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内地人文思想界的基调是怀旧。这一幕“追忆逝水年华”，至今依然不见结束迹象。这就像一场务虚文艺沙龙，在话语丛林中徘徊不前，以至于找不到北在哪里。随同“改革”一起进入深水区的内地人文思想界，在缅怀“最好的时光”的理想主义沙发上，已经逗留得太久，太久。

　　2006年2月24日张中行先生的离开，为这一年的怀旧思潮拉开了帷幕。人们纷纷将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布衣学者乃至国学大师等花环，戴在这位一生澹泊的老人头上。动辄以大师名之，不无向张老的老师们致敬的意味。现代人文思想的源头在“五四”，而作为“后五四”知识分子的张中行先生，其师长辈大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而这又多少反衬出内地人文思想界的窘迫困境。除了不惮以学者的最高荣誉奉献给渐行渐远的前辈知识分子，不少人文学者似乎再无表示，或者无话可说。

　　但和“80年代”记忆展览相比，由张中行去世引发的怀念活动显得仓促而又短暂。这一场怀旧热潮，从5月份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出版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底，至今余热未尽。在这本书里，阿城、北岛、李陀、甘阳、陈丹青、崔健等“80年代”文化代表人物现身。有意思的是，他们当年大多处于边缘、非主流地位，甚至是以叛逆的面孔出现。但访谈录出版后，他们受到的许多批评却是过于精英化，缺乏平民意识，这更像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80年代”的标签是理想主义，比如当时提出的“纯文学”，其实并不存在，而只是表达远离政治的一种诉求。现在对那一时期大规模、持久的回忆，更多是对消费文化兴起的一种反思，或者排斥。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成立所谓“八十年代学”，显得有些“恶搞”。借用李陀谈论上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状况的话，这一场回忆的最大作用，就是促销。

　　事实上，人文学科如何应对市场主义的兴起，一直是近十几年来的热门话题，上世纪90年代就有过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如今，大量学者却是走出书斋，积极介入消费文化的制造过程。以百家讲坛为平台的知识分子“电视化”，即为典型案例。

　　易中天、于丹等人只不过在速朽的消费文化中撒了点“知识盐巴”，立即受到大众热捧，不仅电视收视率高，书也卖得很火。这或者说明，人文思想与大众传媒存在着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因此，对于“学术超男”们，大可不必高举“历史庸俗化”棒子，还应呼吁更多具有学术精神的知识分子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大众媒介的思想传播功能，使之成为学术讨论和公共启蒙的平台。不过，正是在这一点上，易中天等人的局限性十分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易中天等人的出场，更像是学术大众化的预演。

　　人文博客的异军突起，也是2006年学术思想进入大众领域的一个新动向。不少学者在博客上进行学术公共化的尝试（比如“贺卫方的博唠阁”、朱大可的“栅栏后的絮语”以及李银河的博客等等），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李银河在博客上发起的社会学话题，不仅在网络和纸媒上争论激烈，其社会影响也早就超过传统学术争论所能起到的效果。这或者是因为法学、社会学（特别是婚姻、两性关系方面）等学科本身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但至少说明，学术与大众的距离并没有一般人想像的遥远。

　　不过，并非所有的学术话题都具有传播思想、启迪心智的作用。2006年底发生的“伪科学”之争，更像是一出学术闹剧。这场争论的起因是上百名学者签名呼吁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而这又是之前“取消中医”大争论的延续。双方的立论和论据并不新鲜，其表现却让人大开眼界。“伪科学”之争伊始，双方就摆出势同水火的架势，在一次电视辩论现场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主办方还专门请来医生现场待命。真是让人难以想像，如此之多的学者会以如此方式共同败坏学术的基本精神。没有开放与宽容的学术理性，学术的前途又在哪里？发生于岁末的这出集体骂街闹剧，只不过为平淡、贫乏的学术界凭添几许喧哗，几许无聊。

　　有必要多说几句。这里所指的“内地人文思想界”，确切地讲是中国内地“大众人文思想界”。因为就整体而言，上述种种都是进入大众视野的知识分子事件。而就“人文思想界”这一概念而言，亦有空泛之嫌——严格来讲指的是人文学科，但因重点在于介绍某种思想或观念的传播，故而勉强用之。总体来说，上述几大事件或不足以反映2006年内地“大众人文思想界”的全部特征，但耽于怀旧、贫嘴且前行无力，不失为显著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