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文革”乍歇，百事待兴，许多重要的官衔虚悬着。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之名前遂加一“代”字。直到翌年年底，尘埃落定：正式出任院长的是美术界头号大“右派”江丰先生。

    记得那天全体师生在大礼堂开会，文化部部长黄镇起立宣布江丰任命，众皆鼓掌。接着又宣布：“吴作人先生任名誉院长”，又是鼓掌。吴先生穿件中山装，因与隔在桌子另一端的黄镇相距甚远，特意欠身前倾，浅笑着，遥向部长点头示意。

    江丰复出一事，颇可一说。全国“右派”的正式平反是在1979年，此前，国中“左”“中”“右”势力尚在明暗间彼此较量，文艺界亦不例外。一时间，院内上下窃窃议论江丰在复出名单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丰案，牵连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与恩怨，建国后美院头一场重灾便自江丰获罪始，我所在的油画研究班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学生张颂南、老附中生孙景波等几位动议：写大字报吁请江丰复出，看看能否赢得院内老师的签名支持。不久，大字报果然写了出来，抄写者是我，抄完了摊在教室地面，墨迹湿漉漉的。有谁叫了侯一民先生进来看，他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还未表态，当时仍然健在的赵域老师到了。只见他喜滋滋读了一遍，口气干脆：“老侯啊，我看可以，就这样贴出去！”我们于是蜂拥下楼，贴在老美院U字楼正厅的破墙面上。翌日，大字报剩余的纸面签满了老师的名字。如今想来，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后美院高层人事的更易，开其端绪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

    不久后的一天，我竟和别的几位同学坐在江丰破烂的家里了。只记得寻到长安街西端一条沿街的胡同口，经人指点，只见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活像看管自行车的居委会老头：这就是那位解放后接管美院即诅咒国画家的极左分子么？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艺社”的左翼木刻家么?他长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样，讲话轻声细气。

    投考美院不知院长为谁，但我确知谁将是指导老师：在一份报纸的下端，1978年出现了中央美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栏目：教授，吴作人；副教授，侯一民、林岗、靳尚谊。

    就学两年期间，我们总共只见过三次吴先生：一次由林岗老师领去拜望。第二次是吴先生视察我班，因不识众生，怕漏了哪位，于是同在场每个人握手浅笑，很客气。当天的教诲也仅记得“一幅画，你们要知道画，也要知道不画”。末一次便是毕业展览了，照例是对每幅画浅笑点头，轻轻说一两句评语，很慈祥，也很客气，最后在展厅前台阶上与大家合影留念，被众人簇拥着站在当中间。

    1977年我单独拜访詹建俊先生，也在夜里，他一件件取出他的画，耐心等我看完，小心放回去。这慷慨与耐心似乎因他的身高显得格外漫长，他所谓的家只有一间屋子，不到二十平方米吧，画框必须严密地堆叠、抽出、归存。那时美院的名家根本没有画室。林岗老师长叹：我们在美院占的地方，也就是油画系教师信箱的那一格小格子。

    这都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他们的平均年龄四十出头，早已名满全国，个个没有职称。“文革”抹杀一切职称，直到上学后我才知道，侯、林、靳三位甚至连副教授也不是，只为开科招收研究生，美院才向教育部申请了非正式的临时职称。

    开学那天，老教授出现了：蒋兆和、李可染、艾中信、罗工柳、戴泽、刘开渠……差不多每位老人的花白头发都向后梳着。我远远端详这群劫后余生的老画家依次走进会场，不知道他们谁是谁，班中老生随即悄悄指点。未经指点便吸引我注意的是位漂亮的老头：白胡子、木手杖，目光炯炯，环视全场———叶浅予先生。我至今记得这群老教授进场的一瞬，全体流露恍然“复出”的神情：十年动乱，他们终于重回讲坛，以被尊敬的方式面见后生，他们轻微地欣悦而亢奋，显然与开学仪式暌违已久，同时，又分明流露轻微的不适，或可解读为隐秘的心有余悸，满座青年，恐怕使他们不由得忆及在同一场所被晚生批斗的往事?

    那是令人动容的瞬间，介于辛酸与侥幸之间。我随即留意到老教授们另有一种集体气质———并非因为名声与年龄使他们与中年教师截然不同。那是什么气质？如今我有了简单的结论：他们全是民国人，和他们的老院长一样，只是比徐先生命更长。

    徐先生走得是忒过早了。他要是亲睹弟子们日后的际遇，还会以他“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座右铭相予教诲么？（据《退步集》陈丹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