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一幅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曾经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出版发行9亿多张，创下了中外美术史上的神话。造就这一神话的，不能不说是当年特殊的政治形势。这幅油画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风波？油画作者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毛泽东对这幅油画是何意见？对油画宣传的降温是出于何种原因？油画到底有没有违背历史真实？本报4月份发表了萍乡市两位党史专家的文章后，油画作者刘春华先生披露了他知道的情况，针对刘先生的文章，两位党史专家也提出了他们的不同意见。由于年代久远，又缺乏档案记载，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可以说相差甚远，这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南方周末》2006年4月20日刊载萍乡市两位党史专家黄式国、黄爱国先生的文章《〈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文中提出“毛泽东本人对这幅画不太满意”、“《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画家叶浅予的文章……批评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作者还考证，“油画表现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情景是与史实相悖的”等等。看来，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还有人在研究，“幕后”的情况更是人们想了解的。作为此画作者，我觉得有责任、有必要谈一谈我知道的情况，供研究者参考，也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油画宣传的“降温”与江青整我有关

　　我最早见到有关毛泽东对该画不满的说法，来自2002年杨桂香、黄爱国两位先生的文章，说1972年4月24日中联部的同志说：“毛主席对这幅油画不满意。”这一传闻据说有张春桥1971年7月15日在韶山纪念馆参观时的讲话为证，张春桥讲，毛主席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

　　黄式国、黄爱国先生在文章中说：“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之时，毛泽东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他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通过非正式渠道在人们中间逐渐传开。从此，对《毛主席去安源》的宣传开始降温。”两位黄先生没有说明毛泽东审查该画的具体时间。据我所知，对该画宣传的降温，与主席的审查无关，“审查”与“降温”时间上相差3年之久。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对林彪提出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公开表示不满后，对毛泽东的宣传整体上开始降温。这是对该画宣传降温的大背景，至于“降温”的更直接的原因，则与我惹恼了江青，“四人帮”开始整我有关。

　　1970年代初，我与“四人帮”关系不睦。1971年江青筹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时，要调我去参与领导工作被我推掉，他们没能遂愿。

　　1972年春，大约在3月份，我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学习“批林整风”的北京市委扩大会，在小组讨论会上，我对江青的一些说法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弄得主持整理会议《简报》的领导很为难，会下几次找我做工作，希望我能改变说法，我坚持己见。此事被新华社一位驻会女记者重视，单独采访我一上午，并非常好心地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我同意，她将写一份《内参》，如果我不同意，她就不写了。并嘱咐我以后千万不要再谈此话题。我回答她：写《内参》是你的工作，只要不修正我的意见你就可以写。结果，《简报》和《内参》都写上去了。几天后，当时的一位北京市委书记就在这次市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大会上，点名要我“向党老实交代问题”。会后，领导谈话、写“交待材料”、对我内查外调等“审查”开始。1976年10月刚刚打倒“四人帮”，上述那位市委书记又找我谈话：“打倒‘四人帮’，你解放了！你自己可能不清楚，1972年春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江青大发雷霆，对你发难，说你是坏人，是林彪一伙的，并逼北京市委立案审查……”

　　1979年中共北京市委发出313号文件《关于刘春华同志被江青诬陷问题的结论意见》，文件说：“江青……说刘春华同志‘是林彪一伙的’，没有任何根据，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给予平反。”

　　4年时间的“审查”，痛苦难捱，但在好心领导的明审暗保下，我总算逃过了这令人后怕的一劫。从1972年春对我“审查”开始，我感觉对《毛主席去安源》的宣传逐渐淡化，终至无声。中联部的同志1972年4月24日在安源讲“毛主席对这幅油画不满意”，时间上正与此相吻合。“四人帮”为了整我，找茬儿在油画上借题发挥，也就不奇怪了。

　　毛泽东对《毛主席去安源》的意见

　　毛泽东到底如何看待《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这是不少读者都感兴趣的话题，作为作者，我也非常想知道。据我所知，1968年7月1日该画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作品由“两报一刊”发表后，有关部门派人从“安展”(编者注：展览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中借走原画，20余天后又将原画送回。人们只知道此画被搬入中南海，但到底什么人看过、有什么说法则不得而知。之后，该画不断地被印刷出版、印制邮票，长时间大张旗鼓地宣传……

　　1998年春，有人就我拍卖《毛主席去安源》一事掀起“风波”。有朋友建议我在此过程中把一些不清楚的环节弄清楚，并主动帮我联系了张玉凤同志，请她帮忙了解一下，毛主席到底有没有看过该画，看了的话有什么意见。张玉凤同志在1998年2月16日当面告诉我，她当时不在主席身边，但她找到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同志，将1968年7月《毛主席去安源》搬入中南海的情况问清楚了。汪东兴同志说：“那画先是放在中央政治局开会处，请政治局的人看了，都认为很好，很像毛主席。后来，又搬到毛主席处，主席看了，说：‘神气还像我。只是这衣服太好了，我那时没有这么好的大衫，都是旧的，没有这个好。鞋子嘛，也没有这样好，那时常常走路，有时一走几天，鞋破了，就光脚走。有时碰到朋友，朋友出钱给买双草鞋，穿破了，又光脚走。伞也对，时常下雨，出门总带把伞。’”从这些话看，毛泽东对该画的衣服、鞋子指出了与真实不符之处，但总体上对此画是基本认可的。毛泽东审查《毛主席去安源》现在有了两个说法，哪一个更准确、更真实，或者都对，在没有其他知情者提供旁证、当时的记录(如果有的话)又没有披露的情况下，只能由读者自己分析判断了。但无论如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毛泽东亲自审查时对此画表示不满、不认可的话，不可能有后来几年时间的大规模宣传，周恩来也不会直到去世，一直在办公室陈列着这幅画(是他办公室陈列的惟一一幅画)。还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对该画的认可，“四人帮”整我的时候，还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文章。

　　毛泽东去安源到底穿什么衣服

　　毛泽东当年去安源时到底穿什么衣服？当年我创作此画时，见到的惟一记载，是“文革”前“人大”党史系与“全总”工运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讲义中的一句话：“(毛泽东)他背着一把破雨伞，穿着一身旧蓝布衣服……”1967年7月我在安源考察时，曾专门采访多名老工人，大多说不太准毛泽东到底穿什么衣服什么鞋，但几乎一致的说法是：当年先生身份的人一般穿长衫；因时常下雨，走路时也穿草鞋；带把雨伞或者斗笠，先生也不例外。我反复思考，决定画主席穿长衫。理由是：一有时代特点；二是符合主席当年身份；三是作为肖像画，形象更整体，具有雕塑感。我知道画成穿草鞋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但当时是把毛泽东看成最伟大、最完整的人物的，穿长衫着草鞋在今人眼里会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反复考虑后，画成布鞋。我知道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后，觉得该画在衣服和鞋的处理上如果推敲得更仔细些，应该会更好。但限于当时的创作时间和条件、思想认识，这成为我的又一遗憾。

　　近年，我见到安源纪念馆藏的，当年接待毛泽东、并亲自带毛泽东下矿井的老工人张竹林1964年11月的访问记录，“1921年不记得是秋天还是冬天，那日我正在毛紫云家挑水，有个穿长衣的客人，手里拿一把湘潭雨伞向我打听毛师爷住在哪里……我才知道这位客人叫毛润之。”安源纪念馆还藏有当年安源的小工人、后来成为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将军1967年8月21日的访问记录：“主席去安源是走路去的，穿了长衣，带了雨伞，长衣的右边叉子上拉破了一个口子，有两三个补丁。”从这些资料看，油画让毛泽东穿长衫、步行是符合这些历史见证人的记忆的。

　　是步行还是坐火车

　　两位黄先生肯定地说，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不是步行，而是坐火车”，“油画表现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情景是与史实相悖的”。并详细考证了当年安源已有运煤火车挂有客车，直通长沙，并由此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萍乡到安源步行“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这个结论有些武断。从萍乡到安源只有十华里左右，况且有了交通工具不一定就只能乘交通工具。两位黄先生又说，“当时萍乡这个小县城还没有中共的组织和革命分子的活动”，所以，毛泽东也不是在萍乡县城下车去指导工作以后再步行去安源。对此，我没有任何考证。但在中共萍乡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单位合编的《毛泽东在萍乡》一书中，记载毛泽东1920年即到过萍乡，并在萍乡编辑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可见毛泽东当年不一定非得有了“中共的组织和革命分子的活动”，才会去这个地方。所以，两位黄先生的考证，不能令人信服。

　　我当年创作此画时，画成“走”的情节的确是依据江青的一次讲话。江青的话是否“是毫无根据的”，我以为也不可单凭江青当年年少、不在现场而定。如果此论成立，我与两位黄先生就都“是毫无根据的”了，因为我们更年轻。而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世人皆知。1968年7月毛泽东本人亲自审查《毛主席去安源》一画时，对衣服、鞋等小细节提出意见，但并没有对“走”去安源的情节提出异议。这明白无误地表明，步行去安源得到毛泽东这位当事人的认可。应该认定毛泽东第一次步行去安源是历史事实。

　　几点看法

　　要证明江青的话“是毫无根据的”，需要十分确凿的历史资料，或者清楚情况见证人的见证。推论还不等于历史事实。

　　毛泽东去安源是安源人民的骄傲！作似是而非的考证，得出经不起推敲的结论，不知有何意义。用“有水就有鱼，有鱼就上钩”的逻辑，坚持在脸盆中垂钓式的“深入的研究”研判历史，顶多也只是得出“可能”而已。站在“历史”的角度，作“听风就是雨”式的研究，又不知搅乱了多少历史。这是大家都有体会的。

　　至于1979年《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文章，因叶浅予老先生对油画不甚了了，本意是批评，倒闹出个不低的评价。笑话一则。

　　感谢两位黄先生的文章，让我知道了安源纪念馆陈列、撤下、又陈列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过程。只不过没讲我当年复制给安源的一幅《去》画已损坏不堪。正是因为1995年初我知道了这画损坏的情况，担心我手中的一幅也会发生不测，才想出进入市场“体现价值，找到归宿”的办法，使之能保存下去。没想到这又引起一场闹剧式的风波。

　　从艺术创作上讲，我认为只要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不构成对历史的篡改，不是随政治风向变化而变化，不造成对观众的欺骗，一些细节，尤其是一些无法考证清楚，而又不影响历史本质意义的细节，应该、而且允许作者的“艺术处理”，不然，就无法创作历史题材的任何文艺作品了。

　　写了这些，就教知者。(P1172591)

　　《毛主席去安源》大事记

　　1967年8月，《毛主席去安源》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

　　1968年7月1日，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作品，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

　　1969年9月，该画被移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1980年7月，刘春华持北京画院出具的该画系他个人创作的证明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经博物馆当时的领导同意后将该画取走。

　　1995年10月，该画由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成交价为605万元(拍得者为建行广州市分行)。

　　1998年3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北京二中院起诉刘春华，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被非法处置、占有的《毛主席去安源》。

　　2002年4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刘春华是该画惟一作者，享有著作权。但因该画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刘春华无权向革博索要，亦不应将该画作为个人所有财产委托拍卖。革博接收该画时即将其定为一级馆藏品，后来将该画发还刘春华的行为，过错明显，但1998年8月起诉追索该画时，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革博已丧失了胜诉权，不能通过诉讼实现追索。加之该画目前尚在建行保管，国有状态没有改变，国家财产并未实际受损。故对革博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法院同时指出，刘春华不是《毛主席去安源》画所有人，不应得到拍卖价款，但出于同样的诉讼时效原因，刘春华不自愿交还价金，法院也不能强制扣还。(根据相关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