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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演奏者郎朗近日成了香港居民,系“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今年6月启动以来第一位引入香港的优秀人才。当然,第一批入境者并不都是艺术家,但郎朗是艺术家,这个事实总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内地官员一定会觉得这很奇怪。内地有户籍制度,各大城市的户口奇货可居,为了吸引人才,各大城市政府也制定了绿卡之类的政策,以招揽城市所需要的人才。不过,在内地政府官员心目中,“人才”就是技术和工程人才。优秀律师、会计师都不入内地官员法眼,遑论设计人才或者钢琴家了。
这跟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而是一个观念和文化问题。
过去一百多年来,惟科学主义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几十年来政府几乎不假思索地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视为惟一可靠、可信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可以造出看得见的大轮船、飞机、高速公路。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能够干什么呢,若干个人聚在一起为心是什么、物是什么、终极价值是什么争论不休,又能带来什么呢?只不过徒然地扰乱人心,给社会增添麻烦而已。
民众的看法与此相同,上世纪80年代,父母传授给孩子的人生保平安的秘诀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很容易跟政治纠缠在一起,给自己带来麻烦,数理化则与政治绝缘,相对安全。所以,理性的选择就是学习数理化,远离人文学科。
但其实,放远视野,这句话还有更深的内涵。陈丹青从清华大学愤而辞职,始终忘不了周围人那种傲慢。最近他愤怒地控诉,在清华,美术系的学生是非常受歧视的,进澡堂要被推出来,理工科的同学会问他们:你们是多少分考进来的?
清华学生的这句质问很有意思。我们这个时代公平极度匮乏,于是,人们把公平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看起来客观的、可以量化的考试、评估制度中,比如高考、比如学术机构的数量化评估体系等等。人们觉得,用数字说话最公平。
一个人掌握科学工程技术性知识的水平,基本上可以用一种客观的、数量化的标准来测试。但是,一个人的哲学水平有多高,或者艺术水平有多高,测量起来很麻烦,比如,某个画家的一幅画,行情突然好起来,大家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面对这种情形,中国人做了两件事。第一,社会上大部分人采取了一种自欺欺人策略:凡是不能客观地进行量化测试的技能,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和技能。正是根据这种心理,清华的学生觉得那些学艺术的学生不配上清华。清华学生的推论过程是这样的:科学技术工程类知识是惟一真正的知识,艺术系学生没有这种知识,所以,他们根本就是没知识。至于艺术,他们不认为那是一种对于社会来说更重要的知识。
第二,当然,搞艺术的人很不服,所以,他们也迎合民众心理,费尽心血地把艺术改造成为一门可以客观、量化测试的技术,就是各种艺术门类的职称制度和考级制度。单看获得职称和九级、十二级的人数,我们的艺术已经高度繁荣。至于有没有大师,那并不重要,反正大家都觉得,艺术不能当饭吃,陈丹青也造不出超级芯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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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录入:ijoelin 责任编辑:ijoel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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