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都市中，城市的功能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作为行政或商品交换中心的概念，而越来越发挥作用的是城市自身作为信息交换和信息传输中心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传媒以及由传媒的概念扩展而来的诸多信息传播形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现代都市的中心地带，商业广告和作为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牌，起到了在宗教决定意识形态的时期中，像宗教建筑中宗教壁画那样对大众的宣谕作用。而与后者相比较中，不仅仅是内容和形式的不同，更为主要的是，由于前者区别于后者所处特定环境的封闭性与内在性而体现出的“公共性”与“外在化”的特点，一方面作为一种特定的建筑“表皮”(surface)构成了现代都市中公共环境的视觉背景，成为当代人社会性活动的时代标记；另一方面，作为本身所具有的信息传输与交流的功能，它也起到了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说的“社会交往”的中介作用。其作为信息载体的功能，比如安放在一些标志性公共建筑外墙表面的大型电子信息显示屏、大型多媒体屏幕、滚动式广告墙、延续数条马路的灯箱旗帜广告等，作为广义上的建筑元素，实际上已经是像史蒂芬•佩雷拉(Stephen Perrella)所认识到的那样，可以上升到建筑或城市的“超表皮”概念去理解，从而实现了在信息社会中，日常生活中虚拟层次和物质层次交结的结合点。
实际上，在当代的城市空间中，除了人流、物(商品)流之外，越来越显现出重要地位的还有信息流的特征。在这种特征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代社会形态日益商业化和信息化的趋势。而商业化和信息化的结合，直接派生出现代媒体的商业化运作，这在当代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在前信息社会中，传媒的作用主要是为主流意识形态向民众灌输、宣传其理论而服务的。传媒的操纵者也局限于是政府的职能机构或者主流的社会团体。在这里，信息的传递方向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也就是说，信息传递的内容、方式等都不以受众的需要而左右。大众传媒兴起后，传媒的控制者表面上变成了一些商业性的媒体经营者，而实际上，因为传媒企业的商业利益取决于媒体的受众范围的大小，这样，大众对于传媒的选择就决定了它在某种程度上要通过方式和内容的选择来迎合大众的趣味。信息的传递变成了一个双向的交流过程。在这里，受众似乎变成了传媒的主体。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如果我们揭示开这里的第二层表象，那我们就可以发现，所谓的“大众的选择”的标准又是由谁来操纵的了。实际上，我们通过现代传播学的研究，就可以发现“大众”的需求和选择方向是可以培养和影响的。在商业社会中，强势的商业宣传总是通过大众传媒作为中介来达到它们所期望的影响大众的消费选择的结果。这一方面可以看作世俗的商业性社会文化对传统的政治性的社会形态的消解；另一方面也是商业机构通过大众传媒取得社会形态话语权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大众性的传播媒介”首先指的是传统的媒体如报纸、电视等在商业性社会形态的压力下从政治性的宣传工具向商业性大众娱乐和商业性信息消费的转型；其次是从现代的商业社会文化中派生出来的商业广告，它除了作为市政规划范围之内各种广告牌、广告屏、广告招贴之外，其它更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的传单形商业宣传资料的传递，如一些“手递手”式的商业宣传资料的发散、传播形式，也可以视为这种是商业传播意义上的大众性传播媒介；其三，在上述被主流的社会行为规范所认可的传播形式之外，还有其它的具有“非法”性质的商业信息传播方式，如在建筑表面随意喷涂和书写、小块的“即时贴”性质广告的任意张贴等，也可以看作一种商业信息的传达方式。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媒介的传播方式的变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一些偶然性的技术发明和技术进步在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中，实际上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设计和印刷设备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印刷成本的低廉化，不但降低了传统纸质媒体的制作成本，从而可以大量地增加传播的信息量；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传单性商业宣传资料的泛滥。即时性的粘贴材料的出现，催生了那些粘贴于墙面和城市道路上被称为“城市牛皮癣”的小广告。罐装压缩喷涂漆的发明，使那些夜间出没于城市各个角落喷涂各种商业信息的人络绎不绝。而互联网技术的发明，更是使信息的传播方便、快捷、成本低廉。那些出没于各个公共性BBS里张贴商业信息者与那些手持罐装漆的夜行侠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商业性的大众媒介传播方式的变化，正是使传统传媒越来越“表皮”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媒介的传播方式更加依附于城市的实在和虚拟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城市的形态属性更加视觉感官化。这种城市形态的视觉感官化，不仅深刻改变了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感知方式，同时，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讨论，它甚至触及到了传统的“主体”、“客体”二元性概念的重新定义。正如梅洛—庞蒂(Maurice Mmerleau - Ponty)所说“身体不像其它事物那样在空间之中，身体既不在空间之中，又不在空间之外包围空间。身体之于空间犹如手伸向工具一样”①。作为“世界的肉身化”(incarnation)，既是“身体—主体”的外在化，即知觉对世界的直接接触；又是世界的内在化，即“世界”向知觉的显现。也就是说，“‘身体—主体’(boby - subject)与世界彼此开放，没有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心灵与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②。
这种在现代商业信息传播媒介的作用下“肉身化”的城市空间属性，正是黄汉成创作的这批以城市商业性传媒和商业化生存状态为主题的作品的社会背景。
在这些作品中，商业性的文字符号覆盖在步履匆匆的现代都市人群的身上。人流与字符互为主体，互为背景。“人”彻底地融入到现代商业社会的节奏中，成为一个个与那些字符没有本质区别的“表皮”化的身体欲望符号。或者也可以这么说，那些影射着城市表面意象的字符也正是现代都市人内心日益物质化欲望的外在化体现，并进而将这种内心的物质化欲望投射于城市空间之中。而这种“内”与“外”的交融，也说明了城市空间属性的“肉身化”和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皮化”。
这种人的社会属性的符号性表皮化，还源自于现代社会的“专业化”社会分工。在商业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和地区按资本、技术研发、加工制造、原材料提供、终端市场等商品、资本流通的环节进行了专业化的分工。而在现实社会中，个体的专业化社会分工也是国际性的社会化大分工的需要。这种分工的专业化也意味着技术性的专家化和工艺性的专门化，人也就必然成为社会性环节中的技术性专门符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信息的丰富与个人环境的单调，内心欲望的复杂与整个社会机制的程序化，人自然会产生关于个体身份的焦虑感。在黄汉成的作品中，他通过在社会化的生活场景中截取的一些动态性的不完整片段，并使画面的色彩基调处于一种夏日正午眩晕、刺目的阳光下所实现的心理暗示效果中，以此来加强从画面中传达出的焦虑、动荡、烦躁、无奈的情绪。
在这些画面中，人们或者是被内心的欲望驱使着步履匆匆，或者是眼含期待而神情疲惫不堪，同样是内心焦虑而面目模糊。这正是现代人在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内心压力下的真实写照。在这里，因为内心目的性欲望的单一而导致了画面中不同人物之间的神情、行为的趋同化。而这种趋同化正是现代社会中个人自我身份迷失的开始。
2006年5月29日 于北京通州晾木厂
注：
①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②赵敦华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