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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最近参与策划了“2006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和您以前策划的展览相比，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贾方舟：这个展览的宗旨是考虑在当代艺术市场中，批评家如何将学术介入市场，如何在市场中起到作用这些问题，目标是学术引领市场，这是和以前的其他当代艺术展不一样的地方。
记：但是以前学术界有个提法，认为批评家和策展人不应该介入市场。
贾：从理论上讲，批评家永远不会是市场的同路人，批评家应该是非常独立地，在市场之外执行作为一个批评家的使命。但是事实上，以中国当下的状况，我们自觉不自觉都要参与到市场的建设，甚至炒作中来，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我们觉得，与其被动地介入，不如主动地去研究。在我们这次展览开幕的当天下午有一个研讨会，主要就是讨论批评家如何从学术角度介入市场，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成为市场炒作的工具。
记：您想把批评家的能动性加进来，但您觉得现在时机成熟吗？
贾：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如刚才所说的，现在还只是我们的一种愿望，至于这个愿望能实现几分，还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做。西方的艺术体制是一个策展人体制，就是由大的基金会、美术馆组织展览和学术活动，而中国现在缺少这样的艺术基金会，缺少学术活动的赞助人，这就需要找一些民间的赞助力量。这些民间的赞助力量都是要讲条件的，因为赞助方投入很多资金，希望能得到回收，就要让艺术家同意把作品拿出来拍卖，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一部分利润。如果艺术家不愿意拍卖，就不能参展。这样的学术活动并不纯粹，拖着一个商业尾巴。这次文献展，虽然我们尽可能把它做得更学术化一点，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拖上了商业的尾巴，但能把批评家的能动性加进来，一步一步地做，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记：艺术品最后还是要作为商品，流入市场的。与其让它们像现在这样盲目流动，不如让批评家在其中起一些引导作用，是这样吗？
贾：我觉得艺术品和商品的关系应该这样来区分：艺术家生产的，永远应该是艺术品，而不应该是商品。但话说回来，任何艺术品，都可以转化为商品，这个转化过程应该由画廊、经济人来完成，而不是艺术家本人。艺术家本人永远不应该考虑商业需要，而应该考虑自己内心的需要，想要创作什么作品就创作什么作品。如果考虑市场的需要来生产，那生产出的就是商品，而不是艺术品。
记：但是现在有很多当代艺术家都在尝试或者是已经介入市场。
贾：对，现在很多艺术家把握不住自己，实际上已经在开始生产商品：粗制滥造，不断复制别人的或者自己的画，与自己的内心没有关系，都是为了市场需要。我希望通过批评家、策展人对艺术品经营者以及收藏者的学术渗透，对当代艺术起一个良好的推动作用，避免更多的艺术家被市场所“招安”。
记：如果这次展览获得比较大的成功，或者如果觉得这种展览比较有意义，会不会一直做下去？
贾：这个成功和不成功不能由我们来说，而是由观众来评断，我们需要接受市场的考验和观众的考验。这个展览是年度性的，原本的想法就是连续做下去，但以后会怎么发展，还要取决于投资方等很多外在因素，我们会尽可能使这个展览具有一种连续性。
记：展览会评选出哪些奖项？
贾：展览的学术委员大部分都不在北京，我们通过票选的方式，累积票数，由票数最高的当选。最后会评出文献奖、年度奖还有新人奖三个奖。文献奖主要授给那些对中国当代艺术有影响、有推动的、六十岁以上的艺术家，由于票数相同，最后评选出的是吴冠中和尚扬两位。年度奖奖给这个年度在艺术上比较突出的艺术家，我们提了七个候选人名单，最后评出四个：曾梵志、忻东旺、朝戈和向京。新人奖三个，因为新人大家都不熟悉，所以选择在１２月２２号开幕那天，在现场通过作品来评选。（22号下午揭晓的新人奖名单是：老六、陶艾民、虞村和他们）
记：什么样的新人有资格参加呢？
贾：我们有二十几个学术委员，每人推荐一到三个新人，提名以后上交材料，我们根据材料选择出二十四人参展，在这二十四个新人里，通过现场评选，最后评出新人奖。
记：这样的提名和评选方式会不会导致涵盖面不够广？
贾：这些新人从二十多个批评家的提名里面来，是批评家们通过对当代艺术家的广泛关注后筛选出的结果。而且即使有遗漏也没有关系，因为每年都会进行这样的推新，今年落掉的，可以明年再来参加。展览连续做下去，优秀的新人都会加入进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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