年力作。异军突起，博得好评。1986年亲自审定出版《朱复戡篆刻》，以中晚期作品为主，也编入一部分早年之作。可据以探究其篆刻创作发展概况。另外未付梓者，作品尚多。在他故后，夫人徐葳汇集遗作，主持编辑出版《朱复戡篆印墨迹》，亦逼近印蜕，拜读大作，可以见其学养，见其睿智、胸襟，隐含着大师心灵的颤动，也有生活经历的痕迹。
先生暮岁，检阅所作，在一本手拓篆刻集序言中写道：“早期不够成熟，中期精湛不足，晚期苍劲有余。”在无止境的艺术道路上，向以不断否定，循序提高，终得炉火纯青。
朱先生学富，智慧杰出，缜密思考，超越常人。行成于思是他从艺的重要特点，是构建作品的手段。以刀触石，迸发灵感，营造完美的形式，以丰富深邃的思想酿就作品内涵。重视借鉴优秀古代遗迹，复致力创造提高，推进篆刻艺术发展，厥功丰伟。
一部《静龛印集》可以窥见先生青少年时代篆刻创作的踪迹。标志他早年的艺术水平。
少作“梅墟草堂”及边款《梅墟草堂（读书图）》，款署“壬戌夏百行自刻。”原在《静龛印集》中，后编入《朱复戡篆刻》。梅墟草堂是朱先生早年书斋，窗前读书人正是先生自己。在鄞县梅墟山乡，似在读书，又如静坐。富于古典味的画面，看来正在研读传统的经史文集。是他青年时代读书生活的缩影。朱氏家族是明朝宗室桂王嫡裔，他自谓“将军洪武之子孙”。禀承先祖灵光，得江山之助，成就才人。梅墟、沪上都是培育大师的沃土。“壬戌”为1922年，先生已从震旦大学毕业，却最为重视传统文化。老师张蹇叟悉心指导他读书和临帖学书，曾经写道：“多读书，自然有豁然贯通之日……，汝譬如小儿学步之人，老夫为汝引路，然后前途光明，不入黑暗”。“读书多，见闻广则出笔自然渊雅”。坚实的学养是从艺的基础，他深为自信地倡扬：“刻印刻什么？学问而已”。
“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一印，作于弱冠之年。静坐者，正潜心思考。作品展示学问、体现博闻巧思，审美情趣浓郁。沙孟海先生讲过朱先生早年临帖一事，是在梅墟张蹇叟老师的后乐园中，同学们每得到一部新帖，大家争相临摹，唯朱义方袖手旁观，待深入理解后，一写便像。此为其善思的一例。他说：“心手不一 要练手，心手相应要练脑，练脑重于练手”。
拟定一条印语，往往深思良多，拜读大作，或难于追寻当时的思路，或显然透露一些信息。印语：“篇篇急就章”，系先生检阅作品之后的感发，其于挥毫、运刀极尽心思，力求创造精品，何以复言“急就”？正道出尚有深入的余地，还注目于更完美的形式，更深刻的内涵，更理想的效果。
于是吟出“犹向康庄迈步越”，之类诗句。他的心头永远有个理想的高峯，始终注目于追求的峯颠，为此不懈登攀。尝吟道：
少年梦寐思登岱，垂老未尝畏步艰。不待扶摇凌绝顶，此身己觉出云关。
待到中秋凌绝顶，揽将皓月作明灯。
扶摇莫讶群山小，天外昂头万象低。
神驰珠穆接云天，欲上奉何腿不前。
幸得名医推妙手，会当飞步攀峯颠。
看似写景，实为言志，诗语双关。
“每览旧时作，常兴昨日非，从知无止境，务必动灵机”。是朱先生晚年写的一首诗，以不断否定升华提高，探讨完美的艺术形式，在“无止境”的大道上，启“动灵机”，孜孜以求。肺腑之言，出身重要的深切体会。
现在尚能见到一些朱先生少作篆刻，他十六岁那年入选《当代全国名家印选》的作品是哪些印？现已难于查寻。从杨庶堪的一篇题字，正可见他当时的水平——
杨庶堪，字苍白，四川巴县人，1905年参加同盟会，曾为国会议员、四川省长、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是位民国俊杰。喜爱这位少年篆刻家的作品，请予刻印数方，欣见镌刻精湛，便请画家张人杰（静江）画纨扇相赠，复在画后题字曰：
静龛以弱龄刻印，直登作者之堂。上海言刻印者，交推吴氏昌硕，其人年已八十，静龛适年十八耳，造诣已浸逼昌硕，时有突过之者。顷日为余刻石数方，客有持示昌硕，阳（佯）赞其能，思以绐之者，昌硕不能遽别，遂致逊词，客相引而笑。静龛天才绝伦，异时成就，殊未有涯矣。
当年张蹇叟老人数次为他拟定的篆刻润单，计价高于吴昌硕，在高手如林的大上海，气派独出，“争胜印人”。
为张蹇叟琢太康砖砚，铭文拓本和张老师与冯君木老人的题字，编辑在《朱复戡金石书画选》中，这件作铭刻品书法浑穆，古意盎然。曰：
太康砖，晋初肇。中砚材，发墨藻。
子子孙孙其永宝。百行造。
那是一方重阳日制铭的珍贵晋砖，起初老师深恐镌刻之后会影响其价值，及见刻成，不胜欣喜，敷墨拓捶，愈见精彩。即题字曰：
晋太康砖尚多，九月九日造则希见也。空同侄自津见寄，适朱生百行过访后乐园薛楼，为我琢砚，仿《苻秦广武将军碑》制铭刻字，使冬心（金农）、叔未（张廷济）诸老见之，当畏此后生。
壬戌四月杪 蹇叟
冯 （君木）复加题跋：
朱生义方，天才骏发，临摹碑版，下笔即是。又工刻石，秦玺汉印，往往乱真。年未二十，驰誉海上，琪花珠树，诚可宝而爱也。顷为张蹇老造砚。铭词既雅，书刻尤古，合之砖文，可谓四美具矣。妙龄得此，蓄眼未见，欢喜赞叹，从而题之。
壬戌七月 冯 （君木）
这是两位师长辈的大文人发自内心的忠恳的评价，绝非一般人浮泛的溢美，得见二老见到他作品后的欣喜之情（杨氏所书二人年龄有误）。
恩师张美翊（1857-1924），字让三，晚号蹇叟，与冯君木、陈屺怀同尊推为浙江三杰。1889年与薛福成同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归国后曾任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总理（校长），宁波教育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
对于明清以来的篆刻流派，朱先生曾深入研摹，是在他青少年时代。曾一度兼学吴昌硕、赵之谦，旁及皖浙各家。这类早期作品，尚乏个性，却展现了雄健步伐。出版《静龛印集》以后便步入印风演变递进的新阶段，宗法上古，借鉴商周秦汉。爱金文、宗古玺、习《石鼓》、拟秦刻。《十钟山房印举》和《伏庐藏印》等都对他深有影响。向源头汲取滋养，融入自己的创作思路，形成个性特色。高古浑穆气势代替了早年流丽娴雅的风格，与流行印风明显拉开了距离。
以书入印是朱先生篆刻艺术的重要特色。
做印人先做书法家。朱先生早慧，称为神童，作擘窠书《石鼓文》集字楹联，得吴昌硕褒奖，年方七岁。此后不久，老少二人曾在大世界对案挥毫。十一岁为宁波阿育王寺书“大雄宝殿”匾额。书法底蕴深厚，继而刻印。承古风，融书法，丰富了篆刻的表现力。张蹇叟指导他习篆，写过如下文字：
门下朱生百行，作字、刻印若有天授，摹缶老《石鼓文》乱真。
前展复函详哉，言之所论篆法极是。鄙意《石鼓》而外，再缩摹李斯《绎山》、《会稽》、《碣石》、泰山二十九字、李少温《城隍庙碑》、《三坟记》诸篆，冬间再写《说文》九千数百字一部。可以横绝古今，岂特争霸海上而已！
屡展贤所摹《石鼓》，鸾翔凤翥。异于王虚舟、钱十兰之墨守，亦非邓完白、吴昌硕之变态。
古人学书，用功甚多，今贤以容易出之，殆天授矣，然仍须加以人力。
谆谆诚意，殷切期望，出自恩师，老人寄厚望于这位锺爱的后生。
先生也极其尊敬恩师，认真聆听赐教。有部呈请老师批阅的临《石鼓文》，后有“蹇公以为如何”等字，是师生二人研讨石鼓书法的对话。虔诚从命，虚心好学，见于上百件保存至今的老师所写的信中。这篇据安国氏藏宋前拓本缩摹的《石鼓文》全文，补充明拓本缺佚120余字。一面临写，一面考释、也在赏读这组多有缺字的四言古诗。
少作白文印“十鼓止载数骆驼”，（此语出自韩愈《石鼓歌》），并缩刻《石鼓》全文十方，从《静龛印集》编入《朱复戡篆刻》，笔情刀趣，几可乱真。表现出精深的书写与镌刻功力，深得吴昌硕称赞。一些集《石鼓》字、句的书法作品，冲和恬淡，字势婀娜，较之原刻，更臻完美，及至晚年，仍致力不衰。写出融金文、秦篆笔意，体势独出的《石鼓》作品。
从战国·秦建造《石鼓》；到唐人韩愈摩挲《石鼓》，作《石鼓歌》；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朱先生刻此一组《石鼓》，已垮越至少二千三百多年历史时空。神往三代，立足现时，先生完成这件浓缩信息的精妙作品。
先生最初作擘窠书集《石鼓文》楹联，年方七岁；二十四岁缩刻十方全文边款；六十二岁临《安国氏石鼓》全文；八十六岁写集《石鼓》立轴二幅；……是先生的《石鼓文》代表作品。作于不同时间，风貌有异，相互参阅，可见递变。
先生篆刻，启步尤其，得力于《石鼓》和秦刻、秦诏。诏版文字，笔势 正相生，结体多姿，富于变华。“秦诏铜量之楼”是一方自用印，他珍视所收藏的诏版、铜量，因以此作为斋名。印款为缩刻一世、二世诏版。他曾经说：“出土诏版很多，书法优劣可鉴，将好字挑出来，集中写一诏版，则是源于诏版，复高于诏版”。如此摹古，实为创作。先生早年即有“诏版专家”之誉，缘于善学，更因善用。参差错落的诏版特色，显见于公之各体书法，也见于篆刻作品。引传统之源，塑造独出个性。在先生小篆印作中，取法于秦代诏版者，也与拟汉印之缪篆相异。
为汪统刻的一印，有款识曰“：意在石鼓、铜诏之间。”书间二妙，诚为善学活用。
得力于商周金文，是先生篆刻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说：“（听了缶老提示，）我把《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背得滚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临摹，有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怀念吴昌老》·《书法》1984.5），神往远古，倾注于青铜文化，在拟古玺的领域里，拓开新天地。在他的多种体式的作品中，其拟玺之作，尤其别具风采。沙孟海先生评价曰：“当今书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
先生早年曾经模拟多种书风，稍后，行草书得力于二王，大篆承袭三代，小篆承秦汉。以对篆书之精熟，施之于作篆刻。
个性强烈的拟古玺作品，形式上取法商周古玺，用字与其风貌独出的金文书法相近，成就了作品的独特精神。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中对朱先生作品评价曰：“金文喜作商末周初之体，气势雄劲，凝重浑穆，每以增点填实及加重捺刀之法调节字之重心，或将笔画改正为斜，变直成曲，易方为圆，而挪移偏旁，变正为反，易左右或为上下，亦常用之，非彝铭烂熟胸中，不易为也。而作书之巧于虚实浓淡、收放，妙于长短相间，屈曲绕缭，大阖大开。虽至耄耋之年，仍气吞斗牛，阳刚之气慑人心魄，揆诸历代书法大家，亦不多见。”其篆刻美学主张，一如书法，笔写的字与刀子镌刻的字承载共同的精神品格。
造诣精深的书法家作篆刻，必然注重书写效果，重视印文布局精到的安排，挥刀镌刻，只是表现手段。他曾在印集上用小篆写道：“瘦竹赠我方寸之铁，制之成刀用之如笔。”时为1937年。实践一生，到晚年有印文曰“挥将寸铁刀如笔”，刻字上石，将篆刻刀视为“铁笔”，以刀代笔，“有刀如笔”，似在印石上写字，写出生动的富有感情的线，写出婀娜多姿变化不穷的字，呈现磅礴浑穆的气势。
精通古文字学是作篆刻的前提。
先生从蒙学之年着意练字，并着意于故字研究。他的述艺作古风《白头吟》，写道：“闻之先辈谆谆言，刻石先须通字学（后改‘书刻先须通金石’）。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先须通字学”，一个“通”字，谓深究，谓精研，谓博通，甚有分量。由许氏《说文》入手，弄通六书，证古文字之演变，对于古代文字，以致将《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连首带尾腹中纳”。将字的形、音、意牢记心中，在刻印之初，力攻这类基础学问。所作篆书和篆刻结字精确，经得住文字学准则的检验，解决古玺印用字的诸多难点。作篆书、刻玺印系表现形式，古代文字研究，亦即博通六书，是内在精髓。
字形力避重复雷同，《为疁城汪氏刻印百钮》中“汪”、“统”、“潜”、“龙”等字各重出十多次，皆字形各异，大、小篆有别，或拟秦刻，或为诏版，伯仲区分，不相混淆。深入探究篆法，将篆书字的笔画、结体，写得异常精确。他的《说文古籀增补》一书，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说文》小篆字头下，增补古籀多字。重在篆法准确、易识、字形优美，发展完善了吴大 、丁佛言《说文古籀补》之类的著作，是浸透多年心血的着意之作，集中展现他对六书和金文、小篆研究的成果。可惜抗日战争初期在避乱途中丢失。后来追补重编，只写就了一小部分。
气势磅礴和内涵丰富构建感人的作品效果。挥刀篆刻，可信刀立就，却格外重视这种艺术形式，在方寸天地里极其投入地精心创作，展现智慧。
融学识入篆刻，虽方寸天地，容量极其深厚，审美品位至高，备受艺术家、学问家们青睐，大作就印文论，大凡吉语印皆词语讲究，意蕴深邃，余味隽永。少作“离欲是罗汉，忍辱做仙人”一印，寓哲理，说故事，述典故，用来表现驱邪魅静妖氛的善良愿望，在阳刻的钟馗像后面以朱文刻賛，文曰：
道子画，钟葵图，左握剑，右拂须。
仗神力，驱鬼奴，唐故事，今重摹。
拟《龙门造像》的楷书字，字势严整，神采飞动，系张蹇叟老师所拟，师生合作，格外慎重，更有意义。最后以行书字作跋，七行细微小字，工稳飘逸，神采飞动，笔笔到家。文曰：
钟馗故事。沈存中《梦溪笔谈》谓：始于明皇见梦，道子绘图甚怪也，宋熙宁中，画工摹图镌版，嗣是而后，遂以盛行，每以岁除或端午为之，以驱邪魅，兼静妖氛，由来久矣。庚申端午，绘以刻石。蹇叟戏为之赞， 静龛并识，时客沪垒。
朱红的印文，阳刻的图象、铭文，深黑地上现白文跋语，浅淡与浓重相互映衬对比。有篆、有图、有持重的楷书，加之灵动的行书，巧妙结合，多样完美，形式独出，毕现创造活力。过了六十多年以后，编辑《朱复戡金石书画选》，他重又注意到这组印，复放大印式将印文改为“驱邪魅，静妖魔。”重睹旧作，童心未泯，濡墨染翰，绘《锺馗》水墨画幅。依然重视这件早期作品，欣可自己童年时的智慧。
“我得无诤三味，人中最为第一”，亦印文、佛像和楷书铭文相互结合之作。这类作品，图文并茂，更见书、画、刻的功能。是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他早年即涉猎佛学，研讨有素，信奉佛教，自称“佛弟子”，刻过一些佛教题材的作品。晚年曾为上海玉佛寺经幢撰铭题字，为美国夏威夷虚云寺作钟铭，为沪上及东浙禅寺写匾额书对联，佛教作品就更多。先生对传统文化精神理解至深，是位儒、道、释兼通的学者。
当然，作者的学识，好尚、气质、禀性等之作用于作品效果，表现在诸多方面，以可视的形象或文字论，仅其一也。
“草书本由篆书出，以篆作草宗张芝”。对草书字，先生推崇二王书风，也重视富于创造精神的明末黄道周、王觉斯、倪元璐诸家。鲁作“黄门走狗”一印。而立之年以后，书风递变，雄强独出，自成宗风。凭长时期研究积累，归纳出“草自篆文出，古时简体书”的创见。以其精通六书，通晓由篆及草的嬗变，谙熟草书简化字形的准则，注重字形规范、易识，写出最精确的草书字。如许壮图评云：“边款之草书又谁敢为之者哉”。
先生极其重视“草从篆书出”这一重大发现，写在他的力作《修补草诀歌》中，尝直言“以篆作草”，有“以篆作草”一印，此印在拟玺、拟汉之间，与独创立论，有相通的个性特色。
文革后期，纷乱稍平息，先生又沉深思考艺术。置身陋室，“朝夕看东岳”，巍巍泰山犹如蕴藏宏富的文化宫阙。才智不得展施之时，更有奉献自己精长的愿望，适有青年人常来问道草法，一项大工程因此萌发——修改补充《草诀歌》，使这部广泛流传的字帖愈加完善、适用。在长时间里数易其稿，充实内容，修正词语。到1981年最后缮写完成正稿（1992年上海人美出版），一再翻阅，如释重负，执笔成“修补草诀”白文拟玺墨稿，方寸四字，持重丰硕，可据以追溯公之其时心情。
修改补充《草诀歌》，一要精熟草法复长于写草书字，再要通晓旧体诗词格律并有高明的撰述水平，实难得有人能望其项背。较之旧本草诀歌，是帖诸多方面都大有提高。
作草书字先生主张“要贯气生动”，写出“像是满纸烟云一气呵成”的效果。一些草书印章边款，正可以视为他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草书作品。
龙是神圣的形象，是中华民族文明精神的表征，在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富有象征意义和深层内涵。龙、凤、虎、马等图像最为朱先生所喜爱。
他赞美腾跃云霄的龙，用来展示精神世界，表现胸襟抱负，印文如“龙盘虎踞”、“虎啸龙吟”。也尝刻这类肖形印或边款。巨印“龙飞凤舞”，款刻龙凤凌空。作赞曰：
二王大草，如龙飞九霄，凤舞朝阳，腾跃翱翔，变化万端，堪击叹也！
癸亥春仲 江南 朱复戡
以龙凤意象评价二王草书，比拟草书字的理想效果。以龙的图像，龙的精神，作为人格与艺术品格的象征，作品讲究磅礴雄浑气象。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一印，尚未晓其制作时间，初以为借此句抒怀。朱先生喜王羲之书法，重视唐人摹王帖墨迹和《淳化》、《大观》二丛帖中的王字，但也注目于《兰亭》、《圣教》。世人皆憾于不见《兰亭》真面目，先生指出：
《兰亭》真迹，既已殉葬；诸家临本，无足轻重，焉值聚讼！《兰亭》本文，亦有问题：
一、开头长句，已够别扭。
二、“此地有……又有……”“所以……足以……亦足以……”。管弦即丝竹。如此累赘、噜稣，岂是名文。
三、“快”作“怏”，“览”作“揽”，“晤”作“悟”，皆是别字。
四、岁（ ）从步，不从山示，类（ ）不从分。由、犹虽可偶通。但用法不同，“犹今之视昔”不应作“由”。
王羲之是书法家，非古文家，书法家而不通《说文》，亦可怪也。
先生尊崇羲献，亦正视二王之不足。
“潜龙泼墨”草书款，曰：“混列簠斋《印举》，亦当巨玺杰出”。“沥水潜龙”行书款，曰：“假令簠斋见此，必以为金村出土三代物也。”二款文字道出对自己艺术水平之估价。有意与秦汉人比肩，出语肯定，极其自信。
先生一向深信自己有“得天独厚”的从艺的卓越条件，复以“天马行空”之力孜于艺。审视自己的水平，作“论艺不逊”一印。约在他五十岁时，写过如下一段文字，正可以解读这类内容的印语：
频年离乱，民生荼毒。衣食奔驰，未获喘息。何来雅兴，从事临池。假令吾有锺张养尊，羲献处优，当未必谢之，或且过之。
“较之二王，我比他们多活了几十年，应该写的更好。”先生对笔者曾经如是说。以印语“羲献而后直到伏隆”作朱白文两方印，显亦见自信。
篆刻表现社会历史，在有意无意间，亦扩展篆刻表现力之一例。
纪录社会风云，回溯历史年代，作家的足迹与时代行进的踪迹结成交响乐章。表现在几方印中，白文拟古玺“沪战劳军文物”，系为上海文艺界举办的慰劳八·一三抗日将士书画展义售件作。当时书画界推举朱先生镌刻，为了慎重，曾作设计稿多式，印款也一再推敲提炼，定稿曰：
廿六年八·一三日寇侵沪，我军忠勇抗战，艺术界同仁发起慰劳将士书画展览会，以表赤忱。凡爱国同胞，所购各件，得盖此印，以留永久纪念。 十月廿二日，白行并识
以此可，略见抗日将士忠勇抗敌和书画家们的爱国行动，记下1937年八·一三沪战历史。这方印蜕，浑穆朴茂，富有特色，极其精湛，是朱先生个性宗风成熟的开端。所设计的印稿原有趋于娟秀者，刻成后取苍茫茂穆的拟古玺，可见此时的风格取向，愈加向阳刚气势的印风发展，时年三十八岁。
抗日战争中朱先生避难武汉，伪政权为了拢络人心，欲成立金石书画会请他出任会长，他拒绝不就。此间史实，见诸文字者甚少，却幸存两首绝句，是为发表篆刻而作。
《武汉报》刊登拙刻，一时名流竟投佳什，原韵步和二绝。四二年。
绮岁空为万里行，半生书剑两无名。
谁知飘泊干戈际，余绪磋磨亦有情。
述作欣看妙入神，留将清气抗风尘。
斩蛟射虎惭无力，莫笑蹉跎作印人。
不做会长的行为以及这两首诗，毕现爱国心肠。他所发表的篆刻，确实把大家感动了。
朱文古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后有二图，一为跃进尖兵跃马举旗，一为钢铁工人持钢钎骑龙马，引人神往大跃进火红的年代，富有动感，显有时代特征。或者，他也在设想应以跃进气派从事艺术创作，才特意保留了这件作品。
篆刻记录游踪，再现他的跋涉步履和一些艺术活动。
朱先生“少年便好涉名山”，游踪遍大江南北，在名山大川中体会自然界风云，纳浩气于胸中。尽收“眼底乾坤”提炼创作。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文艺活动气氛稍宽松。1962年夏天，山东省举办全国著名书画家青岛消夏笔会，多为北京、南京和上海的名书画家。海天相聚，以文会友，放笔挥毫，艺术家们一时兴致高昂。
一日，朱先生与陈大羽等闲坐，陈氏问：“上海早年有位叫朱义方字静龛的篆刻家，你认识否？”先生笑而不答。俞剑华忙说：“义方、静龛与此公本是一人”。陈氏恍然领悟，说：“年轻时候起步刻印，是得益于一部线装本《静龛印集》，还以为作者是位老前辈，不料于今有幸得到相见。”遂向先生求印。刻白文拟玺：“陈大羽”。
李苦禅爱与先生倾谈，听朱先生谈画鹰细说飞禽结构颇得教益。后来持一幅得意作品，赠给先生求印，刻白文拟汉印“李苦禅”。
王雪涛画了一幅牡丹，请朱先生题字，遂写七绝一首：“一枝浓艳出芳丛，信手拈来入画中。莫笑此花近夕照，依旧风韵满天红。”为王氏刻印有“王雪涛”、“雪涛周甲后画”，均白文拟汉印。
青岛笔会期间，应诸名画家要求刻印，在他的印谱中尚存印蜕的有：“俞剑华印”、“白蕉”、“柳子谷”、“黎雄才”、“关山月”、“罗铭”、“崔子范”、“陈维信”、“苏白”、“韶华”、“关友声”、“黑白龙”、“刘鲁生”、“张彦青”、“赫保真”、“金芬”、“马龙青”、“张文俊”、“陶一清”等。为田世光刻细朱文小篆印，与他的工笔画风格谐调。为亚明刻印，以“亚”字兼作边框，中着“明”字，构思精巧。
主持笔会活动的山东省诸领导，多好作书法，更一再求印，刻有“余修”、“李子超章”、“宇超长寿”、“舒同之玺”、“高启云”、“李克亭”、“鲁苹”、“鲁特”等，尤以为鲁苹、鲁特刻印为多，一人多至六、七方，对于时流的变迁，先生持“随遇而安”的态度。这位于艺启步甚早，少年时代就在沪滨 艺的大家，至此求索作品，不讲润酬的特殊年代，也能委屈顺应。
滨海城市青岛是避暑胜地，笔会热情接待诸家，那宽松的可以信笔挥毫的场所，引得各地画家乐于前往。在此后的1963、1964几年中，夏热时候，活动持续未断。
1962年，应黑龙江省文联邀请，朱先生偕画家于希宁、陈维信赴黑龙江省举办联合书画展览，兼作消夏旅游。那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曾经一日刻印四十多方。写诗、填词、治印，办展、笔会、旅游，心情欢悦。朱先生展品，篆书，行草，隶楷等诸体书法之外，有绘画和《静龛印集》、《为汪统刻百钮专集》两部力作。
黑龙江省文联主席程甲锐，折服先生艺术，执意要求拜师，一再挽留，热情安排游镜泊湖。七绝《镜泊湖写生》，记当时兴致。
归后作白文拟汉印“万里雕虫展薄技”，这方印款，刻七律一首：
万里雕虫展薄技，欲求精益向群贤。
白山黑水钟灵秀，硕彦鸿儒尽博渊。
蔼蔼相逢见故旧，依依惜别望云天。
他年塞北重游日，再结此生未了缘。
壬寅秋仲东北展访归来赋寄
甲锐主席并诸友好 朱复戡
北国展览是一次朱先生金石书画的全面展示，当时书法篆刻艺术尚处在冷遇中，能够如此，实属难得。
多年居住在泰安城中，面对雄巍东岳，他似乎将神圣的泰山视为东方文明的表征，因刻白文印“朝夕看东岳，却非游岱人”，一语双关，意在深入东方文明的殿堂，做真正的游人。
时流迅速，华发染上了秋霜，壮志未酬，心绪难宁。期望着有个安定环境，以“霾首金石刻，凝目书诗文”。可是尚处逆境，委身在窄小的“蓬庐”中经受风雨浸挠。于今拜读“游鱼出水，归燕受风”一印，不由联想起先生光时的遭遇，洞悉他心头的委屈。
如果不是退避隐逸，自甘寂寞，在那特定的岁月，难于想象他如何能够承受住多种压力与困迫。曾作朱文印“小隐仍居市，门深不在山”，仍就保持坦荡襟怀。
俯仰泰岱，惯见山城风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语，从长期生活体验中来，似也兼指时代风云，这方印文，平正中出现紊乱，以歪曲扭动的笔势表现狂风暴雨之将至。
古玺“为五斗米折腰”，作于文革间最为艰难、心灵备受创伤之时。先生居室简陋，艰难窘迫，精神压抑，门庭冷落。歪曲倾斜的古籀文，是积愤填膺的集中崩发。公襟怀坦荡，志向宏大，性格坚强，此时却不得不因饥肠辘辘而强说折腰。这印，含有难言的酸楚，记录渴求安逸生活时的一时悲凉。
七言绝句《黔娄》，约与上面两方印作于同期，可资印证：
悠悠旧代一黔娄，历尽沦桑志未酬。
盼得翻身思贡献，那知都不合潮流！
一位身怀绝技的大师，年事已高的老知识分子，怎么样方能符合潮流？金石篆刻家如何为政治服务？——
在那风云变幻的1970年前后，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独处在泰山角下，儿女远在异地，亲友失去联系，遭批斗、进牛棚是一大批人的常事。一向孜孜追求的艺术被贬为不合时宜，形势鞭笞人们去迎合潮流，清冷孤寂，似如“虎落平阳”。
十年浩劫中狂热飞涨的年代，常常出现黑白颠到的事态。读“黑白颠到文章”一印，细品这一印语，不由引发多种暇想。文章做颠到了，其社会作用若何？
无情的政治运动，扭曲了人物形象，先生却保持冷静的赤子心肠。“朱赤子”一印，字形怪异，喻人虽被扭曲，心地却永保赤诚，是表白、亦抗争。
所谓的革命热潮，日益高涨，艺术家的位置降至最底层，心绪压抑，积怀难抒。便刻毛泽东诗词摘句、刻政治口号，是篆刻创作难堪的年代。
频年离乱中，坎坷度时光，环境多变，心绪不定。
朱先生付出精力从事金石诗书画艺术，志在“尽贡所学献祖国”。可是遇上了漫长艰辛的年月。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文化禁锢尚未解冻，门庭清冷，作《白了少年头》七古一首，刻“等闲白了少年头”一印。身在逆境，条件极差，印文中或正或斜的线显露备受创伤的心灵。1983年夏天，生活、创作日臻顺利，复以此语作印，放大印面，字画舒展大方，痛快淋漓，展现内心的快适。
门生陈孟中，从济宁调动回广州故乡工作，先生以七绝《陈孟中调穗》相赠。后来参加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社庆，又以此诗作书，赠予印社。诗为赠别，亦兼寓意。曾以诗中“无复年年度鹊桥”句，连作数印，其一为白文古玺，取动势；另一方朱文古玺，动中寓静。时在文化禁锢解冻之初，似如早春气候。又可以尽情拥抱艺术女神。即以牛女相会已无天河阻隔作喻。数十年中渴望宽松的创作氛围，既得如愿以偿，放笔驰骋，聊抒积怀，发之于诗，也表现于印。从此先生的创作生涯，别开新天地。
1979年山东省二轻厅举办鲁砚晋京展览，盛况空前，相继筹办赴日展，确定将朱复戡、张叔愚、苏白三家印谱列为展品，其时先生居上海，旋由青年篆刻家李仲和前去与老人联系，即以为汪统刻印专集应征。还专为办展刻石，即兴作“无复年年度鹊桥”、“神龟寿”、“鹤寿”、“石缘”四印。味印语，先生敏锐觉察到复又能放怀泼墨，务必保重身体，保持心灵的青春，随后十年中先生精力旺盛，创造累累硕果，对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来说，实在难得。
1979年以后，朱先生多次参与西泠印社雅集，同道相聚，兴致昂扬，挥毫书画，捉刀镌石。一次，老中青八家合刻周恩来诗，先生作“扪蝨倾谈惊四座”白文拟玺。手持那本刊发多幅照片的《西泠艺丛》社庆专辑，老人怎不开心。杭州西子湖畔，留下了这位艺坛巨人的身影。
篆刻家方介堪，早年与朱先生同任教上海美专，1979年重聚于西泠，时值方氏八秩寿辰，抚今思昔，赋诗祝寿：
昔共美专执教鞭，忽然五十有三年。
西泠重见逢华诞，耄耋筵开诗百篇。
是印人的集会，也是诗的集会。老艺师陶冶在诗情画意中，艺苑逢春，印坛复苏，人们的精神生活，一时焕发振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朱先生辞鲁地返沪上定居。有感于对上海与泰安两个寓家地之深厚情缘，连作“海岳双栖”印数方。早年在上海度过华光溢彩的少年到中年时代；六十岁后居住泰安，虽然岁月维艰，却喜爱五岳独尊的泰山风光。有方小印，笔画欹斜，字形局促，似意在表现岁月磋跎；另一巨印则气势开张，以盘错流畅笔画表达对于居家地点之惬意。漫漫岁月，有波澜也有间适，四字印语，记下两个重要地点，将寓家史迹刻在印中。
大凡同一印语重复刻印，或取寄意深邃，或作表现形式探讨，印式不相雷同，意象有差别。
先生作画，必定因画赋诗，并注重钤盖印章，画、印、诗、书，四美映衬，相得益彰，深化主题，形式完美。
先生珍惜时光，尝谓“分秒必争”，进入老年，尤觉时流迅速。印语“等闲白了少年头”，是从所作一首七言诗提炼而来：
鹏举勉人莫等闲，吾头竟尔等闲白。
莫嫌风烛老残兵，犹向康庄迈步越。
将诗刻在这方印的边款上，呈现向上的欲望。甲子年画《雄鸡》，意为闻鸡起舞，压角钤“等闲白了少年头”大印。
“万里乾坤笔底收”、“挥将寸铁刀如笔”、“有刀如笔”、“毫端锦簇”、“学到老”、“并吞六合，包举八荒”、“俯察品类任取舍”、“名瓷美石皆我所欲”、“安得黄金三百万买尽名瓷美石”等。文字精练，词语讲究，以哲人的目光观察世界。浓缩先生愿望和追求。
放怀纵观“眼底乾坤”，先生志气雄豪，“敢教海岳听安排”。回头头实设想，又要“甘当小学生”、“从头迈步”。一张一弛，有放有收，乃先生所讲求的互补手段。
世态炎凉，经历坎坷，“饱经沧桑”、“忧患余生”。即在逆境中，尽力忍耐寂寞，也从不消沉，总在憧憬美好前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痴情于艺术的信念鼓舞老人，目光远大，壮志弥坚，捉刀镌石，表露心迹。
“饱经沧桑”一语，点出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
民国初年，年方十余岁即游历于张蹇叟和吴昌硕、康有为门下；十七岁起六、七年中在题襟馆与众多名书画家们一起时的翰墨生涯；旋即游学法国；归国后任教于上海美专；抗日战争中逋居中南；解放后从上海到山东，暮年重返还沪上定居，展转南北，巅沛坎坷……慨言之：“饱经沧桑”，可与“忧患余生”一印连起来赏读。两方印八个字，包含漫长经历。他也庆幸自己，终于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沐浴到春天和煦的阳光。
精炼、严密是先生之一贯主张，正如谈诗，他有“拈来累牍千章句，浓缩成篇一首诗”之句。印语也是累牍章句深思熟虑的浓缩。
从为文化界诸多名人刻的多方印章，可以探究他的篆刻交谊。
这位金石诗书画诸艺兼擅的四绝大师，不爱索求名家作品，即使交谊弥深者。而书画家们或社会闻达，向他求印的甚多。由此广交朋友，结缔情谊。
朱先生与谭延闿交往，是在题襟馆中。曾经做过民国首任行政院长和湖南督军的著名书法家谭延闿，经常到题襟馆走动。1922年春天，得到一方全红的鸡血石，请年轻的朱先生镌刻。如此稀世之宝，未请吴昌硕奏刀，系因昌老好击边，谭氏恐怕损伤石料。更爱先生所作。长方石料高逾二寸，若刻名章，当然以方正为佳，先生建议从中间割开，却担心难得全红，经仔细审视，朱先生担保无虞。命工锯开，果然如愿，便一方归谭氏，一方赠朱先生。
小篆巨印“石缘”，有草书款识四方，文曰：
疁城汪君忒翁，渊源家学，能诗文，好金石，所藏多佳品。当代名家，延刻殆遍，于余所镌，尤具真赏，乃倾箧择其精者百余事，嘱为奏刀，汇集成册，暇日展观，摩挲自得。金石有缘，翰墨知音，后之览者，当传佳话。然吾以劫后余生，深自韬晦，乃以雕虫，争胜印人，为愧恧耳。
（民国）三十八年秋仲 复戡并识
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旧币将废，有钱人争相抢购金银、物品……唯汪统 先生遍寻各文物店中佳石，先请多位著名篆刻家各刻一方，用来评比，遴选杰出。诸家公认朱先生所作水平最高，因而呈上百石，请求镌刻。完成之后，打印集谱，即《为疁城汪氏刻百钮专集》。是谱成于先生五十岁时，展现了中年时期的成就高度。
此间，朱先生曾赋《为汪统治印》七律一首：
天工造化生奇石，鸡血田黄久著名。嘉定汪君爱宝物，沪滨大贾聚精英。累年盈椟充朱栋，到处托人找白婴。倾箧相求为刻画，桃花潭水寄深情。
“白婴”是先生别号，诗中将汪伦比汪统，以李白比自己，显见性情。
马公愚为这部印集作序，以兼带章草笔意的行书写成，结尾有：
百行自是（指聆听缶老指教），益奋志于古，四十年来，力追秦汉，尤肆力古玺，独为其难，师古不泥。自辟蹊迳。其神至之作，厕诸万印楼中，几令人莫辨……
宜黄符颠叟尝题余之印集曰：“无一笔一画落入宋元皖浙之窠臼，千年来一人而已”。余何足当，今以此语，移美百行，其当之无愧欤。
“奋志于古”一语指出了全意倾注传统；“自辟蹊迳”者言风貌独出，自成宗派。马公愚诚深知先生。
早在1937年八一三世变之前，先生曾为余姚收藏家何珊元刻印百余方，集为《何氏正修堂印集》。《为疁城汪统刻百钮专集》是第二部为一人而作的印集（2000年西泠印社据库藏手拓本，付梓行，易其名为《朱复戡印存》）。
马公愚曾一再向朱先生求印。白文“马公愚之玺”，刻有草书款跋曰：
与冷翁别十余载，此番归来，故人无恙，喜慰不可言。嘱刻此石，留永念也。
三十八年凉秋，百行并识，时同客海上。
记下抗日战争以后得与故人重聚情景，挚交故友，相互关爱，一往情深。
马公愚，数次写信向朱先生求书、求印蜕，收件后当作至宝，欣喜欲狂。并多次评价朱先生的艺术，有一篇题字写道：
余生平最钦服唯老友朱君复戡，君博学多才，工诗文，精金石，擅书画，精研六书，饫览群籍，融会贯通，识力兼臻。凡有所作无不古浑秀穆，度越前人，别开蹊迳而自成宗派，实千年一人而已。吴仓老视为小畏友，良有以也！
辛卯三月永嘉马公愚。
锦州许壮图，因请人从上海购得一部《为汪氏刻印百钮专集》，而对朱先生仰慕备至，经过多番周折，与马公愚取得联系，马老在致朱先生信上转述了许氏厚意：“接许壮图来函，对君倾服备至，有‘倘能得百行一印，为不虚此生矣’一语。有此天涯知己，兄亦足以自豪矣。”许壮图致马公愚信写于1961年11月16日，信中有：
百行之印叹为近今第一。撝叔、缶老固是大师，然于古玺之作，实不多见。百行之草书边款及其篆书亦世所不多靓也：此公现在地点乞见告。倘能得百行一印，为不虚此一生矣。
光阴荏苒，两人分处异地，鱼雁往还，时断时续。马公愚暮年写给朱先生的信上有：
“你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朋友，亦是最知己的朋友……现在我是风烛残年了，明年今日，不知如何？毫无把握。我希望你于百忙之中，抽暇实行你的宿诺，使我在未死之前，一睹为快：一、你数年来所刻的印，请将拓样给我两份。自从汪统印集之后，十余年来，我未见过你所刻的印，岂不怪哉！二、……以上诸事，请你及早实行，越早越好，我病中无聊，正在日夜等待你的惠赐，万望勿置之脑后，不胜感祷之致。勉强作书，切盼回复。
收到寄件，马公愚复信上写道：“如获拱璧，欣喜异常，难以言喻”。却又再次索求印蜕，信上有：“昔魏武读陈琳之檄而愈头风，今读我兄印稿已足疗我疾而振我神”。视朱先生妙迹，有神奇功能，钦服之情，以至如此。
许壮图花费功夫，多方探寻，终于从马公愚回信中得知朱先生在山东的地址，遂致书联系，写道：
近世之谈治印者，咸崇赵 叔、吴缶庐，自无间言。然细读汪氏印集，为赵、吴所能者又安在？因益佩大作是真能从秦玺、汉印中出者，皖、浙、西泠，何足道乎！是以不揣冒昧，敬求俯察景仰之虔诚，为壮刻一字，书寸纸，则壮为不虚此一生矣。公治印如此令人推崇，即集中所题数字，直得权量、诏版之神，千年来能有几人！边款之草书又谁敢为之者哉……
马公愚和许壮图，一位是故友知交，一位是不相识的远方人，对于朱氏艺术的评价和倾服，却甚相近。许壮图有学问，有眼力，工书法，好藏印，故马公愚和朱先生都很看重他。
沙孟海和朱复戡先生同是浙江鄞县人，两人同龄，且同师从张蹇叟和吴昌硕。朱先生七岁与吴昌硕在怡春堂初次相聚，十年以后常带了作品去请求赐教。沙孟海与缶老相识较晚因其早年居鄞县，抵沪之初，曾给朱先生写过一信：
百行道无足下：不相见忽已半月。蹇公未书谓吴缶老粹然蔼然，一团和气，必须一见之。北从是夜荷兄导往题襟馆，待臧堪不至，其后未尝一往彼处。自暴自欺（弃），一至如此，思之愧 蹇公厚意与史之高谊，自唯 唐，孤负多矣。望后当一回甬，日内兄有暇可否再导北往看吴君，最好到彼寓庐并得拜见缶老如何？唯尊裁之蹇公致（蹇公书昨晚 寄到）无札附上，风寒唯侍奉吉庆，不尽。
弟文若顿首十一
题襟馆于1922年从汕头路迁址，至1926年停办。这封信当早于其时。沙孟海写这信意在请朱先生引荐去拜识吴昌硕。有一部《沙孟海传》却显然将此事误记。
沙老晚年从杭州致书住在山东泰安的朱先生，向老朋友求印，信中写道：
获奉手教，大喜过望……卜居泰安，动定胜常，令人健羡。……近十余年来，因双目有白内障，不能再弄石，而写字应酬较多，需要有好印。解放前尝见大著《复戡印集》二册，多属枚（拟）玺之作，心仪不能忘。当今书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并非面誉。特请张、程两同志携奉二石，拜烦赐刻（印文另纸开呈），兴到命笔，不计时日……
1989年初冬，朱复戡先生过世，噩耗传到湖上，沙老悲痛万分——早年同窗共砚，晚岁西泠雅集……情愫绵绵，感慨系之，即操笔撰写挽联：
弱岁记游踪，后乐题襟寻鸿爪；
老来陪社集，雄书杰刻动鸡林。
“后乐”为鄞县梅墟张蹇叟的后乐园，“题襟”是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社集”指1979年以后共同参加西泠印社集会活动。这副联语，略记两人行踪、交谊，高度评价朱先生的艺术。
“后乐园薛楼”，常见于朱先生早期作品上，公年轻时随蹇叟师由沪返里，多驻足于鄞县梅墟的这座楼中。景色宜人的后乐园，原来归薛福成氏，“后乐”二字取自“后天下之忧而忧”句，薛氏将楼赠送给了他锺爱的学生张美翊（蹇叟），做藏书和课徒之用，遂命名为“薛楼”，以志感恩。公与沙孟海氏在这里聆听赐教多时，作用于两人之成长良多，故称著于世（今尚存，在宁波中山公园内）。
“张美翊”、“蹇叟”等几方名章是他为老师所刻，系先生二十四岁前张老师在世时所作，这些作品，包含深厚的师生情谊，先生越到晚年，愈一往情深，至今妥善保存着老师写给他的近二百封信。他的回信，早已无从得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朱先生得与刘海粟重新联系，多有书信来往，后来重逢于上海，刘老请求为他刻印多方，名章之外，吉语印有“曾经沧海”、“沧海一粟”、“昔我师黄山，今作黄山友”等，也向他求书索诗，海老信中评价曰：“笔墨之间，渊然有思，醰然有味，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他钦羡故友治印功力，暮年曾经尝试刻石，以求四绝之全。双手握刀镌刻，却也难于刻成较好的效果。直至到了晚年，在朱先生的挚友中，刘海粟是书信往来，与相聚最频繁的一人，也是向他求印、求诗、请予改诗最多的一人。两对老夫妇合作《三友图》是幅重要的纪念，朱先生因画赋诗、作印。
与张大千相识以后，结下深厚情谊，以致在他出国定居之前，曾一再提出同行。大千能作篆刻，刻过一些自用印，还是先后请求朱先生为他刻印多方，有白文拟玺“张大千”、“白汉印”、“张爱”等。
多字竖格印“与阳翟道玄 梁琚长水镇楚江伟虞山历均非一家眷属”，为拟汉金文字之细朱文印，却别于晚清之细朱文印，陈巨来也刻过形式与此相近的一方印。郑逸梅《艺林散叶续集》中有一则短文写道：“鄞人朱复戡，由其太岳丈张让三（美翊）介绍，拜吴昌硕为师，刻印造诣甚高，但极自负。昌硕下世，及谓陈巨来：‘印坛属于鄞人矣。鄞人以赵叔孺为第一，我次之。’及叔孺下世，又谓巨来：‘君在印坛，当升第二位，’盖以第一人自居也。巨来不服气，嗤之。”这个故事，未必完全确切，朱先生并未正式拜师吴昌老，昌老称朱先生“小畏友”系为忘年交。更不会自视在赵氏之下。但这同一印语的两人所作，似如水平测验，高下之分观者自见。纵观大作，朱先生并不太着意于精致的细朱文印，致力最多的是个性独出雄强峻茂的拟古玺和拟秦汉印，苍劲雄浑风格最符合他的性情。
先生曾为俞语霜、钱瘦铁、贺天健、吴湖帆、孙雪泥、胡伯翔等各刻印多方，记下在题襟馆的经历。曾为杨庶堪、廖仲恺、戴季陶、陈毅、章伯钧等刻印，记下与政界人物交谊……朱复戡故居中现尚存有与钱瘦铁的合影，有孙雪泥等精心彩绘的扇画，均为真挚友谊的见证。
查阅几部书中所载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成员名单，其中擅篆刻者仅吴昌硕、赵叔孺、吴隐、童大年、易孺、钱瘦铁、陈巨来与朱复戡（义方）等诸家，昌老看重并爱护他，便备受青睐。拜观所存印蜕，复查《当代书画名家用印字典》等书，得见他为书画名家刻印之多。
朱先生重视朋友情谊，与海内外文化名人交往频繁，1962年曾在青岛为多位书画家刻印，是较为集中的一次。日本书法家、篆刻家梅舒适、中岛春绿等，专程登门求印。以铁笔谱写友情之歌，在印石上记下交游影踪。
《朱复戡金石书画选》一书前言记有：“当年张大千，邓散木均慕其盛名欲拜为师，乃因其年轻而作罢。”张大千欲求学书，邓散木则为了学印。时邓氏请孙雪泥做介绍人在上海冠生园正式设过拜师礼仪。两人皆先见作品而仰慕其艺方才求师，并因年长于朱先生而未果。张大千听其忠告转师曾农髯，邓散木后来师事赵石。朱先生并未多谈此事，这则名家轶闻仍旧广为传颂，行文记载的有谷苇撰《张大千拜师》（香港《大公报》刊发）；刘云鹤撰《邓散木拜师趣闻》（香港1985.4《书谱》）；吴颐人著《篆刻家的故事》书中记此事；林乾良《西泠群星》书中有专文，乃为西泠集会时聆听过先生的口述，较为详实具体。
张大千出国定居前，曾经一再提出要求朱先生同行，意在一书一画，便于活动。他拒绝了说：“我们是从事民族传统艺术的，活动的天地应该在中国”。
朱文小印“英逝以后”，作于抗日年代后期一年的冬天，是方流泪之作。由此联系起一位他所钟爱的倩女英年玉殒的伤心故事——平湖赵文霞，甚美，人称“看不厌”，欲嫁一有钱人。相亲时，请朱先生伴陪，女嫌男士矮小，却表示看中朱先生。两家合议，纳为继室。三年后，归宁探亲，因病服药，片剂呛入气管身亡。先生闻讯赶到，见赵氏早已气断仙游，一时悲痛之极，尤抱恨于若及时做人工呼吸，便能救命，当时在场者却无人动手。即赋七律《悼文霞》并《采桑子》词各一首。《采桑子，前题》为：
平湖载酒迎霞珮，此日相欢，岁岁相欢，赢得家家弗厌看。
三年欢乐天生忌，妒煞红颜，夺去红颜，霹雳晴天裂肺肝。
赋诗悼亡，刻印悼亡，句句是血，字字是泪。
诗题中“文霞”，平湖氏女也，为赵文霞刻印，编在前期印集中。此印中“英”字，也或许代用字，大概取英年早逝之意。
朱先生与周练霞女士的友情往来，时在抗日战争前至解放初期，女士为先生画扇，工笔精绘白鹦，上铃“周氏”“练霞”二印，是他特意刻赠的。工稳精绝，与扇画谐调。兹附两人唱和诗稿墨迹三首于后。
先生八秩高龄，师母徐葳悉心照料，时值文坛解冻开放之春，创作热情倍增，作“葳娘”一印精心。从流畅圆润的篆文，可以想见其时心情，有草书诗款曰：
沉醉一生书画刻，欲攀峰顶岁云迟。
晚来红粉感知己，勖起消沉老艺师。
癸亥 朱复戡
此癸亥年系1983年，时先生艺术崛起高峰，是完成作品数量最多的辉煌年月。对于一位八十岁那年战胜病魔后的老人来说，真是若得神助。
1980年以后，朱先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大大改观，移居沪上，徐葳夫人殷切照料。公勖勉自励，力攀峰巅，争得十年好时光。
1984年元宵节后，为祷祈新年祥瑞，决定全家人迎春旅游，时每人各提出一个理想的去处，后依照先生意愿，去苏州邓尉游香雪海。丁大文先生《香雪海畔斯人永存》一文中有：
大家弃车步行冒雨走在泥泞的乡间山道上。绕过几家农舍，登上一座小山坡。霎然间仙境般的香雪海跃入眼帘，我们都被这壮观的一幕惊呆了……
方圆几十里的田野和山坡植遍了梅树，花朵儿正在盛开，浩浩渺渺，重重迭迭，一片雪白。天宇之中，暗香浮动，沁人肺腑……
老人家时而极目远眺，时而走入花径细心观赏，始终没有太多的言语，他的思绪已融化在香雪海的诗情画意中，神游在时空之外，他正在追踪着殷商两周重器，推陈出新；或正在大地的书法长卷上挥写大气磅礴的巨作；或许他正冥心于贯穿诗书画印的金石气韵。也许他正用大小篆的线条欲谱写新的丹青。当然，此刻浮现在他眼前的还会有在大世界时被誉为“小畏友”的惊讶，任教于上海美专时的豪情，在冠生园中，张大千、邓散木拜他为师时的窘状，以及浩劫时被打倒关牛棚的艰难岁月。
然而，这时他也许什么都没有想，只是平静地感受着香雪海的深情，欲说还休，不说也罢，此时无言胜有言。是啊，老人家之所以步履维艰地要来看香雪海，不就是为了辞旧迎新吗！时流还要超越，一代宗风岂能只限于南屋小院，岱宗脚下呢？香雪海正凝聚着造化锺灵的呼唤，使老人家感到了一股力量。他被挽扶着从这里走到那里，又从那边走向这边，依依不舍这一片花海，十里馨香，无限深情。
香雪海赏梅之后，先生连画梅花数帧，有一幅画红梅与白梅相掩映，谨录题诗二首：
卅载未临香雪海，梅花相忆我思梅，
今朝相见不相识，疑是群仙天上来。
白梅骨瘦气雄豪，欲与红梅试比高，
难得红梅知礼让，相携同上攀云皋。
因画梅花刻印，文曰：“花好月圆人寿”，这印语和婀娜深情的印文，揭示老人的心地，表述其时意愿，是生活的赞歌，是美好的召唤。他爱此印，多次钤印在画幅上。
画《丹顶鹤》题诗曰：
丹顶仙家鹤，人间一枉过。
留连此地好，欢悦舞婆娑。
为此刻“鹤舞”一印压角，以鹤喻人，感时光飞驰，恋念人间热土。思考在作最佳表演。以此构思作画，写诗、刻印，画、诗、书、印结为一体。
画梅，题款纪年属“甲子春初”，画鹤属“甲子初夏”，另一幅同期作品《雄鸡》，画上题诗：
啼声催起舞，报晓见情深。
莫厌惊酣梦，劝君惜寸阴。
为此画将十年前旧作“等闲白了少年头”一印，放大重刻，铃印压角。惜阴，是这幅画的主旨，八五老翁，心神益盛。
从苦涩中过来，尤其感觉到安适的温馨，本来孤寂的老人，得周到照料，精神生活大大改观。室内添置了画案，濡墨挥毫，神融笔畅，当窗凝视“一砚梨花雨”，滋润心田。
先生居沪以后，有时还返至山东，泰岱下风光，作用于他的艺术，提供给他作诗、作画的素材。如《泰山双烛峯》，画上题诗：
双烛奇峯拔地起，崔嵬突屹与云齐。
扶摇莫讶群山小，天外昂头万象低。
茫茫云海，托出突屹高峯，可视为公形象的化身，本来是幅旧作，此时重画，地点、环境、心情有异，笔墨进展，更增添坚定的自信，压角钤“海岳双栖”大印，有助于深化主题。如果将巨印“梅墟草堂”和款刻《梅墟草堂图》视为先生从艺的起点，这幅晚年作品便揭示他的艺术所达到的高度。
篆 刻 风 格 示 例
苍劲浑朴，雄强茂穆，气派博大是朱派篆刻总的风貌，如“猛士如云唱大风”一般的气势，充沛的生命活力，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具感染力，震撼力。此外，作品中也不乏娟秀工稳之作，娟秀而不失劲挺，具有另一番审美品位。
《静龛印集》为其早年印风作结。古玺“沪战劳军文物”作于不惑之年， “ 疁城汪氏忒翁之玺”，作于五十岁时，标志着个性印风的形成。与晚年拟玺作品面目接近。“于氏太昌之玺”，作于花甲之年以后“毅之玺”，作于先生过世之前不久。是封刀之作。相互参阅，愈来愈大气，愈来愈雄深。
大气磅礴 先生治艺，讲究气派，乃个性使然，见于他的书法，也见于所作篆刻，表现在拟古玺，也显现于拟汉印。
和谐统一 以诸体篆书字刻印，皆笔势谐调一致，体势统一，绝无相悖之处。他谙熟篆法规律，结字繁复多变，得心应手，统一中求变化。
法古开今 先生精研三代遗物，遵崇古法，所作传统意蕴深厚，且又有高度创造精神，注重发展提高，力求个性独出，自成宗风。
平正工稳 古玺多险绝，汉印多平正，汉印“平阳汪氏”、“刘俊生”、“徐叶翎”、朱文印“刘波”，拟古玺“用祈眉寿”、“张正”，工稳适度，静中寓动，文雅庄重，精气内含。另外古玺亦有工稳之作，汉印有险绝之作。
雄浑朴茂 在风貌丛出的作品中，以气势雄强茂穆劲健之作为最多，如拟古玺“潜龙泼墨”，“从头迈步”字势庄重，动静相辅，工稳兼呈险绝。大方且又精细。拟汉印“石缘”、“太原程氏”，二印取白文小篆，亦气派十足。
粗犷拙朴 粗犷古厚，如古玺“游鱼出水，归燕受风”、“鸳湖烟雨笼莲塘”，汉印“刘海粟”，动中寓静，极具张力。
挺拔舒展 笔画奔放，铿锵劲挺，富于金石气，如“沧海一粟”、“情深似海”、“平阳”。
斑斓苍茫 气象迷茫，古拙厚重，意境深邃，如“沛国朱起氏复戡之玺”、“朱复戡旧号静龛之玺”。
险绝恣肆 朱先生篆刻，工稳大气者多，恣肆放纵之作较少，如圆玺“风堪”二字奇绝，边框齐整却相谐调。“朱赤子”三字奇肆，不悖古法，而非杜撰。
娟秀俊逸 先生作品崇尚阳刚，即娟秀之作，亦求厚重，避免纤弱。如“与阳翟道玄 梁琚长水镇楚江伟虞山历均非一家眷属”、“后素楼张氏鉴藏宣炉清钱印”、“秦二世诏”、“山原大年”，尝取汉金文入印，略异于晚清以后之细朱文印。
拙中寓巧 先生贯用对比手法，将稚拙与灵巧之美结合于一，变化丰富，意趣深邃，反之为巧中藏拙，如白文拟玺，“老骥”。
静中寓动 于文雅深沉基调中辅以动势，总体工稳，细节生动，如潜龙“横印”、“汪统印信长寿”系静动相辅之作如是者最多。反之为动中寓静，如朱文圆印“潜龙”。
笔简意繁 多字印字势统一，条理竞然，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少字印如：朱文“于”，系姓氏印，独字三画。如“卜主”，二字三画，笔简意繁，情趣浓郁。
再如绮丽者如“丁肇中玺”、“马苏姗”，此二印以英文作上下边纹饰，为各自的学位。奇异者如“乙丑青铜”，青铜二字合文，构思巧妙，形式新颖独出，别具创意却不悖古法，植根传统并作发展。
工稳精到和雄浑峻茂是朱派篆刻的主流风格，有印款曰：“殷墟文简笔浅刻，入印便嫌散薄。”意在追求厚重。
先生作品， 风貌多变，体式丛出，循序发展，略举数例，可见一斑。
章法印式分类示例
工稳灵动，严整大方，守法而多变，体式繁复。字式谐调，笔画疏朗，是朱先生篆刻作品的形式特点。以古玺论，因字取势，变化万端，可以归纳出一些常见手法：
上紧下松，如“疁城汪氏之玺”、“潜龙”、“忒翁”、“百花齐放”。
上下留白，如“野平金石刻画”。
上紧下松，如“展公七十岁以后”、“春晖堂”。
右紧左松，如“学到老”、“沧海一粟”。
左紧右松，如“小曼”、“郑耀南”。
中部上下留白，如“ 王恒颐玺”。
右下留白，如“朱氏静戡”、“朱风戡”。
右上留白，如“吐故纳新”。
左上留白，如“雍锷生玺”。
左下留白，如“风戡金石”、“原志”。
界格印在秦印中为最多，先生所作，田字格玺如“朱氏之玺”、“忒翁长年”。“平阳汪氏”一印，边框与字画成十字格。“别来无恙”十字格兼封泥印。日字格玺如“汪统信玺”、“紫阳”。
战国古玺、秦汉印，无多字界格者。多字界格是晚清印人的发展。朱先生所作小篆印不乏多格式。“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般”句，摘自《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一方早年作细朱文印。有几方印小如指实，最多达48字，均有界格，系为精细训练。
朱先生篆刻，尤其着意于拟商周古玺。所作呈十足的古玺形制，复将商周全文施之拟玺，发展了这一篆刻形式。放沙孟海、许壮图等大加推崇其玺、作品重视其领先地位。
秦印与汉印之别，犹如秦篆、汉篆之仅稍有差异，秦代官私印多有边框界格。西汉之初，承袭秦制，稍后，印章形式叠出，日臻繁复。
朱先生小篆印，保持秦汉印基本特征，文字据古代摹印篆文之外，另取秦刻石小篆、诏版小篆和汉代石刻篆书、汉金文小篆等等。
以诏版体刻印，将这一书体稍作整理加工，如朱文印“向之所欣，俛仰之间，已为陈迹”，取王羲之《兰亭叙》中的一句。“江山如此多娇”和“风展红旗如画”是毛泽东词句。圆印“秦诏铜量之楼”是先生自作斋名印。“山原大年”为余姚何珊元刻。诏版体入印，俊茂娟秀，生动可爱，风格别致，然以上各印也稍有差异，同为诏版小篆也字势多样，体式不一，并不雷同。灵活运用，显见发展。
在拟诏版印作品中，有方诏版形状上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斯列宁主义”的作品，时在文革期间，文字禁锢严重，便将政治术语入印，且下大功夫为之，为篆刻艺术争得生命力，时代特征鲜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印，为同时所作，经取九叠文入印，体现当时强调“步调一致”的精神。朱先生汉印作品，印文布白，承古制，屈曲填满，笔画匀称，抑或无意疏密。白文印因边沿笔画整齐，不作边框，朱文印加边框得完整。汉印与古玺明显区分，字虽方整，但不板刻，或静中寓动，或动中有静，动静相辅，变化万端。往往在细节微妙处，精心处理，富有情趣。白文印如“朱复戡”、“张登堂”；朱文如“汪统印信”、“汪统印信大利”、“浩德书画”，近似汉人作品，亦呈朱派宗风。兼作变体处理者，如“季陶长寿”、“何必争竟”，前者结字奇绝，后者方正，不着边框，已得完美。
鸟虫篆印 鸟虫篆印在汉印中别具风貌，笔势环绕，情态婀娜，如“汪统私印”“龙岁生”，即置于汉印专集中，亦属上乘之作。这种形式，太像古代作品，难于自成风格，中岁以后，弃之不用。
肖形印 《为疁城汪氏刻印》，集末有肖形印三方，方印龙，图上加“汪”字，龙的图形又兼“统”字。圆图形印龙，上加汪字，另一方龙凤图形印，为“忒翁”二字组成，既是图象又是文字，神妙之作，别出心裁。以上均为汪统、潜龙、忒翁诸字号之变换。
朱先生作品图案甚多，或图文结合，或刻于边款，纯肖形印较少，如“虎”。
四灵边印 四灵者，即以表示南、北、东、西四方位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图案边框，汉代多有此种印式。属文字印与肖形相结合，如“统”。
文图结合 如“龙凤呈祥”、“贾钩岳父执戈”。龙饰边印如“秦二世诏”“春秋馆”，“何氏乐石”，或取玉雕纹饰入印，或文字与图形结合。
图形印 肖形印之外，先生刻佛像、人物、动物、山水等，或为印或为边款。以龙的图形印或边款为最多。朱彰武，号林屋山人，请先生刻“林屋山人”印，即以林、屋、山、人图形代字，款属“林屋山人嘱”，点出含意，构思巧妙。“牧童”一印牛背童子又兼“子”字，亦字亦画。
封泥 封泥产生在古代玺印的使用过程，是秦汉时代钤有印文的泥块实物，于今发现，并敷墨拓印，古朴可爱，得以流传。先生拟封泥作印如“别来无恙”，提炼加工，重印文，简化泥边，富于新意。
瓦当 瓦当系古代瓦头上的文字或图形，晚清以来，拟其形式和文字缩小为印。公曾作“百花齐放”，“竹君眼福”。
连珠 四方联珠如“忒翁小品”字加边框，合于小品之意，此印与田字格印有相似之处，虽分四方，却结合紧凑。“平阳汪氏”，系联珠印之变体 。
币形印 古币形朱文印如“平阳”，阴刻币印“汪氏之玺”，取古币形却不依样照搬，形式独出。另如“旧藏张晋”、“雨后复斜阳”二印，同为币形，各有差异，并不雷同。圆币印如“竹君眼福”。
圆朱文 圆朱文印，常见于赵松雪和赵之谦等晚清诸家作品中，先生早年作“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般”、“安溥湖涵”，雅静秀润，工整精绝。后期之作，如“与阳翟道玄 梁琚长水镇楚江伟虞山历均非一家眷属”、“后素楼张氏鉴藏宣炉清钱印”，以汉铜镜文字入印，笔画圆转，劲健挺拔。
朱白相间 朱白文合于一印，但得谐调统一，如“田园风味”，田字作格，线条匀称，朱白谐调。
以字代边 如“亚明”，“亚”字兼边。“文华行”，行字兼边，亦字亦边，设计精巧。
九叠文 九叠文印，行于宋元，用作官印，曲曲排叠，几不为篆刻家一顾。朱先生以九叠入印，加以改良，提高了品位，如“耆德忠正”、“淑德遐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79年杪，先生翻阅《上海博物馆藏印选》审书尾九叠文印而作此。庄重大方，正适合于严肃的印语文字。今已罕见九叠印，此三方作品殊觉新颖。
角印 滥觞于秦汉以布白所需先生作“潜龙”吟等。
异体 《张迁》碑额入印，如“ 疁城汪氏”。《天发神谶碑》入印，如“六十以后书”。甲骨文入印，如“潜龙”。白文长方形印“忒翁长寿”，拟木雕装饰文字。博采名迹，拓展了篆刻字体。
朱文无边框 省略边框，不失完整。亦能风貌各异，别富情趣，如“季陶长寿”。古玺如“胡顺罔玺”。
朱先生篆刻作品形制，以方形印为最多，求其规整大方。次为长方、圆、椭圆、扁方。再次为角印，凸形等，依古式加以整理发展，不妄自杜撰。仅以圆印论，亦圆中多变，“和为贵”、“潜龙”二印之外，圆中取方者如“汪统”，横十字格或十字斜格如“秦铁权斋”二印或三角分割，如“不役人亦不役于人（见后）”。“富昌大家”，字画亦趋圆，别样排列。白文圆印如“膝前孙许自称翁”。
椭圆印，因印石形制或印文排列之需作椭圆印，印文多直行排列，随形刻字者如“云从龙。”“宇超长寿”一印，边框外加纹饰，呈装饰美。椭圆印，多作朱文。半圆印最少，仅有一例，田字格印，方形印，四字，印文，因字到势，上下左右，字的位置多变，避雷同，富情趣。作白文者，省左与下二边，如“朱氏之玺”等。
文字结体、字形变换示例
篆刻文字结体形式繁复，求势求气，避免字形重出，俊茂变化，浑穆灵动，结字规范，字体各有归属。
移位 因布白、结字需要而移动部位，约分为左右移位，上下移位，局部移位等。如玺印“忒翁”、“吴权”、“情深似海”、“百家争鸣”、“瞿滢”、“鸿年”、“广厦门中苍生”、“纶之楼”、“龙腾风翔”等，均有多字结构移位，以求字形与章法完美。
结合 因布白或字形美之需，作二字结合或局部结合。如小玺“章少通”之“少通”二字合文，无边框印“引玉”二字相连，“杨庶堪”之“堪”，“单凤启事”之“单凤”相连，“纶芝楼”之“纶芝”相连。再如“吉祥如意”之“吉”，“土口”结合，“为“五斗米折腰”、“五斗”二字合文。
变形 变动字形美化结体，或为重出之字避免雷同，如朱文小玺“白行长年”、“犹龙”、“郑耀南”、“万公蕙”、“达观”、“不役人亦不役于人”、“金匮秦氏之玺”、“何珊元玺”、“徐朗西玺”、“风戡”、“朱氏藏碑”、“鄞县朱方”等，“沛国朱起氏复戡之玺”中多字皆变，成为通方变形，“无锡钱律”玺，四字皆变形，圆玺“鄞县朱氏”前三字变形。字形虽变，篆法不误，变化求美，构思精妙。
省减 虽然省笔仍得准确易识。如“周密之玺”之“密”、“忒翁小品”之“翁”、“宜有千万”之“宜”、“伯”本篆作“白”，而印中伯字略示“亻”旁。以别于白字。先生所作，多有如是者。朱文古玺，“复戡”二字皆有省笔，以求章法美。
增補 虽然增加笔画而不失简净，有助于布白效果。如“朱复戡旧号静龛之玺”之“朱”、“羲献而后直到伏隆”之“后、隆”、“汪统印”之“汪”、“壮游”之“壮”，“剑郭”印，剑字上出剑头，“华雪雄”、“华山”、二印“华”字加井头，系布白需要或与“花”字区分。增补笔画，篆法不误。“翰伯”之“伯”。
错落 笔画错落有致，结字多作变化，将商周金文中的这一特点加以发展。双结构字如“潜龙”一印，“潜”字右半下落，“龙”字左半上提。“张立祖玺”，张、祖、玺三字左畔上提。“力和”之“和”字右畔上提。小印“复始”二字左右偏旁，错落有致。古玺“沥水潜龙”，错落有致，妙趣横生。
重文 重文分借全字、借偏旁、借局部笔画等，求其简约，以二短横代之。如“不役人亦不役于人”一印省“不、役”二字。“敬礼张立祖”，“礼、祖”二字合旁，省略重文符号。
挪让 印文中多画字大，少画字小。结字笔画服从整体交果。如小玺“黄兆熙”、“平乡”、“范禾安”，避让得体，从容自然。
欹侧 欹斜取势，不失稳定，如“龙飞凤舞”、“归安俞原”、“沙弥微尘”。诏版体入印笔画多欹侧，大篆欹正相生，汉印文字趋于方正。
呼应 特殊笔势，多作呼应，避免孤立。以同一的细节形状作呼应，得混然一体，留白也注意呼应。如“椒伯翰墨”，朝各方向之 凵形的多次出现。“彬斋所藏”之多处三角形的呼应统一全局。多字印“懿德堂珍藏金石书画印记”，以二十多个方或长方形的呼应成和谐效果。呼应关系，多见于工稳的小篆印。
满白 白重于黑，如“汪统信印”。
细满 黑多于白，如“潜龙”系甲骨文字入印。
统一 大体为：一，尚方笔势的统一。二，尚圆笔势的统一。三，方中带圆或圆中带方的统一。四，笔画倾向的统一。字势统一以求整体协调，团结无间的效果。
连接 对于结字，多重视笔画疏朗。“小隐仍居市，门深不在山”一印，则连接笔画，似如界格。朱文印“佩存”二字首画相连接，求得“紧凑”。
盘错 巨印“海岳双栖”，海、岳是先生两个寓家之地，海、岳、栖三字，有同样的曲笔相呼应，似意在象征曲折的生活经历。白文“忒翁长寿”，亦区笔字势。“平阳汪氏之印”一印，略取九叠文笔势，稍加工，现异趣。
分离 有意断开笔画，却不散乱。如“张美翊玺”，字间多处分离，小玺“紫阳”、“鹤寿”之结构分离，与日字格完整边框形成对比。
穿插 穿插笔画，改造字形，别有情趣，如“忒翁小玺”，“弋”之长画插入“心”字，“徐忠庆印”，“中”之长画入“心”字中。“盛氏之玺”“成”落“皿”中，篆法不误。
反正 古玺中可出现反字或局部移位，一如大篆结字。如小玺“孙鹤皋”、“郑耀南”二印字形全反，“季陶”，“陶”字反文，“桃花潭水深千尺”深字反，免掉水旁上下并列。“张文祖玺”后二字反文。
粘连 合并笔画成粗细、黑白对比，多在白文印。如“复戡鉴赏”四字皆有粘连。
异体 篆刻文字，力求篆法规范，罕作异体。作异体者如独字印“戡”富装饰味，呈异趣仅作尝试，并不钤用。“孺子牛”、“山朝子”二印，近似异体，实取身商代金文。
宜忌
1、注重结字准确易识，忌错讹、忌大小篆混杂。
2、力求字体规范，取大篆作古玺，小篆刻汉印，篆法精确，大小篆及篆书诸体明显区分。
3、拟古玺朱文、白文加边框，汉印白文无边，承古制，印式各具特征，但也有破例求新者。
4、笔画之间宜宽松疏朗，忌冲撞抵触。宽松则舒展清晰；抵触便觉拥塞混乱。
5、宜笔画扎实挺拔，忌含糊轻飘。
6、避免绝对方形与绝对圆形，以似方非方、似圆非圆之形为佳。
7、字形笔势协调、和谐、统一，忌相悖。
玺 印 边 款
印章，作为实用品，重印面效果，文字清晰而识；以篆刻艺术论，印文、印款，朱墨配合，印面文字与款识结合，相映生辉。印款作品，更能发挥书、画、刻的功能，扩展丰富了篆刻的表现力和审美功能。“十鼓止载数骆驼”等诸印，款识重于印文，属篆刻作品中的长篇巨制。先生印款遍刻楷、行、草、篆、隶诸书体，或巨或细，或阴或阳，或阴阳相间，或图文相间，变化丰富，体式多样，构成完美的总体效果。另外也刻制人物、佛像、动物、山水等图形。
楷书作款，先生擅魏碑体，如“离欲是罗汉，忍辱作仙人”一印阳刻款识，再如：“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阴刻款，极工整，意在《龙门》、《猛龙》间。前印复有阳刻钟馗像和阴刻行书长跋，后一方款阳刻佛像，图形与书法相配合。
草书印款以巨印“石缘”四方长款，略带二王笔意，为中年时期草书风貌，潇洒飞动，笔笔到家。
圆印“秦诏铜量之楼”，缩刻秦诏版二方，取法秦代小篆，字势跌宕，玲珑俊妙，是整理加工过的朱氏风诏版，系前期作品。
“梅墟朱氏”阳刻拟砖文隶书，款后以行书作题记。
白文拟古玺“用祈眉寿”，以大篆作款，取条屏布局，气势磅礴。
先生早年曾刻多字小印数方，字如粒米，细如毫发，复加界格，用来作镌刻能力训练。有此功力，刻制边款，信刀为之，游刃有余。以小见大，在方寸天地里做大文章。
以画作款，形式、题材丰富多样，图文相辅，款识重于印文。“梅墟朱氏”印之款，阴刻《梅墟草堂（读书图）》，重在作款，象一件完美的绘画，刻画具见功力。
“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印款阳刻佛像。
“离欲是罗汉，忍辱作仙人”，印款阳刻钟馗像。
“车如流水马如龙”，拟汉代画像石阳刻车行图。文图配合，相得益彰。
“龙飞凤舞”，款刻龙凤腾跃，作有多幅。
虎为兽中王、马是气派骠悍的动物，如“虎啸龙吟”印款刻雄强的老虎。虎咆哮，龙高吟，将这种气派施之于艺，有助于塑造作品的阳刚之气。
“老骥”印款刻奔腾的骏马，表现雄强气势与生命活力，可与“天马行空”印语参照赏读。
先生尤爱龙凤图形，仅为汪统刻印百钮中有龙的肖形八方，凤二方。汪氏辰年生，字潜龙，龙象征其人。凤表示他的夫人，亦兼有龙凤呈祥之意。为汪统刻印，百钮，极尽心力，印、款并茂。
朱先生金石诗书画皆精擅，诗、书、画之融于篆刻，尤以篆刻边款，丰富多样，丛出不穷，以视觉图形还伸意象，也是他篆刻艺术的鲜明特色。
写印 用笔写印，呈镌刻效果，起自朱先生青年时代。初为推敲选择正稿上石而作。“张美翊玺”作于他的老师在世时，朱先生年方弱冠。写印，需深谙篆刻形式并善于握笔精细刻画。作刻印准备者或可略得形似；以墨迹代印蜕则务求钤印的效果，较之镌刻上石难度虽大，却能信笔急就，妙笔生花。
行生少年时代，曾双构摹《石鼓》金文，米粒小字，此边款缩刻之《石鼓》还小，直是神工。
大凡先写后刻，在刻的过程中提高。或但有创作冲动，便以笔写印，聊抒胸臆。先生自己曾将墨稿编入印集，代替印作，即写画边款，亦富于刀味，呈镌刻效果，故可与篆刻作品等观。
他还承接硬质印料，在早年的一份润单上写着：“石章每字一元，牙章加倍，晶章每字三元，金、玉、玛瑙每字四元。”系写好印稿，转请工匠镌刻而成。写印，从另一方面作用于他的篆刻水平提高，有助于制作成印。
神游三代的朱先生，也擅长青铜器设计，其青铜器作品置于国内外几个著名景点。将青铜研究、素养、施之篆刻，将北朝造象之图与字也引入篆刻，自然从容，为边沿形式，也是一种延伸。
朱先生篆刻，法古开今，承传统而自成宗风，守法而不囿于法度，别出新意，个性独出，风格鲜明。概言其印，分为拟古玺和拟汉印两大类。重古玺，亦重汉印。重白文、亦重朱文。先生作品，拟玺、拟汉泾渭分明，篆文、印式明显区分。既深谙古玺印的形式规律、精熟各历史年代的书体特征，复以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力作篆刻。印章形制与玺印文字均极尽规范。
古玺行于先秦，文字属于古籀，先生所作，即细微处，全系大篆笔势，而别于汉印。传世古玺，为战国物，常见的约数千枚，单字只有数百。先生以金文入玺，解决了用字之难，拓宽了古玺的文字范畴。小篆印则遍取秦汉各体篆文，将缪篆文字范围加以拓展。
朱先生殊好三代文字，古文物过目甚多。神往上古，心仪商周，拟古之作，神髓皆古。
沙孟海致朱先生信中有“尝见大著《复戡印集》二册，多属枚（拟）玺之作，心仪不能忘。”其实集中拟汉印亦多，个性强烈的古玺，尤其引起沙先生注目，以其形式独出，技艺超妙，最具视觉冲力，读后印象最深。朱派风格的形成，与他长于写篆书直接相关。前人谓赵之谦篆刻得力于魏碑，吴昌硕得力于石鼓，那么，朱先生则得力于金文，因此得独树一帜。
大篆书法与拟古玺印便于表现他的精长和艺术追求，是他的诸艺术创作门类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
以书入印，始自清人邓石如。以篆刻特点施之于书法，始见于朱先生。表现在布局格外讲究，行间距离紧凑，常常出现些微妙的交错穿插效果。为《书法》杂志创刊十周年题字：“宣扬书法艺，发奋十周年”，十个字排列巧妙，笔势多作呼应，通篇混然一体，有意以篆刻手法作书，呈篆刻布局效果，尤如一方完美的大印。朱先生的各体书法，尤其篆书作品，重视严密紧凑的总体效果，结字重顾盼映衬，相互照应，显系借鉴于篆刻，将刻印所得，施之于书。
他在印款上申明：“拟古玺”、“拟秦玺”、“拟汉印之浑穆者”或“意在石鼓铜诏之间”……这类款识，道出了直蹈传统艺术源头，却不是单纯意义的借鉴，而是梳理加工后的取纳，又如拟《龙门造像》之作出于龙门之图像，文字，而别于龙门，风貌独具，扩大了篆刻无地。将借鉴与创造精神融合于一，植根于深厚的传统，展现创造才华。
将近一整个二十世纪，朱复戡先生所经历的九十年中，多处于“频年离乱，民生荼毒”中。他早年时的书法篆刻创作，如“琪花珠树”，“驰誉海上”，以后，尤其抗日战争八年和文革十年，传统艺术遭严重摧残，艺术家长期受到冷落、压抑。直到他八十岁高龄的晚年，焕发出旺盛的创作活力，正是他书法篆刻创作再上层楼的十年。
早年在上海，浓郁的人文环境促成了他艺术的早熟；花甲之后，在五岳独尊的泰山下，吐纳山林浩然之气，陶情养性。便于塑造加强他雄强峻茂的艺术风格。晚年离鲁返沪，回顾平生经历，重又焕发童心，百倍痴情于艺术。这位寿享九十的老人，其好岁月，其倾心创作的年代，是在早岁与暮年。
先生中年以后，一意埋头于艺术研究，致力提高水平，不多发表作品。马公愚谓：“先生于名，则信手取舍；于利，则随挥出来”。因此，张大千、马公愚、刘海粟等都一再为他题字，评价推崇。马氏曾说：“兄如赛马场上的头马，跑得太快，已越过在最后面的马将近一圈。在外行人看来，你跟在后面，是末马，内行人则都知道，你是头马。”
篆刻虽属雕虫小技，这位艺术大师终生不渝地眷恋着。以极大之心力，以“雄视一世”（沙孟海语）的高度，痴情对待它。
金石诗书画大师朱复戡先生，书法方面篆、隶、草、行真诸体皆精擅，诸艺术门类中以书法、篆刻作品为最多，对于刻印，先生以刀代笔，以书法家的如椽大笔作篆刻，创造辉煌。
艺术大师犹如一部伟大的巨著，内涵宏富，蕴藏至深，精深博大，虽不艰涩，却一时难于探其玄奥。一旦接近，如临大海，浩浩然不见边际。故对朱先生大量遗作，尚需细心研读，探究其创作发展之路。以上所述，仅一得之见，未确之处，有待深入探究。
二ＯＯ四年四年——七月
二OO五年八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