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张有些褶皱的16开白纸上，栗宪庭刷刷几笔，一幅结构紧凑的规划图就出来了。随着铅笔的划动，他双眼放光，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嗓音也一下高了：“美术馆后面是一排个人画廊，这几间已经有人定了……”
这个规划，58岁的栗宪庭酝酿了好久。在白纸最右边，他大大圈了一笔，那是他正在着手改造的一处废弃的饲料加工厂，想建一个艺术工作室，廉价租给那些经济拮据的艺术家们。
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这一切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宋庄小镇从1994年开始，逐渐聚集起超过1000名艺术家。其中一些人在艺术界获得了较高声誉，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画廊老板和经纪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光顾这里。
前不久，宋庄美术馆在该镇小堡村开馆，栗宪庭作为馆长，备受关注。
而6年前，栗宪庭举家搬到小堡村时，是打算来“隐居”的。
作为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声名远播。1979年，他开始担任中国美协机关刊物《美术》杂志编辑，大力介绍“乡土美术”、“伤痕美术”，并推介“上海十二人美展”等。
后来，他以独立策展人身份推荐的几名艺术家，策划的几个国际展览获得极高知名度。一名外国艺术评论家在专栏文章里，称他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教父”。
“在艺术这个江湖里混迹了这么久”，他想找个地方安静下来，退出那些是非。这时候，他的小女儿即将出生。
他修建了自己的小院，种植了花草，还特意在窗前种上一棵石榴树，屋门上他手书一联：春去冬来须细看，鸡鸣狗吠且闻呼，以为从此可以过上“鸡犬相闻”、“感受时节变化”的日子了。
不料，他弃“江湖”，“江湖”却来就他。慕名而来的学生、艺术家开始上门，有人请他推荐作品，有人找他谈心，也有人来求救，张口第一句话竟是：“栗老师，没办法，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这些人，有的从没见过。
那时候，宋庄已经小有名气，居住在这里的部分画家，画作已经卖出高价。然而，更多的艺术家仍过着默默无闻的清苦生活，身无分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栗宪庭见过很多。他开始一个个帮这些年轻人介绍工作。
对艺术，栗宪庭是真诚的。艺术家陈丹青曾经回忆，1992年他看报纸，提到老栗在会议上说双年展已经被金钱操纵，说时，忽然眼泪就要出来了。
对晚辈，栗宪庭同样真诚。接触过的人，说他是个“亲切、有学识的好老师”。而在圈子里，他的固有称呼是“老栗”。即使是发表在严肃学术刊物上的文章，作者提到他，也不称呼，一句“老栗”带过。
“栗老师家的门槛特别矮”，小堡村的艺术家刘佳音说，经常有人因为饿肚子，来栗宪庭家蹭饭吃，一吃就是十几天。
“他不懂得拒绝，许多事，他明明也很为难，但却往往答应下来，然后努力去做。”身边人评价。因此，栗宪庭也获得了个“烂好人”的称号。
如今，一心想做“隐者”的栗宪庭，要花大半时间接受画家的拜访，有时是谈创作，也有时，是听他们倾诉苦闷。
就这，他还觉得过意不去。因为很多时候，他“帮不上他们的忙，只有坐着听他们说”。
一天晚上，栗宪庭家的窗户忽然被敲响。一个微醉的画家在外面喊：“老栗，做什么呢？”得知他在煮面，对方连呼：“我也要吃一碗，我也要吃一碗。”于是，栗宪庭打开门，给他盛上面，听他絮叨了大半天。
栗宪庭热心的美誉，早就开始流传。如今大名鼎鼎的一些艺术家，早年都曾受过他的接济。
当年，圆明园画家村盛极一时，他不仅积极报道，还和其中许多艺术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甚至有人描述，栗宪庭是流浪画家通往圆明园画家村的“指路牌”，每天都有画家来找他，而他把他们推荐到圆明园。许多画家遇到难题，想到的第一个人，也是栗宪庭。
现在，他又变成了宋庄的“指路牌”。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经过他的指引找到了宋庄，并在此安居。
“艺术家多数都很穷，大家的目标首先是活下去”，却活得“有些狼狈”，一起喝酒，打牌，经常是醉醺醺的，有些失落。
有一名艺术家生活很清贫，听说在宋庄画好卖，就来了，结果半年也没卖掉一张画，于是生气地说：“谁说来这儿可以卖画了？”
事实上，在“暴富”的名声掩盖下，宋庄绝大多数艺术家们的生活现状是窘迫的。他们默默无闻地坚持着各自的艺术追求，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现状，被有些媒体称为“悬殊的贫富差距”。
栗宪庭觉得，当今中国的艺术家，生活正在日益自由化。与此同时，适合自由艺术家的生活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院校开办美术专业，而社会消化能力不足，美术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能选择漂流的生活方式。
宋庄艺术家的窘困让栗宪庭感到“刺痛”，“我毕竟年纪比他们大，”他说，“作为长辈，我也应该帮他们”。
如何使这些人享有正常的生活，成为栗宪庭的一桩心事。宋庄为他提供了机会。
宋庄美术馆开馆后，参观者数以万计，包括当地各级官员。须发斑白的栗宪庭，总会谦恭地迎接着每一个人。
他与基层政府的“默契”开始显现。
“栗宪庭是个有梦想的人。”小堡村党支部书记崔大柏说。据他称，这种梦想与他的理想是一样的。有报道援引这样的故事：最初提出美术馆构想时，栗宪庭提出面积是2000平方米，崔大柏表示，起码得3000平方米。而最后拍板的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定下的规模则是5000平方米。
尽管宋庄美术馆的行政级别是“村级”，但对栗宪庭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
涉足艺术批评近30年，他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能”与“不能”中间穿行，并且努力获得突破。此前，因为极力推荐当时被视为过于前卫的作品，他曾两次被开除公职，并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游荡”了10多年。
现在，他自认为找到了一条恰当的路。“我现在不是一个批评家，我是个乡绅。”他这样形容自己依托地方基层官员的努力。
“在不伤害自由思想的前提下，以独立的姿态与地方政府合作”，这在栗宪庭看来，是隐含着儒家传统文化内核的，也正是中国传统“乡绅”能够有所作为的原因。
独立的姿态是前提。为了保持这种姿态，他一度很不愿意担任宋庄美术馆馆长一职，但因为创业时期难度很大，最终应承下来。
最初，艺术家们的聚居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警惕。不时有民警来“查户口”，问东问西，充满了不信任。
这样的境况，在圆明园画家村同样上演过。栗宪庭还记得，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驱散那天，一个经常与他联系的画家打来电话，声音惶惶：“栗老师，来了很多警察，说要赶我们走……”电话随即断掉。之后很久，栗宪庭才知道，那个画家后来被遣返回了老家。
而现在，从宋庄镇到小堡村的基层官员，开始能理解、接纳、甚至保护这些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了。
有一段时间，小堡村规划建设新农村，决定将所有农房拆除，建设高楼，将村民集中居住。为此，栗宪庭多次找到村里的管理者，建议他们保留“农村的生活方式”，但花钱通上下水，建卫生系统。这个建议最终被完全采纳。
后来，宋庄艺术园区的整体设计方案，栗宪庭的意见，也基本得到了认可。
去年，首届宋庄艺术节举办时，一下子有几十个国家的驻京文化参赞前来观看，国内的收藏家、画廊经营人以及艺术爱好者等，纷至沓来。
这些开始悄悄改变着宋庄的生态。土路铺上了柏油，超市、餐馆日益增多，昔日冷清的街道渐渐热闹兴旺起来，小堡村的老村民回忆，10年前，这里不过是一片庄稼。
第二届宋庄艺术节开幕时，美术馆接到有关部门要求审查的要求。栗宪庭回忆，宋庄镇的官员替艺术节“护了航”。他们明确表示“学术展览有它自己的评价标准”。栗宪庭称，为了维护艺术节的展览内容，双方甚至发生了争吵。
“当地人开始意识到，艺术家们居住在这里，是一种资源和机会。”说这话时，栗宪庭拈着胡须若有所思。
在美术馆和展览走上正轨之后，栗宪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为宋庄设计的艺术规划，如廉价的工作室、健全的作品推荐机制，还有很多没有实现。
四处奔走的他，几乎没有一天闲暇，一身黑色中式衣衫，天气冷时，会将双手拢在袖子里，说话时微微颔首，语气温婉而坚定。不管谁来拜访，他都会将对方送到大门外，礼貌地望着客人的背影，直到来人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