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飞（Dufy）作品

他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杜飞（Raoul Dufy）。

而我，几乎是在看到他名字的那一瞬间就肯定:我一定会喜欢他的画作，就像喜欢他的名字一样。

他的作品中，有一组后期的水彩是我最喜欢的。每一次展卷，流光溢彩中，都会有一股清新而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气息是那么的熟悉，我贪婪地嗅着，舍不得离开……这是我最爱的,蓝的气息。

看着他的画作，仿佛置身沙滩，可以感受到暖暖的阳光，海风的吹拂。当我将眼光细细落到他的每一笔触的时候，我看到了不同于古典绘画的优雅和古典绘画中少见的活泼和灵动。是的，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这些画作乃是出自一个孩童的手笔。笔触稚嫩，甚至有些笨拙。细节的处理上也远不如古典绘画那般的精致唯美；相反，倒多出了几分随性。整个画面，色彩斑斓。我几乎可以想象：是一个孩子在怎样的不经意间，纯然凭着自己的喜好，用自己最爱的色彩来装点这画布。

大巧若拙。细品起来，杜飞的水彩竟有几分水墨写意的味道。只是，中国的水墨写意讲究的是下笔要精炼，一笔不慎，就可能毁了整幅画作。一如下棋：一步错，满盘输。并且，同是意境的表达，中国水墨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宏大的，物我两忘的境界；而相比之下，西方绘画，特别是就杜飞本人而言，却希望表达的是一种具体的情绪。比如：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在中国的水墨丹青中，我们更多感到的是一种童稚的趣味而不是意境。你感叹的是画作将童稚表现的如何惟妙惟肖，却很少是该画作仿佛乃是出自儿童的手笔。作此区分，并非是为了分高下优劣。正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说的那样：“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这里想说的，也无非是中国国画大多追求大境界，而西方绘画，特别是自印象主义以降，则恰恰相反。

王国维先生亦曾写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王国维的“赤子之心”一说倒是和前面的童稚一说有些不谋而合。然而，对于 “赤子之心”一说，亦有诸多批评。如西方之“愤怒出诗人”，又如中国之“文章憎命达”。这些批评都意在强调阅世之重要性。在此，我不愿，也无力去对二者做出取舍。我只是倾向于肯定。无论阅世深浅，一个人的阅世经历，往往对其作品有莫大的影响。

1877年，杜飞出生在法国北部港都勒阿弗尔，一个海风吹拂，阳光轻抚的美丽城市。尽管他十四岁时就离开中学，到一家公司当职员；他对绘画的酷爱却让他从1892年起，便不顾父亲的反对，在每晚八点钟下班以后，去到市立美术学校上夜校。1900年，他获得每年1200法郎的奖学金来到巴黎美术学院学画。1901年，他以一幅题为《勒阿弗尔黄昏》的作品人选法国艺术家沙龙。从此，算是正式步入画坛。1909年，他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画风。其后一直快乐地作画。在晚年，他还涉足织物图案、陶瓷画、壁画的设计制作，并有许多杰作问世。纵观其一生际遇，可谓如鱼得水，一路坦途。故而，到了晚年，其画作依然如孩童般活泼灵动。

杜飞被归为“野兽派”画家的代表之一。一开始，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何以这样色彩斑斓，笔触轻盈的画作会被归为野兽派。直到，我了解到“野兽派”的由来和看到他前期的一些画作。

野兽派，作为一个画派，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纲领，但由于是一定数量的画家在一段时期里聚合起来积极活动的结果，因而也被视作一个画派。而与之密切相关的，是野兽主义（Fauvism）。野兽主义得名于1905年巴黎的秋季沙龙展览，当时，以马蒂斯（Henri Matisse）为首的一批前卫艺术家展于同一层厅的作品，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形象地将这些画称作“一罐颜料掼在公众的面前”。而那位后来创出“立体主义”名称的《吉尔·布拉斯》杂志的记者路易·沃塞尔，则突发灵感地想到了这一恰也合适的名称。他在那个被刺目的色彩弄得喧嚷不已的展厅中央，发现马尔凯（Albert Marquet）所作的一件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小型铜像，不由得惊叫起来：“多那太罗（Donatello）被关在了野兽笼中”!（多那太罗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雕塑家。）不久，这一俏皮话便在《吉尔·布拉斯》杂志登出，而“野兽主义”的名称也很快被广泛地认同。

一般认为，野兽派画家热衷于运用鲜艳、浓重的色彩，往往用直接从颜料管中挤出的颜料，以直率、粗放的笔法，创造强烈的画面效果，充分显示出追求情感表达的表现主义倾向。从这个陈述看，似乎和后印象主义很接近——同样都强调了强烈的画面效果和情感表达。然而，如果进一步了解，你会发现，二者有一个关键的不同——表达方式的不同。

后印象主义，也包括之前的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绘画应当反映事物在大自然阳光照耀下所展现出的不同色彩。他们十分看重和想要表现光和影的变化。是故，相当的印象派画家都喜欢在室外写生作画（凡高是个典型，而高更是个例外，他们便是因这一观念的不同而争吵。）并且，印象派本身还可以细分。最初，以莫奈（monet）为代表的印象主义被称为浪漫印象主义，因为他们所描绘的，就是自己眼中的色彩。每一个人眼中的色彩是不同的，所以，这代表了他们自身的感情。也正因为此，莫奈才可以在遭受眼疾的变故后，依然能凭借想象作画，画出那样美丽的睡莲。其后，是以修拉和西涅克为代表的新印象主义，也即科学印象主义，他们强调对事物的客观反映，比如修拉的名作“大碗岛星期日的下午”。而最后，是以塞尚，凡高和高更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他们强调，艺术形象要有别于客观物象，同时饱含着艺术家的主观感受。三大师尽管理念相似，其实则各有侧重。塞尚一生都在追求一种永恒的形体和坚实的结构，以期达到简单化和几何化的效果。这使他成为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的鼻祖。高更则受象征主义影响较大，提倡凭记忆作画。为此，他和凡高走向了决裂。凡高由于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各印象画派以及日本浮世绘版画，其风格显得杂糅。然而，正是这一切，使得后印象主义成为现代绘画的开端——紧随其后，出现了立体派，野兽派，表现主义……等等。尽管这些画派都意味着对后印象主义的某种背叛——而塞尚更是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

“艺术形象要有别于客观物象，同时饱含着艺术家的主观感受”，这一点是后印象主义和野兽主义的共识。只是，作为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的感情表达依然是通过光影。只是，这光影中被融入了更多的画家的情感。我们看凡高画作的时候，不是常常都能感觉到一种燃烧么？这燃烧着的，不是别的，正是画家的内心和生命啊。相比之下，野兽主义在偏离客观物象上比后印象主义走得更远。其代表人物马蒂斯就曾说过：“我把色彩用作感情的表达，而不是对自然进行抄袭。我使用最单纯的色彩”。 单纯的色彩，也是主观的色彩。换句话说：这色彩是来自内心，而不是外界。我觉得该是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而不管真实世界中是什么颜色。对色彩的强调，使得野兽派近乎完全放弃了习惯的透视方法，而着重于平面的表现。而这一点，在我看来，和中国国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中国的丹青所表现的意境更加隽永，空灵；而野兽派的感情更加强烈和直接。

无论是杜飞还是马蒂斯，在早期都曾受到印象主义的影响。就杜飞而言，在印象主义之后。他还曾短暂地尝试过立体主义。然而在1905年，杜飞见到了马蒂斯的油画《奢华、宁静与快乐》，大为震动。他说：“在这幅画前，我懂得了全部绘画的道理，看到素描和色彩所反映出来的神奇想象力，印象派现实主义失去了对我的魅力”。于是，他转而热衷于进行野兽派风格的绘画实验。

一切，都像是上帝的安排。如果没有马蒂斯，或许也不会有今后的杜飞。而如此一说的话，那么，我们似乎更应该感谢那位塑造了马蒂斯的老师——奥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1826-1898）。莫罗曾对马蒂斯说过“在艺术上，你的方法越简单，你的感觉越明显”。正是这句话引导了马蒂斯绘画风格，使他能够用简捷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塑造出他所构想的一切，并对他终生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样是蓝，在莫奈的笔下，它光影联翩，如梦似幻；在凡高的笔下，它又凝固般地浓墨重彩；而在杜飞笔下，竟可以如此水灵动人，轻舞飞扬。不由感叹：一花一世界,何况人乎。

只是，最爱的，还是那一抹水灵的蓝……

（付梅溪 作家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