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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趁撰写《余任天评传》之际，读到一些天庐先生在抗战时期的史料，颇有所感，谨小记于此，以纪念余任天先生和抗战胜利60周年。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求读书人之品操人格应先于艺术，也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德性中之大节，往往于改朝换代抑或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最堪见出。抗战期间的余任天，既非“仕”亦非“士”，不过是藉小学教师和平常职员谋生的艺人。然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一介艺人，并未冷眼袖手，亟借手中刀笔，弘扬国粹，寄情山河，托物言志，宣传抗日，一伸爱国心迹。
1939年，正值抗战危难关头，余任天32岁，时任诸暨枫桥镇大东小学美术教师。前方将士浴血沙场，后方书生岂甘落后，一腔热血，何以报国？据当年曾就读于大东小学，至今仍健在的老先生回忆，是时，小学的内外墙上，布满了余任天的美术作品：一面是色彩显明、笔致粗犷的抗战漫画；一面是黑白分明的抗战题材木刻。气氛热烈，极具视觉宣传效果，引来不少师生及村民百姓驻足观看。在此期间，余任天还于枫桥镇上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抗战书画展。其中的两幅画尤为显目。一曰《八百壮士造像》，画的是上海驻军88师八百壮士孤军抗击日寇的场景。画中群像大义凛然，悲壮而激烈，颇具感染力。一曰《出发》，为水墨淡彩人物。描绘母子悲苦相依，丈夫义无返顾上战场的形象，画上有题：“他抛妻别子，赶上战场，尽了军役的义务。他虽然心里隐隐含着痛苦，但是依旧勇敢地向前进，要以血和肉来换取几千万同胞的自由平等……”作者的创作意图借平白的文字得以进一步表达。画面主题突出，反差强烈，富有时代特征。
画之未尽意处，再借诗笔渲而发之。余任天于抗战时期写下不少感时诗，所作多明白晓畅，直抒胸臆，虽功力、境界未臻成熟，已足可表情达意。“莫思桃源说避秦，眼前世界最分明。烽火是处倭气满，一幅溪山故国情。”烽烟四起，何处是桃源？聊写故山，以复本来。“骕骝历块汗流血，壮士舍生不为家，咫尺战场悬素壁，时闻冲杀卷风沙。”诗中有画，犹闻沙场征战声，令人感而热血慷慨。又有某抗日将领知余任天名而求画，余旋作《江南山水图》相送，并题诗一首：“极目山川非故国，伤心草木含倭仇。溪山一幅殷勤寄，不是为君作卧游。”写画明志，情真意切，寄将军以抗日厚望。
1942年秋，余任天随任职的公司迁徙至龙泉山城，一住就是四年。斯时，大环境离乱，小环境尚称安定。余白天公干，夜间在蜗居中就着昏黄的灯光读书、刻印、写字、作画，每每通宵达旦。以为薄技在身，堂堂正正地活着便是一种态度，了无颓唐萎靡之情绪，这可从此时期他所作多幅怀念故乡的山水画中探见信息。其中的两首题画诗可资印证：“山色空于难着笔，墨痕淡似不胜云；枯枝含润草含泽，寒减一分春一分。”“崖断桥横碧树秋，清溪自背夕阳流；闲看画境如心境，不带荒寒不带愁。”
抗战时期的龙泉，因其山深路僻、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一时成为浙江省公私机构的集聚之地，其中不乏金维坚、余任天、金石寿、毕茂霖这样的篆刻印人。1945年初，正值篆刻家无心艺事，西泠诸子星散，一度陷于停滞隐晦状态时，奔着“祀续西泠，光扬东浙”、“待靖时艰，居宏国粹，纵横刻划，寄托乡愁”（《筹组龙渊印社小启》）的宗旨，这一批篆刻同好在时势维艰的日子里，组建成立了龙渊印社，余任天被公推为常务理事。事实上，自印社成立后的日常事务，诸如通知雅集、选定印题、购置印石、打制印刀，以及创刊于1946年的《龙渊印社月刊》的编辑、刻印、装订、发行皆借余任天一人之力得以实施。在常人看来，方寸印石，雕虫小技，本无关国计民生。但在斯时的印人眼里，却可藉此一泄救亡知识分子的爱国心结，消弥离乡背井的愁情别绪。这从龙渊印社雅集的印题，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战必胜”、“胜利第一”、“光复河山”、“永奠世界和平”、“禹甸重光，卿云复旦”等略窥一斑。余任天刻“光复河山”一印，历经数十年风霜尚存箧中（1966年赠篆刻家林乾良收藏），可见其对此印的看重。龙渊印社诞生于抗战胜利的黎明前夜，印人们在国难中仍孜孜于传承民族艺术，不忘家国责任，其意义已超出了印社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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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录入：木木 责任编辑：木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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