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艺术创作过程中，情感是艺术形象塑造的重要推动力，情感贯穿于艺术创作的全过程，真诚的情感是艺术的生命。没有情感，就没有想象，也就没有艺术创造。本文旨在通过对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和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创作中的心路历程的分析，来揭示悲情意识在书法创作中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悲洒、 悲愤、 悲绝、 悲情意识
一、 引言
悲情指人的一种忧郁、悲伤、痛苦的情怀，这种情怀产生于人与一种无形的自然力量或自己认同的社会制度的矛盾冲突。悲情的主体有着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理想，但强大的客体作为一种客观力量总是打击与扼杀这种理想，造成痛苦、忧郁与悲伤。因此，悲情的原因主要在于人生失意。
综观整个中国古代史，失意的文人比比皆是：屈原《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对理想的执着；曹操《短歌行》所发出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对人生短促的伤感；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对宇宙时空的浩叹——无不体现出浓重的悲情意识。本文旨在借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和苏轼《寒食诗帖》作为解读对象，并在由《兰亭序》之悲洒到《祭侄文稿》之悲愤以及《寒食帖》之悲绝一脉相承中，解读悲情意识在历代书法创作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二、“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兰亭序》之悲洒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黑暗的年代，然而精神上却空前的自由、开放。宗白华先生曾断言汉魏六朝是“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王瑶先生则认为“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当汉人精心构筑的儒学大厦崩塌的时候，伴随着曹操的叹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拉开了魏晋人对生命的密度和质量追求的序幕，自此，从屈原承继下来的那种哀叹便不绝于耳，难怪王羲之慨叹：“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人世功名利禄，乃身外之物，而短暂的生命才是宝贵的，这正是对人生、情感、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最坦诚的流露。
中国文人对生命价值的探索由来已久，但其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则在汉末和魏晋。魏晋玄学试图以自然观念超越生命矛盾，化解时代的生命忧思，但这种解脱并不彻底，于是人们转而从有限的生命里寻求自我的满足，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化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王羲之《兰亭集序》便是典型的表现。
王羲之到会稽赴任两年后，在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邀请当时名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举行了曲水流殇的宴会。宴会的地点就在绍兴郊外的兰亭。所谓曲水流殇就是在弯曲流淌的小河上放着酒杯任其漂流，在酒杯流到自己身前做诗，未完成者罚酒一杯。会稽的山水可谓怡人至极了，在如此良辰美景中，人本应该是祥和安宁的，但此刻王羲之的心中却颇不宁静。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怀帝永嘉三年夏，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率领数万士兵，在山西省一带抗击匈奴。遭到惨败，部下战将全部战死，此后王旷的名字再也没有在史书中出现过，一般认为是成了匈奴的俘虏。成为俘虏在当时被看作比战死还要耻辱，为父亲雪耻，出师北伐，是王羲之和他的家族悲壮的心愿。然而在当时的北方，北伐的军队被认为已经不能不撤退了。此刻王羲之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变的十分微妙。王羲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曲水流殇之宴的。
“永和九年，岁在葵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序文由此展开。在序文的前半部分王羲之描写了在风和日丽的蓝天之下，举行曲水流殇的盛大情景。单看这段文字，我们会觉得这次聚会真是“信可乐也”，与会者应该是极为欢快，没有半丝困苦，可是再读下去，作者却从宇宙之大、品类之盛、游戏之乐中感慨出了生命的短暂和易逝，他写道：“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更进一步，他发现老庄玄学的“齐万物，一死生”的心理排解法，并不是真正的永恒之术，并不能真正消解胸中所积聚的生命情绪，所以王羲之继续写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王羲之在序文中表达了失望和深深的痛惜之情。
《兰亭序》其文心与书艺都体现了晋人的风骨，使中国文人对人世和自然的感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序文传达的深沉的历史感，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这种“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的忧患意识，的确使“后之来者也将有感于斯文”。而他乘兴所书的这篇杰作，也因此而成为千古绝唱。通观《兰亭序》全篇，行笔轻重徐疾，跌宕起伏，笔断意连，法度谨严。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章法布置参差多变而又浑然一体；字形欹侧而不失重心；用笔中锋、侧锋交替； 相同的字采用不同的结构，强有力的骨架和果断的笔法，使文字之间充满了紧张感。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汉唐书法与此相比，无不表现出王羲之超凡脱俗的个性。孙过庭《书谱》中对此作了如下的评价：“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道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如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远之能成”。
宗白华说，魏晋人“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的最具体的表现。”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则是最具体的表现了魏晋风度的最杰出的代表作，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经典的书法作品之一。
三、“巢倾卵覆、抚会催切”——《祭侄文稿》之悲愤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灿烂的时期，李唐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都十分强盛，国力空前；唐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此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流动易变的态势，给人以勃勃的生机，为文化艺术的开拓与创造提供了社会基础。盛唐时的思想是较活跃和开放的，封建君主实行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思想文化界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唐玄宗使大唐帝国达到了中兴与鼎盛，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也正是在唐玄宗的统治下，唐王朝从繁盛的顶峰开始走下坡路，而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颜真卿正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
颜真卿的一生充满了悲壮的色彩。唐“安史之乱”时颜真卿在平原，其兄颜杲卿在常山，相约起兵抗击叛军，季明于两地往来联络。其后颜呆卿父子因寡不敌众，不幸城破被执，父子壮烈殉国。三年后的乾元元年，颜真卿特地派专人去河北一带寻找颜杲卿一家下落，但只从常山带回季明的头骨归葬。颜杲卿和季明壮烈牺牲，却得不到杨国忠专权的朝庭的褒扬，到唐肃宗时，经颜真卿的哭诉，才得予以旌表。颜真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怀着激切悲愤的心情，起草了篇祭文。
《祭侄文稿》按时间的经过，记叙了季明与父亲一起勇敢作战，壮烈牺牲的情景。但是谈及逆贼的暴行，以及勾起对季明的哀思时，颜真卿的字就变得十分紊乱。面对爱侄首骨，怎能不想起平叛的斗争，怎能不激起同仇敌忾的思潮，怎能不追溯颜氏家族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怎能不为“巢倾卵覆”而“抚会催切”呢?透过涂抹剧烈非凡的笔触，可以感觉到颜真卿完全沉浸在了悲愤激越的情绪中，此刻他无意书体的工拙，也无心掭笔蘸墨，开始时起伏平缓，随着感情的激越，此后便打破规矩，纵笔浩放，任情恣性，整篇手稿颓笔、飞白满纸，大起大落，纵横开合，顿挫郁勃，荡人心魄，具有强烈的跳跃感和抒情色彩。苍润超迈的点线，气满神足的布白使整篇手稿呈现出跌宕多姿、悲壮激越的意境。《祭侄文稿》可以说是一曲无声而大气磅礴的交响乐，笔划之间犹如音节的跳动，体现出作者激越勃发的情怀。正如王澍《竹云题跋》所云：“《祭侄文稿》心肝抽裂，不自堪思，故其书顿挫抑屈，不可控勒一—--—J隋事不同书法亦随其意，应感之理也。”又云：“鲁公痛其忠义身贱，哀思勃发，故萦纡郁怒和血迹泪，不自意笔之所至，而顿挫纵横，一泻千里，遂成千古绝调。”情感的真实赋于艺术创作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在这种真情的支之下，颜真卿完成了书法史上罕见的完美的感情表现，这一幅任何人也不可能重复创作的杰作上，精到的点划，高超的技巧，这些平日积累下的艺术素养都成为一种式，一种表现书法美高层次价值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在表现得那样自然竟使后世书坛几乎无人可及。
颜真卿在书写这篇文稿时，显然不是让人评价和欣赏的，而仅仅是体现了作者当时那种不可遏止的情感。简言之，只是出自悲愤。他醮着血泪书写，任自己的感情随着文章叙及不同内容而悲愤激昂、沉痛、思念，将所有的感情都挥洒在线条之间，其悲愤激越之情，自然泻于笔端，虽无意于书，而气贯天成。元陈深评曰：“《祭侄季明文稿》，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若天造。岂非当公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工也?”正是“初不用意”，才使得真情实感毫不掩饰地倾泻于作品中，使观者从这这里感到到书家此时此刻的心情正“如钱塘潮涌”“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动人效果，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四、“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诗》之悲绝
宋神宗元丰二年六月，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录苏轼诗文，先后弹劾苏轼叮旨斥乘舆”， “讪谤朝廷”， “反对新政”，神宗令御史台根劾，苏轼遂在湖州知州任上就逮赴狱，四个多月后方获释，贬为黄州团练副史，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走向黄州的，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自幸庶几免矣。”黄州几乎使他与世隔绝，又无公事可干；那些曾与他交游的文友、仕友为避嫌疑，怕祸及己身，也都纷纷失去音讯。他混杂于渔樵之间，常常一个人喝酒解闷，又不敢多喝，怕酒后失言。苏轼当时内心沉痛至极，孤苦至极，君门不可通，故国不可还，“人生如梦”，心若死灰。黄州的苏轼，是一个在寂寞中惶恐、在沉思中孤独的苏轼。
残酷的现实使苏轼的政治理想、社会观念、生命价值、文艺精神等都有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体现在苏轼身心感受到的悲剧意识越来越强烈。 往日的翩翩风度、潇洒情怀，连同那些清词丽句一扫而空。对残酷现实身受心感的悲剧情怀，成了他此刻书法和诗歌的主导。面对着困苦的生活，面对着黑暗的政治，面对着强大的政敌，苏轼己近乎绝望，《黄州寒食诗帖》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诞生的。
诗中自叙来黄州三年，生活清苦，每为寒食、清明之雨所苦，眼前但觉萧瑟难受，隐藏着他贬居黄州后的抑郁心绪。始则慢声细诉，娓娓道来，继则放任声腔，或孑然饮泣，或凄然长啸。“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的苦海绵绵，“君门深九重”的欲归无望，“坟墓在万里”的欲吊不能，“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欲哭无泪。书法与诗相的益彰，满纸生世颠沛之悲，国家不宁之怆，字字含泪，给人以深刻的感受。通观全篇，一种深深的悲哀始终萦绕在你的心中，挥之不去。综观整个中国书法史，除了《兰亭序》和《祭侄文稿》外很难再找到一件如{黄州寒食诗帖)》这样强烈的具有情感冲击力和穿透力的作品。悲剧就是对美的破坏以及由此带给你的情感体验。破灶、湿苇、坟墓、死灰这一系列的意象真切地体现出苏轼此刻的那种救国无力，惜春苦雨，病体缠身，百无聊懒的心境。
《黄州寒食诗帖》在创作上与《兰亭序》和《祭侄文稿》是一脉相承的。此帖笔致自然沉着，笔画粗壮丰满，字体真行相间。从一字到一行，从一行到全篇，上下左右松紧欹侧，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字型忽大忽小，极其随意，各具姿态。用笔重者如蹲熊，轻者似掠燕。结体既有“石压蛤蟆”，也有“树梢挂蛇”。布局疏密有度，不时透出疏朗的气息。通观全帖，有缓起渐快的节奏，也有有小及大的字体，复有由细变粗的笔姿，更有始淡终浓的墨趣。以行书起笔，愈写愈洒脱奔放，笔墨与心境相随起伏流转，如滔滔江河之泻，宣泄于纸卷之上。《黄州寒食诗帖》正是以一种独有的方式传达了苏轼书法的美学精神，创造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的书写样式。难怪黄庭坚对此帖厚爱有加，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五、结论
作为人类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之一，书法艺术是创作主体和审美理念彼此相融合的产物。在这一物我两化、完美交谐的过程中，书家自身独特的情感、理念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国古代文论、书论、画论中早已有过论述。罗丹也曾说：“艺术就是情感。”列夫、托尔斯泰则在其《论艺术》中明确地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可见艺术魅力永存的最终根源与源头活水皆在于人之情感。
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在欣赏苏轼《黄州寒食帖》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联想起王羲之《兰亭序》以及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正是由于悲情意识的一脉传承，宛如一条割不断的红线，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把诞生于不同时期的三件艺术珍品，紧紧维系在了一起。正所谓：艺之至，未尝不与精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