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庄终于有“组织”了，令人欣慰。有司命我写一个短文的时候，我还在想，所谓“宋庄”的概念到底要怎样来看？一方面，宋庄就像个打小鬼子的时候的青纱帐，里面纵有雄兵十万，从外面也是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谁也管不着谁，谁也妄想称老大。另一方面，宋庄的艺术家出去的时候，也仿佛脸上带着记号，人家会悄悄的指着他的背影说，这人是宋庄的。——这可就怪了！
我想，谈到宋庄的概念，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它的“乌托邦”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只能存在于心理想象中假想状态，在现实中注定了要屡遭碰壁。谈到这个问题，势必要引用它的前世“圆明园”时期来一起比较。
所谓的“圆明园”时期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史，它是承先启后的过渡状态。首先，它承接“八五”之余韵，是试图把理想化为现实的“理想国”的尝试。其始作俑者，今已不可考。然其对自身身份状态“自由”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艺术语言自由的尝试，是大多数从外地来京的艺术家的共同的特征。众所周知，“八五新潮”是从属于当时社会整体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多于实践，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多于对艺术语言的关注。经过重大的社会波折之后，作为其余韵的承继者的圆明园状态，试图通过艺术市场来达到在经济上的自立，并以此对抗体制的束缚。但是，由于当时艺术市场处于艰难的开发期，这样，圆明园时期的艺术家们在社会身份的确认中，便处于了一种尴尬的“多余人”的状态。一方面，要在主流体制的夹缝中生存，免不了要不见容于当时僵化的社会政治体制；另一方面，生存的拮据和共同的“受伤”的情绪，也使这些渴望得到承认与尊重的艺术家们的心中充满了愤懑的情绪。如此，这种潜在的“不安定”的因素在通过艺术家茶余饭后的发泄，再通过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的渲染，最终引起了这种乌托邦状态与体制的全面冲突。但是，它似乎已经不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了，而是一种的假想的生活状态与“正常”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了。就像那些流浪于世界各地的波西米亚风格的吉普赛人总是不见容于各处暂居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一样，驱逐艺术家的警察与治安联防们在政治的因素之外，似乎还有着“驱魔”与“逐妖”的中世纪情结。
在此之后，只有“宋庄”还继承着这种波西米亚的吉普赛人式的风格。虽然近些年来，在北京和其它一些中心城市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艺术家聚居的群落，但是，只有宋庄是圆明园传统的继承者。这么说原因并不是因为很多圆明园的“元老”们现在还选择在宋庄居住着，而是因为在我的叙述中有如下的理由：
其一，宋庄的“无绪”状态是宋庄之所以成为“宋庄”的必须的特征条件。这种无绪的状态实际上表示着宋庄其实是一个松散的“居住”的概念，带着各种身份、怀着各种目的、来自各个地方的艺术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可以三五成群喝酒泡妞，也可以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这造就了宋庄极其宽松的生活状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则是我要说明的第二点理由。
其二，宋庄的生活条件的低标准和多样化，为各个阶层的艺术家提供同样多样化的入住条件。如上所述，在宋庄之外的一些的艺术群落中，为什么不能呈现像宋庄这样如此多样化的生活样本？是因为在那些区域中，或是因为房租和生活的最低标准等综合因素成为限制了一些艺术家入住的“门槛”，或是因为在区域中占主流位置的一些团体以自己的趣味产生“排他性”，使这些区域群落成为与“圈子”划等号的概念。而宋庄不同，首先是因为它的范围太大，大到一些区域团体和个人难以以一己的趣味爱好和身份等级为标准在这个区域中产生实际意义上“排他”的作用。二是因为宋庄毕竟是处于一个城乡结合的区域中，可以在此维持着相对比较低廉的生活标准。这样，穷有穷欢乐，富有富忧愁，大家尽可以在这种多样化的状态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这种“多样化”还带来了宋庄的第三个特点。
其三，宋庄的“流动性”的特点正是因为其多样化所决定。所谓的多样化是一个横向、静止的概念，从纵向、动态的角度来看，宋庄实际上又呈现着极大的“流动性”的特点。这种流动性一方面表现在因为较低的生活标准，使很多刚来北京的艺术家把宋庄作为滩头阵地，日后条件好了，可以向市区迁移；另一方面又表现在因为宋庄对很多人来说，越来越呈现出“居住”上的意义了，他们的交际活动和业务范围都慢慢和相对更加市区化的798等地发生更紧密的联系。这种“流动性”，使宋庄艺术市场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变得像一个成本低廉的加工、生产基地了。
其四，宋庄更主要的还是在艺术上表现出“草根性”的特点。由于宋庄的艺术家中，出身于非名牌院校的占大多数，而且，还因为信息的相对闭塞，所以，宋庄的艺术状况呈现出极度的自由和原生态。这种表现在信息缺乏交流的条件下的“原生态”实际上就是自以为是的“个人化”的特征。“自以为是”可以毁掉一个“好画家”，也可以成就一个“大艺术家”。这就是这些自以为是地生活在宋庄的草根艺术家们的两难处境。
上述的特点，似乎能决定了居住在宋庄的大多数艺术家们的精神气质。
首先，他们对艺术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艺术”是他们生活在这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中的唯一的理由。所以，在此基础上，我倾向于把宋庄看成是一个只在假想中存在的“精神的共同体”，大家居住在一起，便提供了这个“假想”的基础。所以，其次，他们是一群天真的假想者。艺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与具体的生活细节混为一体，他们沉浸在这种类似于宗教情绪的想象的狂欢之中而不能自拔。再次，由于条件所限，多数人与外界交流不多，他们在自己的艺术氛围中自以为是，把艺术的独立与人格的尊严简单地等同起来，这样形成很多人自尊、自恋、自卑的奇怪的性格组合。
这种精神气质觉得了宋庄的现状，并影响到宋庄的未来发展。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似乎要把宋庄的概念扩展到所谓的“大宋庄”的范围才能给出问题的合理性。这个在“艺术区域”意义上的“大宋庄”的概念，实际上是以宋庄镇行政范围为核心，包括通县县城范围的滨河、武夷花园，以及散居在通县县城附近等地的一些艺术家。作此概念的延伸，一则是因为上述数处之间人员的相互流动是非常频繁的，二则上述所分析的特点和特质也都可以适用于这个扩大了的地域范围。
在这个大宋庄的范围中，由于把艺术仅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有个人特点的伟大的艺术家；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会为一些以艺术为“精神麻醉品”，或者是以“艺术”为逃避社会责任的借口的人提供了庇护所。所以，他们在给宋庄的艺术景观提供了多样化的样本的同时，也使“宋庄”背上了混乱与业余的恶名。
所以，在艺术市场兴旺之前，“宋庄”是作为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和怪异的言谈举止吸引着媒体的注意。在以798为代表的一些新的艺术群落出现之后，由于这些地方直接以商业诉求为目的的操作方式，它一方面不自觉地以“商业”标准为接纳和拒绝艺术家的“门槛”，这样，它就似乎具有了某种能代表“学术”规范化的标准。我们暂且不管这个标准的商业因素有多少，但是，实际上这种商业的门槛恰恰是使上述这些地方避免了重蹈“混乱”与“业余”的恶名。同时，再加上这些地方规模化的商业炒作方式，使它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引起一些艺术商业机构的关注，也同时引起了大众时尚媒体的关注。这样，先前作为“先锋”和“前卫”艺术代表的宋庄似乎在一夜之间被冷落了。这种失落的心态较为普遍地表现一些“宋庄”艺术家的心态之中。一些前宋庄艺术家向798和索家村的迁移，既是各个艺术群落之间人员的合理流动，也是应对上述的这种失落心理的合理反应。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在艺术市场作用的催生下，在不断要求艺术家技术“专业化”的氛围中，“宋庄”继续生存的空间到底还有多大？
谈到这个问题，似乎可以把“宋庄”的概念分成几个层次来分析。
其一，作为居住意义上的“宋庄”的概念。这个概念作为所有关于宋庄的各个层面的概念中是具有初始性的意义的，它与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是联系在一起，在所有关于宋庄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中，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发生意义的。但是，也正是这种基于“居住”的意义上的“前卫”的概念，使宋庄在具有了最大的包容性的同时，也使它自己变成了一个缺乏辨别能力的“大酱缸”。这种酱缸文化在具有多样的生态化的同时，也具有着一定的盲目的破坏性力量。这种破坏性的力量有时候会表现为对所有“经典”盲目的、没有理由的颠覆与嘲弄。它试图用一种最低的形态来抹平各种艺术表现能力之间的级差。而这种的“抹平”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像现代艺术对传统学院派艺术技术主义的反叛与革命，相反，它来自于一种群氓式的对于必要的艺术表现技巧的仇视与嫉恨。这种草根性的颠覆的快感的释放是制约宋庄在技术美学的意义上能有所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同时，这种“居住”的意义也受到来自于798等这些所谓专业化的艺术市场区的威胁而呈现出“空心化”的趋势。这种空心化的意义就是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把宋庄当成了一个仅仅表示低廉房租的“廉租房”地区，而他们的主要的艺术与市场活动则都是在类似798等这些比较“成熟”的艺术市场区域中来进行的。这种空心化的模式将对宋庄能起到的影响是极具破坏性的。一方面，将使宋庄在北京的艺术格局中越来越被边缘化；另一方面，通过一些成功者从市场上反馈回来的机遇性神话也刺激着急功近利的风气在这个区域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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