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当”刘培英(左)和史方方(右)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刘老师被学生称为“叮当”———一个日本动画片主角的名字。有了这个名字，孩子们更喜欢听她讲抗日的故事。5节课下来——不骂人的孩子爱思考
“假如我死了，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带给老爸，口罗哩叭嗦的老爸，我不想多说，但是你一定要jie烟，不喝酒，照顾好Jimmy(狗名)，不要裤裆破了也穿出去，也不要在单位里抽烟。顺带提一句，我拥有761.5元财产，1／2给父母，3／10分给朋友，其余捐慈善事业。”
这是一封模拟遗书———就像大部分抗日电影里，战士上战场之前，掏出半截铅笔歪歪斜斜给妈妈写的信———不过这信是一个今年11岁的小女孩写的，“裤裆破了也穿出去的老爸”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听到这封“遗书”的时候，他正跟其他家长一起坐在孩子旁边。
这封“遗书”和其他100封同样是10多岁小孩子写的“遗书”，被贴在广东美术馆“心灵·历史———孩子眼中的战争”的展览墙上，展览期从8月3日到8月25日。
要走进展厅，必须穿过一个铁丝网，穿过去之后会看见文字、绘画和装置三个主题的展览，其中装置是指“和平柱”和“模拟英雄纪念碑”，上面挂着孩子们画的英雄谱，还有一堵大的“和平墙”，墙色银灰，上面写着四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同一个意思———“和平”。绘画方面则包括抗战英雄谱、孩子眼中的战争场面以及书法创作的张自忠《抗战三字经》。大量更有趣的，却是文字部分。文字部分包括孩子自行搜集和整理的抗战资料、对战争的7次提问、孩子写的人物传记、在故事旁的眉批以及假想遗书。
展览还包括一个行为艺术，所有参与展览的孩子将穿上白色衣服，手拿百合花，穿过铁丝网的展厅之后把花献在“模拟英雄纪念碑”前，40个跳芭蕾的孩子在风笛声中还有一个祭祀活动———说到行为艺术，这个环节比不上布展过程所创造出来的行为艺术。
抗战为什么算8年？
“我和方方商量，我们要让这个展览真正成为孩子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来策划，通过孩子来传达我们的意思。”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刘培英说，她和广东省美术馆的史方方花了将近3个月时间，做了一个“儿童是主角”的儿童展。
今年是抗日战争60周年，广东省美术馆组织了一系列纪念展览，任务分派下来后，一直在做儿童美术教育的史方方和刘培英，计划将抗日战争的历史用浅显的方式传递给孩子。史方方的美术培训班正好有100多个8到12岁学生，一直跟着她在美术馆学习，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但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没有感性认识。她们决定通过课堂，让孩子们了解这段历史，然后让孩子在设置的主题下自行创作。
“他们都是很有悟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不是记者或者艺术工作者。”史方方说。
教学从7月份开始，每个星期一课，一共5堂课：前两堂课是介绍抗战的基本概况，分别是战争的“时间”和“空间”。剩下3堂课是要孩子们了解战争中的人，包括英雄、受苦难的人和侵略者，战争中的救赎和战后人们在做什么。每堂课老师会发给孩子们小纸条，让他们在纸条上提问，也可以画画，这些阶段性的字条、绘画被完全保存，和孩子们绘制的英雄肖像谱放在一起。
刘培英被称为“叮当老师”，“叮当”是日本动画片《叮当猫》的主角。
正式授课开始之前，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整理了跟二战有关的剪报，但他们对战争的兴趣还并不高，“我觉得光是说，进不了他的脑袋，但是图像性的东西可能容易入脑。”刘培英说。
第一堂课的内容就是看《抗日战争全记录》。她们之所以选择这部纪录片，一是因为片子以时间为线索，二是因为旁白比较客观，即使是“七七事变”人物佟麟阁也清晰注明其身份：国民党二十九军副军长。
为了能让孩子们的注意力持久一些，刘培英和史方方也使用了有奖问答的方法。孩子们看战争纪录片，然后记下每次战役的时间，以及由此衍生的地点、人物、基本史事。然后，“叮当老师”会给记得最棒的孩子奖品———一块糖。
“要让他们觉得做这个事情有所期待，有些小孩对糖不感兴趣，但是对有奖问答这个形式感兴趣，就是想表现出自己特别能干。”刘培英这样解释奖品政策。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小孩开小差。因为片子有些长，大概半个小时之后男孩子会互相聊天，女孩子则直接抱怨：“哎呀，好闷啊！”
孩子们终于熬到看完了片子，老师开始提问：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是8年，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是6年，这6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只算8年抗战？小朋友的回答证明，尽管他们开着小差发着牢骚，片子可没白看：“这6年都是日本打我们，我们没有打他们，等我们打他们才开始算数，所以是8年抗战。”
日本签投降书用什么钢笔？
“很多大人不知道淞沪战役是干嘛的，我的孩子们不但可以告诉你淞沪战役是干嘛的，还可以告诉你日本签投降书时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钢笔。”史方方骄傲地说。给孩子们上完这个系列的课，她现在自信可以在20分钟内让任何一个人明白抗战是怎么回事。
第二次上课的时候，老师们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中国地图，然后讲了艺术家方军采访日本新生代的女孩的故事。方军问女孩是否知道日本侵略过中国，女孩回答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过她，历史书上也没有写，但她有兴趣了解，让方军把侵略的过程画下来。于是，方军在纸上非常随意地画了一个地图，在上面标注日本是怎么侵略的。第二天，女孩找到方军，告诉他：地图画错了，她爷爷曾经到过中国，知道什么地方错了，还在地图上做了纠正。女孩说：“你们中国人难道上地理课的时候不画地图的吗？在日本，上地理课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所有人学会画自己国家的地图，如果一个人不会画自己国家的地图，这是一个耻辱。”
激将法对孩子们非常奏效，老师顺势在黑板上画了地图，从“九一八”开始，把日本侵略中国的线路图画了出来。第一堂课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第二堂课他们用听故事的方式了解了什么地方发生什么战役。知道战役之后，就开始往战役里填人物，孩子们不断给出自己知道的名字，老师就把这些名字标在地图上，这样人物和战役的关系也解决了。
到人物阶段，老师提供了一些战争中的人物供孩子们画。挑选的标准一是和战役相关，二是排除他们的身份因素，从领袖、将军到战后可能还活着的老兵，甚至是为战争做后勤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描绘的对象，“英雄”的概念越来越大，只要为抗战做过贡献的，都可能被画进来。孩子们特别喜欢那种有传奇经历的人，不少孩子对陈纳德很感兴趣，马本斋、拉贝、杨靖宇以及佟麟阁，都是孩子们的热门选择。
“反而那种特别常规的领袖，他们画的热情不是很高，可能因为太熟悉。”史方方说。
孩子们熟知这些英雄，有一个喜欢画杨靖宇的孩子，甚至还知道杨靖宇是怎么被人剖开腹部、被人砍了头的，他在每一张杨靖宇画像上都写了自己的画后感，表达对英雄的崇敬。同样是帮助过中国人的国际友人，孩子们对拉贝的兴趣远远大过白求恩，“可能小孩也一直挥之不去南京大屠杀的屈辱情结，拉贝恰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他们就爱拉贝爱得不得了。”刘培英试图分析孩子们的心理(拉贝：曾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雇员，亲历南京大屠杀，记有《拉贝日记》)。
这时孩子们已经非常自觉地开始研究抗战了，糖果奖励第一堂课之后也就形同虚设了。
老师为啥不骂街？
“日本军人杀了我们那么多人，缴械投降就算了吗，他们为什么不集体自杀？”课程进行到后半阶段的时候，一个孩子问了这样的问题。
对这样的问题，刘培英说她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所有的有奖问答都做完了，我问他们片子中最让你激动和情绪激昂的是哪个环节，他们一致说是南京大屠杀，我问为什么，他们说看到中国人像动物一样地被杀，小孩子和大人都被活埋，日本军人用刺刀挑我们，就是特别气愤。”于是刘培英让小朋友假设自己生活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自己会选择做什么，很多人说自己要去参军、偷敌人地雷、抢枪、暗杀日本最大的军官。于是，刘培英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你要选择抗争，就可能一去不回，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怎么办？然后，老师建议孩子们写一封“最后一封信”给自己“最爱的人”。
“他们都觉得‘最爱’特肉麻，后来我就改成‘你最关心的人’，或者‘你最想被知道的人’，他们还是觉得很肉麻，既然这样就只能选择写给爸爸妈妈，写给其他人不好意思了。”事实上“最后一封信”贴出来之后，还有几个人选择写给了日本天皇：“我是中国的小毛孩儿，我们世界的小朋友都要和平，不要打仗好吗？就是你们也打不胜中国的，回家种田去吧！”
这些信件就是此次展览的第一笔艺术品。
不仅如此，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要有战争，既然战争使那么多人死亡，那为什么还要大战？”
“日本在战争中也死了那么多人，难道他们没有智商吗，要发动这样一场战争，搞得他们自己也很惨？”
“日本打败我们也就算了，干嘛还要侮辱我们？”
针对孩子的这些迷惑，刘培英选择的是从一个旁白者的角度，讲述历史，让事实回答问题。
“有一次，一个孩子站起来说给我提意见，说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老师居然都不骂街，要是他们老师早就骂街了，她竟然好像还是不是她的事儿似的。”事实上，孩子这样的评价恰好就是史方方和刘培英想要达到的结果，她们希望自己干的只是旁白的工作，而不是诱导、煽动，“我们非常害怕给孩子们传递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绪。”
那节课上的是《战争中人们都在干什么》，课后，孩子们就把战争中的人分成在杀人的人、在帮助别人的人以及在受苦的人。
她们给孩子们讲了4个故事，一个是巴黎市民抢救被汽车压伤的德国士兵；一个是中国人抚养3000个日本遗孤的故事；一个是拉贝；还有一个是聂荣臻救日本女孩的故事。讲完故事后，孩子们不停提问，“拉贝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聂荣臻为什么不打死日本小孩，把她放回去了，她还会来打我们吗？”“中国人自己不吃不穿，还要养日本的孩子，这是为什么？”两个老师从头到尾都没有回答他们，只是问如果是他们，他们会怎么做？
有些孩子说一定要把日本孤儿当人质，跟日本讨价还价，有些说如果是自己就爬到车上，把日本人压死。这些比较激烈的回答会在孩子中引起争论，“如果人家没有拿着枪，你为什么要杀死人家，怎么那么坏？”不管孩子们陈述的是什么观点，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受到老师的批评和指责，即使是在南京大屠杀中选择挖一个洞躲起来逃命和坚持压死日本鬼子，也不会被当成反面教材，同样，课堂上也不会有所谓的正面例子做表扬。
孩子是成人的童工？
刘培英和史方方不引导孩子们去“宽恕”或者“仇视”，她们想让孩子基于事实，学会自己做出判断。她的方法就是：不让孩子做成人的童工。
“我对童工的理解是，孩子画什么是老师规定的，孩子怎么画也是老师规定的，孩子画得好不好还是由老师来判断，那我觉得孩子就是一个童工。成年人肯定应该引导，但我们的引导更多是让孩子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判断，对他们的判断我从来没有作正面或者负面的评价，我觉得即使他们错了也没有关系，他形成的这个观念毕竟是通过自己的判断，”刘培英说。
讲到战后东北人收养日本人3000遗弃婴儿时，她选择不说出结果，而是先告诉孩子这样一个情景：战后，日本人在中国遗弃了3000婴儿，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做？
孩子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当刘培英向孩子们公布当年东北人的选择的时候，她听到很多孩子这样呼喊：“啊，太好了，我和东北人的选择是一样的啊！”
“最后，我和孩子们谈到小泉纯一郎，”刘陪英说，“这个名字孩子们都听过，就滔滔不绝地谈论他：这个人是坏的、这个人犯了错误不改、这个人就是想打仗。”
除了提及这个对外代表日本国政府的小泉纯一郎外，刘培英还告诉孩子，也有很多日本平民到中国来反思、忏悔。她举的例子是田中正俊，一个日本历史学家，他1943年底加入日本军队，1946年3月退役，后来在多所大学执教，并长期任东洋文库兼职研究员。他对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进行深刻反省，写成了《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一书，并授权中国的出版社出版。
讲完很多这样忏悔的例子后，刘培英给孩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对日本人是不是见一个要杀一个呢？”
孩子们的回答是：不能，日本人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种日本人，所以我们不能那样子。
“然后我继续把日本兵的故事拿出来讲，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告诉他们日本人是丰富的，不都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有理性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有区别对待了。”刘培英说。
接下来的课程里，老师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主要都是集中在一个焦点：战争已经过去了，作为中国人，我们该做些什么？
孩子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写下来，参加了展览。“这个时候，我觉得小朋友们就已经很理性了，回答问题也比较客观了，”刘培英说，“早期谈论南京大屠杀时的特别狂热、不理性的情绪基本消除了，他们开始注意用特客观的语言来叙述这一段历史了。”
现在刘培英和史方方非常自豪，短短5堂课，她们的学生不但对地道战了如指掌，而且学会了站在事实的基础上，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孩子们也没有因为了解了抗战而不看日本卡通。”“叮当老师”刘培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