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为《比我老的老头》增订珍藏版设计的藏书票

　　苗子郁风兄嫂要在香港开书画展，我自告奋勇说要写一篇文章。这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日子近了，除掉郁风画的那幅德国风景之外，所谓“画展”中的几乎所有作品我都没有看过：没有看过而要介绍画展，有如看过画展之外行硬要逞能评画一样无好下场，这事我是从来不干的。我自己不上别人的当，也不拿当给别人上。 

　　好朋友之字画，用不着当着好朋友称赞，就好像天天早上吃早饭时面对着自己漂亮 假定 老婆说： 

　　“他妈的，你真漂亮，简直像天仙！”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无聊！愚蠢！ 

　　对老婆，要打心里谢谢，如初恋般的永远的爱慕。从年轻时看她的背影到老，她是你俩整体的一半。漂亮的眉梢边的皱纹和霜染的鬓角，是你生命中明澈的镜子。苦难到来，不管相距远近，你俩的心跳是既同步又共振……想到这里，人生多值得欢歌啊 

　　夫妻间的关系像幽兰，芳香、隽永；朋友呢，更明亮、更灿烂。夫妻生活，或是像甜蜜而热闹的蜂房，像宁静的林中溪涧；朋友呢，是大地，是世界的全部…… 

　　友情是爱情的扩大。 

　　时光倏忽，几乎喝一声“疾 ”就过去大半辈子。十分可惜啊 好朋友在一起，总嫌光阴不够。一个人应该努力创造是一回事，当觉悟到应该马上努力创造又是一回事。尤其不愤的是大伙儿的时光让几个混蛋浪费掉了 ——忽然一起老了！痛苦得真令人呼天抢地。 

　　苗子和郁风兄嫂这么一对文雅、旷达的夫妇，能想像他们是从血海和无尽的灾难中活过来的人吗 对于悲苦、负义、屈辱……他们只是付之一笑。那么洒脱，那么视之等闲——进入死亡深渊而复从死亡深渊爬出，有如作一次风景绮丽的轻快旅游而神采淡远，真不可思议。 

　　和苗子郁风的交往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只想说说这些渺小的事情。几十年巨大的历史颠簸筛选中，小如蝼蚁的“臭老九”们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活动。 

　　大约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吧，那时我不过是个本分、老实的二十出头的孩子。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我不过是广垠的不时被浪涛翻来覆去卷动着的那一大片细沙中的一粒。忽然收到一封飘逸俊秀的苗子郁风的毛笔信。信，充满真诚，第一次的友谊有如最初的蜜，浓郁而倾心 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 ，大意是听朋友传说我在上海的生活，使他俩感动；看到我的木刻，令他们欣赏 这点意思，至今我还怀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骚扰 我没有这么好吧 。他俩愿意买我几张自选的木刻作品，定个价钱给他们，他们从南京把画款寄来。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做得比别人的好，我只是勤快而已。比如，那时候我知道跟我同年的赵聪 赵延年 的木刻功夫比我好得多。老一辈的画家就更不用说了。只是觉得刻得认真而快乐。生活与工作太累太苦，如果有一点报酬或经常收入，日子就会稍微松动些。 

　　收到信，打心眼里向这两位久仰而未见过面的赏识者深表感谢，也为将要收到的这笔不小的进款而构思了许多美丽的后事。 

　　钱好久不见寄来，“大旱之望云霓兮 ”于是火了。 

　　火，也不能火得太厉害。信真诚得无可怀疑。翻看了几十遍，懂得连写信去催取也有失体统。 

　　同住的西兄有意见了：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两人声誉很好，人家是财政部当官的，连印钞票都由他管，在乎你这点钱，只怕是忙得忘了……” 

　　“他忘了，可坑了我……”“你得等，这是风度。”西兄说。“风度 哈 ”我气得往破床上一躺。一个好主意，我上南京“收账”去。 

　　到南京住在王琦兄家，他热心地一大清早带我去找苗子和郁风。 

　　进了门，一条过道，右边拐过来下两级台阶的是客厅，挂了张大千、叶浅予的画吧 大沙发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女的是张瑞芳。 

　　四个人坐着傻等，也没有什么话说。客厅安静之极，仿佛听得见坐在对面的金山吃坏了什么东西，肚子在咕咕地叫。 

　　郁风从过道左边楼上下来了，穿着蓝缎子的长睡衣。这大美人很神气。我说明来意，郁风说： 

　　“……啊 我以为早寄给你了，对不住对不住 ” 

　　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认真的废话。时时冷场。又一齐喝那杯透心凉的茶…… 

　　钱拿到手，一大沓。该走了。郁风忽然发现了我： 

　　“呀 你是黄永玉，唉呀 我想起来了，对 我们写了信给你，木刻收到了，精彩 唉呀 是的，我们应该给你画款 ……英国文化委员会司高特，你和他夫妇很熟，还有贺德立，对 对 ……”倒好像刚才付的钱是给煤铺老板的。换个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场。 

　　于是又重新开始，高潮掀起，汽车声响，苗子回家了。 

　　苗子那么矮。对，袁世凯、拿破仑都矮，但他比后两位情感上投入得多。因为是匆忙的初见，加上他们跟金山夫妇有些什么要谈，大家就分手了。 

　　1949年在香港，郁风、苗子都见了面，那时候个人的情感几乎让全国解放的大快乐淹没了。此后是见过几次面的：比如跟新波、黄茅、冰兄等人一起聚会。总是郁风、苗子请客，这是根据传统印象的“硬敲”，可能大伙儿都天真地以为他俩席卷来一个国民党的银行。我那时急需一百元港币，买一块磨木刻刀的好油石，每次见到他匆匆忙忙，总难以开口，最后，眼巴巴地望着油石跑了。他们夫妇俩去了北京。 

　　我1953年才离开香港。 

　　事物发展从一般到特殊，情感交往也是如此。回到北京，经过了这三十多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苗子郁风夫妇。有他们两位朋友，我这一辈子的情感光彩之极。 

　　我们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赏，没有市俗的价值观。有一本书，听到个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个好运气，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画了幅得意的画，自以为称心的诗，甚至是别人做的一幅好对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风，连忙地告诉他们；或是上他们那儿去，或是请他们到这儿来。 

　　世人有没有意识到，弱者也有夸耀之处 那就是“相濡以沫”。朋友的思念，会心的三两句话，足以微笑地面对艰难困苦和死亡。 

　　表叔沈从文那么温和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动荡高潮时在街上难得与我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跟我说了一句话： 

　　“事情真的来了！要从容对付啊！唉！” 

　　（本文摘自《比我老的老头》（增订珍藏版），有删节。黄永玉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信息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