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告别混沌期，走过有序期，正式跨入繁荣昌盛阶段。
在有序期，书法仅仅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到了繁荣期，从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到民间知识分子，学书、善书者比比皆是，欣赏鉴藏者，随处可闻，书法艺术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到了繁荣期，书法艺术的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登上舞台，互相竞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到了繁荣期，中国人发明了纸，书法艺术找到了最好的载体，传刻、摹写、翻印等技术出现，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光环，使书法艺术的大殿显得特别光彩照人；到了繁荣期，书法艺术进入自觉的艺术实践阶段，书法理论、书法美学把书法实践的道路照亮，一代又一代人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再认识、再欣赏、再实践、再创造。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经历了整个封建社会时代，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终于成为举世瞩目的独特艺术，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书法艺术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专制对社会文明的发展起了一种阻碍作用。焚书坑儒悲剧的发生，是这种专制的必然结果。西汉王朝草草上台，承袭秦代一整套社会典章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独尊儒术，排斥百家，对种种文化艺术强令限制，社会面貌、政治空气为之一新，奴隶性的专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封建性的统治。地方阶级兴起，门阀世族登政治舞台，文化专制的枷锁解除，文化艺术获得了宽松的发展，书法从东汉开始进入了繁荣期。
东汉时期的几个特殊现象，为书法艺术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第一个特殊现象是纸的发明完成。纸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据考古发现，西汉初期就出现了代替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的纸，但是这种纸是一种试制品，真正完成纸的发明，还是东汉时代的蔡伦。《后汉书·蔡伦传》传云："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仍乃造意，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古代人书写，先是用竹简韦编成书，这样太笨重，后来用轻巧的缣帛书写，又感到太昂贵，最后才找到用树皮、麻头、破布等纤维这一最理想的书写材料。纸的正式出现与推广，使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一步，也使书法艺术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天地。纸价廉质轻，使用方便，特别利于书法艺术的反复训练和实践；契刻在竹简和石碑，只能一次成功，书写在纸上可以反复进行艺术创造和琢磨，直至达到理想的程度为止。同时，纸比任何一种书写载体更能体现笔情墨意，书法美学主要体现在笔墨的变化上，而笔情墨意的种种变化又只有在纸上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艺术步入繁荣期，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可供书写的纸。
第二个特殊现象是，东汉时代佛教传入中国。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吾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圣哲，专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质，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无宗教家荒诞之说也。后之立国者，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餍人生，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则人心之饥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之说，因之以盛。""东汉图谶、占卜之学，与神仙、方技之说相混……要其为术，足以惑下愚而不足以启上智。而佛教当此时流入中国，正合于中国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其始，虽仅以神异动颛愚。其继，则以译篇开慧智，语上语下，胥可起人之信仰。"中国人迷信巫术，出现了甲骨文书法，接着"尚人鬼"，于是金文等青铜艺术现世。战国秦汉时代，崇尚神仙方士，又有刻石、简帛等等艺术为之服务。到了东汉，人们越来越渴望一种精神信仰，佛教乘虚而入，一拍即合。佛教传入后，书法艺术又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寺观的刻石、佛经的传抄，都成了书法艺术的珍品，不少佛教徒、禅师都成了著名的书法家。书法艺术是驰骋心灵的艺术，正好借用佛教的悟达、解脱来表情达意。
第三个特殊现象是，出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刘秀政权是以南阳地方阶级为背景的，新兴的地主阶级步入政坛，大大增加了政界知识分子的比例。特别是，此时兴起科举取士制，通过科举制这条道路，集结了一大群知识分子。《汉书·儒林传》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西汉太学生不过千余人，到东汉，京师太学生达三万余人，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班固《东都赋》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这样多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与宦官集团进行的殊死斗争。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无论对社会的政治、经济，还是对文化艺术，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无疑将大大兴盛和繁荣，东汉时代遗存下来那么多的碑碣刻石，就是明证。
第四个特殊现象是，东汉时代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书法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更加自觉地向前发展。没有理论指导的艺术是自为的艺术，有了理论指导的艺术才是自由的艺术，书法的真正繁荣史应该从有书法理论指导的时期算。
最先提出书法理论的，是生活在东西汉之交的大文学家和大哲学家杨雄。杨雄在《问神》一文中指出："书，心画也。"多么言简意赅！书法艺术的抽象线条，实际上是书法艺术家心灵颤动的轨迹。在这里，他把"诗言志"这一古老的命题扩展到书法艺术中，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了艺术家的主观因素的总和--"心"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书法作为书法家主观的思想感情的这一十分重要的特征。"书为心画"成了后代书法史上的经典命题，光耀古今。后代书法家像辞赋家一样，顶礼膜拜杨雄。
一、 南朝四家
南朝书法家颇多，上自天子，下至臣庶，竞习"二王"，互相陶淬，当时流传这样的谚语："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尺牍与碑版不同，北朝碑版大多隐去书丹者姓名，南朝尺牍则大多留下书写者姓名，故南朝书家载入史传者多于北朝。马宗霍在《马林藻鉴》中举出了每一朝代的代表书家，"宋代莫如羊欣，大令尝为欣书裙，故亲承妙旨。入于其室，时人所称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也。齐莫如王僧虔，时亦以方小王，尝与齐祖赌书，自称臣书第一者也。梁莫如萧子云，自云善效元常逸少，为济使者所为望船行拜，以求名迹也。陈莫如僧智永，右军之七世孙。永字八法，即其所传，临池之勤，退笔成冢，求书之众，铁限为穿，故能直造出阴单微也。此数家者，皆足以左右一代，独出冠时。"羊欣、王僧虔、萧子云、智永因各有其独特书法业绩，并且起"左右一代"的作用，故可共称南朝四家。
羊欣（370-422），字敬元，为晋宋之交的人物，泰山南诚人，生世代名宦之家，父亲羊不疑为桂阳太守。欣少时靖默寡语，无于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览经籍，学富五年。这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并且"尤长隶书"，为他的书名大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相传有这样一件事，欣十二岁时，舅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知道羊欣字写得好，"甚知爱之"。一天，羊欣穿着新绢裙睡午觉，献之"入县见之，书裙数幅而去"（《南史》卷三六），书法本来就工的羊欣，这时亲见献之的"裙书"，更受启迪，因此书法大进，据说这是羊欣跨入书法名家的关键一步。古代知名的知识分子，大都走的是入仕这条路，羊欣也不例外，但他并不热心仕途。隆安中，朝政渐乱，社会动荡不安，羊欣趁机走出宦海的漩涡，"优游里巷，不求仕进"，在书法艺术的黑白世界里，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不久，醒玄辅政，羊欣再次入仕，除平西参军，转主簿参预机要，又以为楚台殿中郎，这是朝廷的"礼乐要员"，但是羊并不以此为荣，就职数日，就请病假免职，闲居十余年，这样，度过了他生命的主要时间。五十岁时，东晋灭亡，到宋代开始，羊欣又迫不得已当了新安太守。此刻的羊欣完全是应付差事，主要精力则"乐其山水"，与王羲之、郑道昭一样，"素好黄老，亦善医"，在佛道盛选择南朝社会里，寻求禅机天韵，书法艺术再次跃上新的高度。七十岁时，羊欣又转义兴太守，这是他仕途和人生的最后一站，没有多久，他"称病笃免归"。元嘉十九年卒，时年七十三岁。
羊欣在书法艺术上是王献之的传人。当时"买王得羊"之论是最好的证明。《述书赋》云："敬元亲得法于子敬，虽时移而间出。手稽无方，心敏奥术。宁磅礴而不忘本分，纵横而粗得师骨。遇其合时，仿佛唐突。犹图骐骥而莫展，索真仙而非实。"由于羊欣的独特才能，加上他与献之的特殊关系，所以亲承妙旨，子敬之后，可谓独步。但是羊欣书法艺术成就毕竟没有献之高，《书断》说："今大令书中风神怯而瘦者，往往是羊也。""怯瘦"就是羊的艺术特色。青少年时，羊善隶书，到了中晚年，则长行书，只是隶书行书没有留下一代墨迹，唯传下一件行草书墨迹《笔精帖》（图一七九），收入《淳化阁帖》内，其书法风格有如严霜之林，流风之雪。
羊欣既是书法艺术家，又是书法史论家。他写有一本《采古来能书人名录》，为书家小传之最早者，采录自秦丞相李斯至晋能书者凡六十九人，略述籍贯、师承，点明长于何种书体，艺术特色是什么，这是魏晋人物品藻之风兴起后出现的书家品藻。这种书家品藻，表现为对前代书家的成就高下，厘定品级，藻览精审，南朝开始后，士人与书法家中竞成风尚，《采古来能书人名录》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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