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四家”之一的倪瓒（1306—1374），字元镇，号云林，江苏无锡人。其一生活动处于元末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历史时期。由于元统治者的歧视和不重科举，断了汉族知识分子的晋身之阶，因而不少文人常以“高士”自居，放情诗画。倪瓒在五十岁上竟变卖田产，携卷出游，隐遁太湖，成为一名信奉新道教——全真教的“太湖隐士”。加上个性迂癖，以“倪迂”的形象给后人留下许多趣闻。他的山水画独具萧疏风格，为许多失意文人所追慕。所作平远山水不设色，也不画人物，与“元四家”之一的王蒙相悖，人称“疏体”（王蒙的山水人称密体）。他的传世名言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一种“超逸”的绘画精神在明清以来的文人画中得以继承，并有所发展，乃倪瓒的“逸笔”被推崇的潜在原因。

　　
　　倪瓒（1306—1374），字元镇，号云林，江苏无锡人。元末著名画家，与黄公望、王蒙、吴镇齐名，并称“元代四大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元蒙贵族统治中国的时期，元朝政府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把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南人（指南宋遗民）。在选用官吏以及科举、刑罚上都有差别。地位最高者为蒙古人，最低者为南人。倪瓒就属于南人这一等级。元朝政府最看重喇嘛教。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植，上层喇嘛开始掌握政权。其时道教已分成几个宗派，影响较大的是全真教，它集儒的忠孝、佛的戒律、道的丹鼎于一教。汉族士人之所以“乐就”全真教，一方面固然有传统的“夷夏之辨”，不愿委身事元，另一方面，又由于元统治者不重科举。这样，汉族士人失去了晋身之阶，他们只有寻找新的出路。当时知识分子地位十分低下，有“九儒十丐”之说。在这样的政治气候、社会环境中，他们有的隐逸于山林，有的寄情于书画，表达自己“超凡脱俗”的情趣，抒发抑郁苦闷的心境。有的以毕生精力从事绘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中以“元四家”的成就最大。他们受元初画家赵孟頫的复古理论影响，师法五代、北宋山水画传统，又各具独特风貌，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倪瓒，他的绘画体现了元画“高逸”的最高峰，而他的“逸笔草草”、“聊以写胸中逸气”，也最能道出元代绘画的精神。
　　倪瓒原名珽，字元镇，又字玄瑛。他的祖先曾在宋朝京都汴梁做官。靖康之乱后，举家南迁，来到无锡，在梅里祗陀村定居下来。经过三四代人勤俭持家，努力经营，倪家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到倪瓒的祖父倪椿与父亲倪炳时，家业兴隆昌盛。　　　　
　　不幸的是，还在倪瓒幼年，父亲就去世了。他由长兄倪昭奎抚养。倪昭奎（字文光）因人荐举曾任学道书院山长。任职期满，按惯例可以升官，但他“以黄老为归”，无意去做官。直到两个弟弟（倪瓒与倪瑛）长大成人后，家里老母有人照顾，他才跟从全真教的著名道士金蓬头等游历，修筑玄文馆，酬其归依黄、老的夙愿，成为道教的上层人物。倪昭奎颇有才干，父亲去世后，他作为一家之长，独立操持家业，关心两个弟弟的生活与教育，聘请当地名儒王文友指教他俩。在长兄的关怀和宠爱下，倪瓒过着优裕闲适的生活。他的《春日云林斋居》一诗当作于此时：“池泉春涨深，径苔夕除满。讽咏紫露篇，驰情华阳馆。晴岚拂书幌，飞花浮茗碗。阶下松粉黄，窗间云气暖。石梁萝茑垂，翳翳行踪断。非与世相违，冥栖久忘返。”诗中描绘了家中园林的秀雅、宁静。园中有清閟阁，阁内藏有经史子集、佛经道藏和钟鼎彝器等古玩。登阁眺望，遥浦远山，云霞变幻，尽入眼帘。高大的乔木，苍郁的修竹，蔚然深秀，就像云林一般。园内还有云林堂、萧闲仙亭、朱阳宾馆、海岳翁书画轩等。倪瓒的一些别号，如云林、云林生、云林子、萧闲仙卿、朱阳馆主、海岳居士等均与此有关。此外，他还有风月主人、幻霞子、幻霞生等别号，当与隐逸生活有关。　　
　　倪瓒平生特别喜爱收藏古代名家书画，有时花几百金购买一幅名画也不觉昂贵。据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与张丑《清河书画舫》等书记载，清閟阁中收藏的名家法书有：钟繇《荐季直表》，王献之《洛神赋十二行》，陶隐居《画版帖》，智永《月仪帖》，褚遂良《楷书千字文》，钟绍京《通甲神经》，张旭《秋深帖》，米芾《宝章待访录》，薛绍彭《四帖》，赵孟頫《小楷过秦论》。收藏的名画有：张僧繇《星宿图》，吴道子《释迦降生图》，王维《雪蕉图》，常粲《佛因地图》，荆浩《秋山图》（一名《秋山晚翠图》），李成《茂林远岫图》，董源《河伯娶妇图》（即《潇湘图》），李公麟《三清图》，米芾《海岳庵图》，马和之《小雅六篇图》等。
　　他的《述怀》诗写道：“嗟余幼失怙，教养自大兄。励志务为学，守义思居贞。闭户读书史，出门求友生。放笔作词赋，览时多论评。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今名。……”诗中叙写他闭门读书、出门求友、关心时事、轻视富贵、追求今名。可见那时的倪瓒，也是朝气蓬勃，盼望自己有所作为的。
　　然而，这样的生活未能持久，在他二十三岁那年，长兄去世。接着，嫡母（昭奎生母）也离世。他的生母尚在，需他奉养。于是，持家的重担就落在他的双肩。他便以诗画创作来排遣自己的哀痛。常安坐清閟阁，忘怀尘俗，寄情书画。每当雨过天晴，就拄着拐杖，在园里漫步，咏歌自娱，望见的人都称他世外仙人。有客人来，则热情接待，谈笑风生。来客有张雨、陆静远、虞胜伯、周正道、周南老、黄公望、王蒙、陈叔方以及王觉轩父子、金坛张氏兄弟、苏州陈维寅陈维允兄弟等。他们都是倪瓒的至交好友。黄公望年龄比倪瓒大三十七岁，从倪瓒《六君子图》题语里有“大痴老师见之必大笑也”句，可知他可能向黄学过绘画。黄公望曾用十年时间，为云林作《江山胜览图》长卷，于此可见黄公望对倪瓒的赏识以及两人的深情厚谊。王蒙的年纪和倪瓒差不多，两人有合作的画作传世。各自的画作上，时有对方题辞。
　　倪瓒常去玄文馆与朋友们谈诗论道，饮酒、吟诗、作画。曾画过一幅《玄文馆图》，写有《宿玄文馆》一诗。吟诗作画，会友谈道，这些当然很高雅、很愉快。但他既是当家人，交租纳税、应付官府胥吏的敲诈勒索，都得他出头露面。他不得不为这些“俗物”、“俗事”操心。有时半夜在公庭等候，见到小吏也要折腰。他的《述怀》诗中写道：“钓耕奉生母，公私日侵凌。黾勉三十载，人事浩纵横。输租膏血尽，役官忧病婴。抑郁事污俗，纷攘心独惊。磬折拜胥吏，戴星候公庭。……”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着他，加之人到中年身体多病，更加重了他内心的忧伤。倪瓒又不擅长理田治家，往往入不敷出，不得不变卖田产来输纳官租。　　
　　倪瓒第一次卖田之前，河南等地爆发了几次农民起义，尤其是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声势更大。战争的烽火在各地蔓延。在他第二次卖掉所有田产之前，江浙一带已大乱。元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在浙东起义。至正十三年，张士诚在高邮起义，不久攻陷苏州，自称吴王，并占有江浙的大部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却加紧催征租赋。倪瓒的田产，虽已陆续变卖，依然无法应付。他在《至正乙民生，实罹百患”的日子里，表明自己未敢忘“先师遗训”，愿效孔子弟子颜回的“箪瓢称贤，乐道无殃”，保持自己高尚的节操。为逃避官家索租，他忧愤交加，决计弃田宅逃遁，隐迹江湖。
　　王宾写的《元处士倪云林先生旅葬墓志铭》中说：“至正初，兵未动，鬻其家田产。”可知他第一次卖田产在三十五岁左右。他在题妻子蒋氏遗像的序里说：“岁癸巳，奉姑挈家，避地江渚。”癸巳是至正十三年（1353）。姚广孝题倪瓒墨竹卷说：“至正甲午（1354），避乱寓于笠泽（今太湖）。”至正二十三年，他在《题郭天锡画并序》中说：“不归我土，已有十年。”可知他是从1353年弃家出游，只在1355年一度回家（安葬他的老师王文友），却因欠官租而遭拘禁。他卖掉所有田产当在这次吃官司之后。老友张伯雨到他家里，云林念伯雨年老，后会难期，便把卖田产所得的千百缗钱全部送给伯雨。此后，他依旧携妻出游。
　　他的弃家出游，实在出于无奈。《述怀》诗曾写道：“宁不思引去，缅焉起深情。实恐贻亲忧，夫何远道行。遗业忍即奔？吞声还力耕。非为蝼蚁计，兴已浮沧溟。云霾龙蛇噬，不复辨渭径。邈邈岩涧阿，灵芝烨紫茎。有志而弗遂，悲歌岁峥嵘。冶长在缧绁，仲尼犹亟称。嵇康肆宠放，刑戮固其征。被褐以怀玉，天爵非外荣。贱辱行岂玷？表暴徒自矜。兰生萧艾中，未尝损芳馨。”可见他思想上的矛盾。这时，他又自号曲全叟、无住庵主、荆蛮民、净名居士，有时甚至变姓名叫奚玄郎。他最常用的则是以“迂”、“懒”二字为号。在这种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中，他的痛苦愈来愈深，精神上也更空幻。信奉道教不能减轻他的苦痛，他又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嗟余百岁强过半，欲借玄窗学静禅。” 　　
　　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出，他最后二十年的漫游生活多在太湖四周的宜兴、嘉兴、松江、湖州、吴江、常州一带。他常常泛舟苏州、吴江一带的太湖边上和松江县西的三柳之间。有时，他寄居朋友家中，如苏州的周南老、陈植、陈维寅和陈维允兄弟家和南湖陆玄素家；有时他寓居亲戚家；有时宿于古庙僧房；有时则以舟为家，漂泊无定。所交皆“烟波钓艇江海不羁之士”。和他交往的道士有：元初真士、章炼师、钱羽士、杜真人、吕尊师等；交往的僧人有：简上人、希远首座、礼上人、清上人等。他们常在一起吟诗作画，互相唱和，一边探讨道学与佛理。倪瓒曾说：“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直一笑也。何则？此身亦非吾所有，况身外事哉！”从这段话中，可以窥见他心灵的创伤和忧愤。
　　他与当时著名的诗人杨维桢、高启交往很深。杨维桢的《访倪元镇不遇》诗：“霜满船篷月满天，飘零孤苦未成眠。居山久慕陶弘景，蹈海深惭鲁仲连。万里乾坤秋似水，一窗灯火夜如年。白头未遂终焉计，犹欠苏门二顷田。”高启的《次韵倪云林见寄二首》其二：“草满当年食客堂，一身投老寄僧床。秋风吟怨衰兰浦，暮雨行愁苦竹冈。任旷岂能谐薄俗？养和且为驻颓光。酒钱十万今谁送，独嗅黄花对夕阳。”两首诗都描写了倪云林浮游生涯的孤苦。因此，他更着力于绘画，从中抒发其孤零萧瑟之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夫人蒋氏因病去世。倪瓒失去了患难与共的伴侣。他沉痛地写了多首悼亡诗。夫人死后五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天下开始安定。年老孤苦的倪瓒常常思念家乡，他的《怀归》诗写道：“久客怀归思惘然，松间茅屋女萝牵。三杯桃李春风酒，一榻菰蒲夜雨船。鸿迹偶曾留雪渚，鹤情原只在芝田。他乡未若还家乐，绿树年年叫杜鹃。”但哪儿是他的家呢？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倪瓒六十九岁，寄寓在亲戚江阴邹惟高家。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因病在邹家结束了他清高凄苦的一生。倪瓒死后，旅葬于江阴习里。长乐王宾撰写了《元处士云林倪先生旅葬墓志铭》。后来改葬无锡芙蓉山祖坟，生前好友苏州周南老撰写《元处士云林倪先生墓志铭》，张端则写了《云林倪先生墓表》。他的墓至今犹存。
　　倪瓒生活在世俗中，一生难免和俗事打交道，有时也不得不向恶势力屈服。所以也难免俗。但比较而言，他是清高的，这种清高是那个时代汉族士人推崇的品德。就他的政治思想来说，早年，他接受儒家教育，对于“礼乐制度，靡不究索”，因此，儒家的人世思想他不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男儿事，莫使磨拖过此生。”他后来虽然有出世思想，仍偶有忧国之心。他到杭州凭吊岳飞墓，写了三首诗，其一是：“耿耿忠名万古留，当时功业浩难收。出师未久班师表，相国翻为敌国谋。废垒河山犹带愤，悲风兰蕙终惊秋。异代行人一洒泪，精爽依依云气浮。”可见他的爱憎十分分明。他既不肯从俗，元朝的等级制度和对汉人、南人知识分子的歧视政策，使他不得不以隐逸终其一生。由于元末社会动乱，他连隐逸也没有固定的地点，长期的漂泊生活，使他的思想日趋空寂，于是，佛家出世的思想又占了上风。他很少去玄文馆，而是寄身“琳宫梵刹”。《云林遗事》记他老年“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灯木床，萧然晏坐”。他还写了很多参禅悟道的诗：“蜕迹尘喧久，寡欲天机深。”“松石影灯禅影瘦，石潭秋水道心空。”“迄今风景俱非昔，想到句吴一怆然。”“人间何物为真实，身世悠悠泡影中。”所有这些，在他的画中都有表现，也是形成他绘画风格的根本原因。此外，他还爱洁如癖，几乎所有关于他的记载都提到他“性雅洁”、“性好洁”、“有洁癖”，以至于“一盥颒（洗手洗脸）易水数十次，冠服数十次振拂。”“斋阁前植杂色花卉，下以白乳甃其隙，时加汛濯。花叶坠下，则以长竿黐（粘）取之，恐人足侵污也。”他生性爱洁净，他的画也显得特别洁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倪瓒多才多艺，不仅是画家，还是诗人，他的字也写得不错。清代康熙年间曹培廉编定的《清閟阁全集》，是目前倪瓒诗文的一个较全的本子。他的诗风如他的画风：古淡天然，不假雕琢，是陶（渊明）孟（浩然）一派的。
　　倪瓒在《谢仲野诗序》里说过：“《诗》亡而为‘骚’，至汉为五言。吟咏得性情之正者，其惟渊明乎。韦（应物）柳（宗元）冲淡萧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则王摩诘（王维）矣。……至若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固已烜赫焜煌，出入今古，逾前而绝后，校其情性，有正始之遗风则间然矣。”一方面，李杜韩苏作为一代文宗，他们卓越的成就，天才的创造力，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倪瓒自然不能不内心折服。另一方面，他更推崇由陶渊明开创，王孟韦柳继承的描绘山水田园、吟咏个人闲适情趣的“冲淡萧散”的田园诗。他的诗歌创作充分地表明了这种倾向，如《述怀》诗：“读书衡茅下，秋深黄叶多。原上见远山，被褐起行歌。依依墟里间，农叟荷蓧过。华林散清月，寒水淡无波。遐哉栖道情，身外岂有他。人生行乐耳，富贵将如何。”又如《寄杨廉夫》：“吴松江水春，汀洲多绿蘋。弹琴吹铁笛，中有古衣巾。我欲载美酒，长歌乐问津。渔舟押鸥鸟，花下访秦人。”不过，他也有激情涌动、豪迈奔放的一面：“手把玉芙蓉，青天骑白龙。……金华牧羊人，游戏不生嗔。笑拂岩前石，行看海底尘。”“今我不乐空怀古，短世长年谁比数？花下那知李白来，山鸟恣歌童亦舞。”“逢君此乐诚草草，便欲携君卧烟岛。海上千年白鹤飞，世人胡为而自老。”（《醉歌行次韵李征君春日过草堂赋赠》）可见他并非一味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