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应该是文化殿堂。但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大学也充斥着转型期无法避免的杂乱：教师良莠不齐；教学内容新旧杂陈；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却横加干涉。方生未死，错综纠缠。人生是不断的选择；此时此地，选择更为紧迫，更需谨慎。青年朋友一再询问，盛情难却，不揣浅陋，就所见所闻，说点感触、思虑。如果有人看后受到一点启发，或引起开心一笑，就算意外收获了。

1，命运的主人是你自己。

    环境、机遇，当然重要；但条件相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决定性的因素是个人的意志。我很喜欢一首诗，那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诗人吉卜林写给自己的儿子的。题目叫《如果……》。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在众人六神无主之时，

你能镇定自若而不是人云亦云；

如果在被众人猜忌怀疑之日，

你能自信如常而不去妄加辩论；

如果你有梦想又能不迷失自我，

如果你有神思，又不至走火入魔；

如果你在成功之中能不得意忘形，

而在灾难之后也勇于咀嚼苦果；

如果听到自己说出的奥妙，

被无赖歪曲成面目全非的魔术而不怨艾；

如果你辛苦劳作，已是功成名就，

还是冒险一搏，哪怕功名成乌有，

即使惨遭失败，也要从头开始；

如果你跟村夫交谈而不离谦恭之态，

和王侯散步而不露谄媚之颜；

如果他人的爱憎左右不了你的正气；

如果你与任何人为伍都能卓然独立，

那么你的修养就会如天地般博大——

而你，就是真正的男子汉了。

我的儿子！

    应该补充一句：如果你生为女人，又很在乎性别差异，那就把“男子汉”之类的字眼都理解为一个“真正的人”吧。诗人笔下的完美人格是：刚正不阿、不卑不亢、永远进取、自由、尊严的现代公民。一个现代国家的盛衰决定于什么？它是否完成了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国民有没有真正获得现代公民应有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离开这个基本点，你无法理解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史。一个现代人成败得失的奥秘在哪里？也在是否真正认识和捍卫了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所谓培育人文精神，就是要把现代文明的永恒价值：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民主，牢牢植根于每个公民特别是知识阶层心中。[1]这个诗人反复叮咛的是人格的锤炼，那是由于在他那里社会生活现代化早已成为现实。由于现代化尚是奋斗目标，身为中国人可注定更加艰辛，举手投足会碰到许多千奇百怪的束缚。于是，树立独立人格与维护公民权利和尊严成了密不可分的过程；要提升人格就不能不关注社会环境的改革；这需要更坚韧的奋斗。

2，不断冲击思想洞穴。

    少年多梦，有梦是福：摘取诺贝尔奖？入主中南海？超越盖茨？安安稳稳做白领？……梦想成真，条件不一而足。最重要的一条是勇于审视自己和社会环境的思想局限。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人总要受到历史和传统的羁绊。那是遮蔽眼光的洞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盘丝洞。要发展，就要敢于用严厉的眼光审视和批判现实与历史。个人、集体、民族、国家……概莫能外。对中国人说来，这更为迫切，却又特别艰难。

    多年来，海内外学者一再探索，为什么东方国家专制主义传统那么根深蒂固？不可能有统一的结论。通行的说法是：古代社会，大陆型环境，自然灾害（如洪水）频繁，抵御灾害需要坚强的氏族组织和相应的专制首领；与之相适应，形成了为它服务、源远流长的以集体（国家、民族、家族）扼杀个人和个性的思想文化传统。千百年相传不变的小农经济，又为它建造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执掌权力的人们把国民都看成臣子或下属，经常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要人们歌功颂德，不愿甚至不准揭露黑暗，批判凶横。“群言淆乱衷于圣”，钦定经典就是是非标准。“内圣外王”，王就是圣！统治者养士，其目的一是充作文学侍从；等而下之者，俳优蓄之。二在卫道。自由思想、独立探索是异端。君主兼听纳谏，固然要齐声赞颂盛世明主，胸怀博大。实在混不下去了，擦洗修饰，也要善说巧辩，拟定“罪己诏”，划好框框，以免不识高低之辈出格，又可显示主子英明。

    于是，高山大海阻隔着以“地大物博”自诩的“华夏”内外交流；号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凝聚最大族群的同时，演变为自我封闭的思想铁桶和“天朝”体制。这是19世纪40年代以降的清帝国十年一战，每战必败的主要根源。而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一自我封闭的思维模式和体制，整容以后，披上革命外衣，又成了屡遭挫折的重要因素。先哲虽有“三省吾身”的明训，那是要整肃个人，使之成为驯服工具。国家、民族有什么弱点？有哪些亵渎文明的污秽？除了“罪己诏”说过的，不许人们置喙。我们没有忏悔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让人们畅所欲言，自由反思的民主制度。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有些喜爱追赶时髦的中国人，往往从国外极端流派中寻找自我封闭的新盔甲。“后殖民”、“反对文化侵略”、“各种文化是平等的，无先进落后之分”、“美国的臭虫大得很”……万变不离其宗，说到底，无非是一句话：中华文化经天纬地，何必向洋鬼子学习！他们不承认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但现代主流文化具有普适性；17世纪（甚至更早）以后，中国确实落后了，直至今天，学习现代主流文化的任务远未完成。

    面对这样的环境，不甘平庸乃至沉沦的人们，应该像马克思和鲁迅那样置身于“世界公民”或“世界人”的行列，以人类文明应有的高度为准绳，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不要讳言自己、本国和本民族的弱点和错误。没有那个人、那个国家因为正视问题而削弱；虚骄却足以贻误个人的一生和国家的命运。前提是了解和熟悉世界的有关情况，自觉抵制一切形式的自我封闭。鲁迅曾严厉谴责“聋哑的制造者们”，指摘“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2]除了制度改革以外，自救之道是熟练掌握外语，上图书馆，上互联网，千方百计寻找新知识、新思想、新资料，明辨是非，拓展自己的视野。

3， 不要践踏和玷污文明。

    进入大学校园，必须首先记住：切勿亵渎学术和思想！

    大学要传承文明，还要更新、发展文明。为建立这样的学术、文化和思想传承、更新中心，需要现代化的设备，充足的图书，出色的教授……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在现代大学精神指导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什么是现代大学精神？那就是蔡元培说的：“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3]没有这一条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大学，必然扼杀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阻碍国家健康发展。

    请记住，如果你听到与标准教科书不同的观点，那是学者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但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是这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不例外。自由争辩、自由探索是现代学术和思想理论发展的惟一道路。但这一常识要在中国转化为习惯和制度，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改造，谈何容易！1917~1927年间，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最为头痛的就是对付对学术自由的干扰。1919年，竟为此愤而辞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 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 ，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辨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4]

    近半个世纪的学苑也很不平静。“学术批判”、“革命大批判”及其变种此起彼伏。虽然无一不是“无知批有知”[5]的别有用心的闹剧，历史已经或一定会作出公正的审判，但在卫道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里，有人却能得到某些现实利益。良知和利益，人们面临严峻的选择。

    每当走进中山大学文科大楼，墙上的污迹映入眼帘；或听到某个教师、学生肆意亵渎学术和良知；涌上心头的总是一句名言：“最大的失败是教育”！不由得不一再默念：文明要战胜野蛮与卑鄙，路漫漫而修远！

注释：

[1] 阿伦 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

[2] 鲁迅：《准风月谈 由聋而哑》。

[3] 蔡元培：《答林琴南的诘难》，《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7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4] 蔡元培：《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同上第632~633页。

[5] 原中山大学副校长、创造社巨子冯乃超1959年说的名言。

袁伟时，男，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