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混”字。与混有关的词组在我看来都是好词。混帐、混蛋、混子、浑(混)水摸鱼。天生就不是省油的灯，我有时候甚至于认为”混”字就是专门为我而造，堂堂正正的给我一个混的名分。97年我从陕西一座二流城市拿到一张大学文凭的时候，就决定让自己彻头彻尾的以”混”的名义活下去。无论爱与被爱、伤害与被伤害，10年下来纠缠其中不能自拔。对！我喜欢这样，在我看来以混为名义的生活代表着不确定、安全、有层次的过着、说不清、把设定好的局势搞乱，成为一副永远胡不了的麻将牌。

　　不是吗？这样的意外多有趣。

　　10年混下来我混的耳光响亮、混的脸不红练就的心不跳(不异常的跳)，混来朋友的同时也混来骂声一片。但我敢保证在这个世界上象我这样混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几乎成了混着的大多数。就连我那做装修的朋友驴(吕)总也会幽默的来上一句：咱赚什么钱了？混口饭吃。是的，如果说”混”是个贬义词，没有比”混口饭吃”更好的辩解理由了。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哥们我竖起”艺术家”的旗帜混进艺术圈！

　　一贯如此。

　　2002年左右，我决定离开西安到北京混去。因为在西安混的日子里我焦头烂额不但没有搞定艺术最后让艺术把我给搞了。我一塌糊涂的过着，手里的唯一存粮就是不切实际、不合适宜的艺术想法。我厌恶了这种生活，我觉得是我生活在西安二府庄这个”小”的环境阻碍了我”大”的发展。西安做当代艺术的，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人，几件事。我烦了。我是这么认为的——至少，离开二府庄将要经历的意外(树挪死，人挪活，应该是新鲜的生活)可以带给我对艺术新的发展。

　　但几年下来最后都没有成行，其中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钱。

　　后来，在一个朋友做领导的广告公司服了不短不长的劳役，手里有了些存款，就铁了心离开西安。

　　05年3月初那次，在美院斜对面新疆人开的馆子相聚，算是朋友们为我离开西安前的饯行。说是饯行，无非是喝酒吃肉，说一些闲话。酒友甲说：说了几年了，这次终于要兑现了，让我们干一个，说完自顾一引而尽，大有长出一口气摔掉包袱的势头。酒友乙说：祝愿你成为中国最牛逼的行为艺术家……

　　那次喝倒了几个？忘了。算我一个总共喝吐了几个？也忘了。我并没有喝多少酒。我不知道，一直酒量很好的我在当时的呕吐是灾难来临的前兆。我在心里对自己那段时间来一直喝酒呕吐的直接解释就是：不在状态(喝酒的状态)。赶什么都要状态，连运动员们都都讲究个发挥、状态、心理素质什么的。是的，是离开西安前挥霍完最后的激情把青春抽空了的感觉。

　　我离开西安的同时也是我灾难来临的开始。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

　　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我热泪盈眶。我感慨于我在西安的生活。我终于铁了心去北京做一名职业的艺术家。虽然很难，但我还是这么做了。

　　到北京后，我是这么安排的，先去投奔前几年就住在宋庄画家村的西安画家老李、老焦。然后在通州区找房子。因为在北京艺术圈做行为作品的好多艺术家都住在通州。例如：王楚禹、陈光、“种草”的老杨、林兵、这几年作品火暴的阿昌(云南籍艺术家何云昌)等。在艺术圈混就有足够多机会参加展览。举个例子吧：如果把威尼斯双年展、横滨三年展比做艺术展览的世界杯的话，那么小圈层的展览怎么也算是中国甲A联赛了。大家不要笑话我起点低。我是这么考虑的，先占领甲A，然后一路丰田杯、解放者杯、欧锦赛一路杀出，如果咱的活做的好，谁敢保证最后的大力神杯不是咱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对我以后的经济来源做进一步的打算。通州虽然处于北京城的最东边，但相对更东边的宋庄，它离城又算近的。这样，当我在城里上班赚生活费的时候，不至于整日5、6个时耽误在上下班的路上。

　　我是3月24还是25日(记不住了)穿着一件薄薄的秋衣到的北京西站，早上6、7点钟走出出站口天气突变，气温降至零下，伴随着6、7级(猜的)的狂风。我一阵哆嗦，身上的衣服明显是少了，但我又不想从行色匆匆的人潮中翻出我七层八裹着的行李。所以，我只有强忍着。狗日的北京，终于让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它的牛逼！在SOHO现代城转车时，一阵狂风，不等反应过来，6、70斤重的手提箱翻着滚儿跑出5、6米，直挺挺躺在高速行车的马路上， “吱！”的一声紧刹车——标准的北京口音北京表情：你丫杂回事？！我贼你妈！你妈才丫的。我只是骂在心中。

　　经过2个多小时的折腾，终于见了老李、老焦，暂时住了下来。

　　朋友相聚，当然少不了酒。我还是老样子，没有喝酒的状态，不到一瓶啤酒就吐了。

　　第三天，天气回升，与老李去了通州县城。在通州滨河小区找了房子。房子超豪华，豪华的程度整个一KTV包间。我虽然并不喜欢这些，为了尽快安顿下来我别无选择，还是与一个长的象“鸡头”(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的女房东签署了住房合同。每月租金900，一次性交足一个季度2700元钱，另外又按照家具的折价交付了2500元的押金(后来西安认识的一个小伙与我合租了这栋房子。)这样，加上杂七杂八的购买，5000元钱就扔进去了。

　　事实上我完全不必如此。在江湖上行走，混过的人都知道，我北京之行短期内可以投奔朋友，再从长计较。我在西安认识的一个女朋友就是这么做的。她可以只带上500元钱的路费在云南待上好几个月，回来依然花枝招展，办展览似的翻出她在云南拍的图片做的东西。我曾经在一次闲聊中笑侃她：你不会是在云南卖去了吧。

　　但我不。并不是不想投奔朋友。而是站在朋友的角度考虑朋友也具有实际的难处。在中国做现代艺术，除过少数具有很好的作品卖相外，绝大多数艺术家都困在一边是生存压力一边是很难被认可的艺术作品两难境地，根本无法投靠。最最主要的一点，我到北京还是想抛开在西安的混乱方式，以一个安静的、独立人格(看把我牛的！~)的艺术家形象出现在其他艺术家面前。

　　滨河小区安顿后，还是要“拜码头”。

　　先找的王楚禹，(王是陕西我的老乡，几年前在西安认识)，见到林兵(2002年在西安“大礼拜”艺术活动中认识的兰州籍艺术家)。通过王又在林兵一个朋友开的酒吧认识了作品生猛海鲜的老杨(杨志超)、同在滨河小区住做图片的陈卫群等。一天天大家熟悉了起来，认识人多的同时我为我以后参加艺术活动多了机会点而高兴。剩下的就是作品本身的力度了。

　　我的钱所剩不到1000了，要在北京长久的将艺术做下去混下去，我必须短期内找一份固定的工作。我上了前程无忧招聘网，将自己的简历投了一份，并夸大了自己在西安工作时的工作经验。后来，1500元(西安的一半)，我去了一家图书推广、策划公司做图书策划。我知道这份钱少的可怜，我别无选择，我必须为独立付出代价。要说我是个外向性格的人，此刻，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但有一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让我放心——总算他妈的整体安顿下来了。

　　西安艺术家，也是我的老朋友石头(相西石)那几天也在北京。他乡遇知己，虽不至于大呼小叫，心情的确是舒畅的。那时侯，陈卫群任队长，队员基本由宋庄画家组成的艺术家足球队“灰狼队”，正忙于与附近企业的业余队搞联赛。星期六大家会坐车到附近的一所中专学校，每人掏上5元钱的场租费轻松的训练上几个小时(主要是玩)。于是，经由巴蒂的引见，我就做了一号门将王楚禹的超级替补。那个赛季，在我发病前和发病后，“灰狼队”正经受着一场场的惨败。想想也是必然的。艺术家一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怎么能踢过混体制、混机关正愁无处宣泄的变态白领？

　　其实那时侯我的两个肾脏已经完蛋了，我甚至于不能够爬上4楼我在滨河的租住屋。睡眠很差，梦的希奇古怪，结枷的鼻血也总会在睡梦中憋醒我，以至于需要去洗手间清理一下鼻腔才能够凑合入睡。也没有食欲，稍吃即饱。想念女人的怀抱，想躺上去就那么一动不动的躺着，管它艺术不艺术的，管它宋元明清，就一直躺着。等稍微清醒，结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就一味可爱的认为是自己换了环境后的不在状态。是的，作为一名职业的艺术家(我觉得我是)，处于艺术的田径赛场上不在状态是多么可怕，这在当时才是我最担心的。

　　一直不曾给父母打电话的我，在一天的凌晨忽然将电话打回了老家并对二老说，想念他们。老爷子睡意朦胧的还不忘笑话我，这个电话感觉不是我以前的风格。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反复着说想念他们。冥冥之中也许是我在告诉他：亲爱的老爹，我病了，而且不轻。

　　这时候应该是2005年4月的下旬了，王楚禹向我征集五一期间在798举行的“大道艺术节”作品方案。我虽然感觉身心极度疲劳，心里却暗暗使劲，北京出场前的第一票一定要搞好，因为这牵扯自己在圈子混的形象问题。事情总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我记得我还抽出一天时间去”骚扰”左小祖咒。当时他刚参加完电影《世界》主题曲的推广活动，在与他回他居住的天坛东里的公交车上，祖咒流了泪：太难了、太难了！他重复着。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于是就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坐在他旁边我的座位上。我心说：呵！与那个舞台上牛逼烘烘的明星相比，这个才是我的朋友，那个打开内心真实的好兄弟吴红巾。“那杆枪被你扔了，你也没有说，用不上那玩意儿…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选自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

　　可怕的灾难终于来了。

　　这时候应该是4月的20几号了。踢完一场球后，我累的要死。挣扎着回了家，晚饭不吃澡不洗的上了床。(是的，我的确累了，需要好好睡一觉。)我平躺着，忽然呼吸急促，出气容易进气难。一瞬间联想到最近身体的其它症状，明白过来是身体出现问题了。慌忙挣扎起来给在隔壁单元住的巴蒂打电话：快来，陪我去医院。

　　滨河小区的外面就是就是北京解放军263医院。当时已经是晚上的9点了。挂完急诊，一个象实习医生模样的女孩详细的询问了我最近的情况，我也做了如实的回答。因为是晚上，医院不上班，于是她建议我明天在正常上班期间做个胸部B超，血常规、尿常规。

　　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了：尿里面2个加号的蛋白质，肾功——血肌酐864(正常人血肌酐40—140之间)。并在B超中做了肾脏大多数纤维化(坏死)的分析报告。最可怕的是，医生明确的告诉我：尿毒症！你的肾脏衰竭了！

　　什么？晴天霹雳！！！

　　我知道衰竭不是什么好事情，但还是问医生：肾衰竭是什么意思？要紧吗？医生奇怪的看了我一眼，反问我：已经衰竭了，你说要紧不要紧？

　　说实在的在我3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与大家经历过的磨难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混，我也经历过磨难种种，但我并不惧怕磨难，恰恰相反，磨难带给我的是超强的意志与旺盛的生命力。但此刻，还是被突如其来的棘手问题搞的束手无策。我忽然觉得很难受，我难受我刚到北京，新的一切刚只是开始。我难受我的艺术已经上了路，我的身体却要倒在起跑线上。

　　后来医生又告诉我，我目前的病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急性肾衰竭，血液透析几次，出现逆转，恢复正常；另外一种就是慢性肾衰竭，慢性肾衰竭目前国内也分为两种治疗方案，要么终身血液透析，要么肾移植。医生说，按照我现在的年龄，不可能是慢性的，不定透析几次就会出现逆转。这句话好象在理论上又出现了转机。我觉得没有办法再象以前那样将发生在外面任何不好的事情瞒哄父母，但又担心他们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因为在农村，作为他们唯一的儿子(我有个妹妹)，我承担着传宗接代的神圣任务。我将电话打到妹妹家，瞒着妹妹问出了父亲上班药店的电话(父亲是中医大夫)。我艰难的说出了这个事实。学医的父亲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问我的腿浮肿不？精神状态如何？不浮肿，精神状态还行。于是，这个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晚一年出生的中国男人低声说了一句：明天买火车票回来。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 本来钱就已经不多了，经过进医院这一折腾，我仅剩200元钱，买一张返回西安的车票，我就没有什么钱了。而以我目前的状况，在路上任何可能都会发生。(医生就是这么严肃的告诉我的)实在不想借钱，无奈之举打电话给在SOHO现代城上班的一个来自西安的刘姓小兄弟，提出借500元钱，得到满意的回答。一瞬间脸上还呈现出别人不以觉察的“看咱的人缘多好”的满足感。我们约定第二天下午2点钟在现代城见面拿钱。自始自终，巴蒂与王红都象一个朋友应该表现的那样陪着我。这点在当时还算陌生的北京的确是个不大不小的安慰。

　　第二天上午我做了4个菜，请来王楚禹、陈卫群，算上巴蒂、王红和我。当时好象还有陈的一位朋友也在。大家度过了我回西安前最后的午餐。他们已经知道了263医院的检查结果，大家谈笑风生，好象根本没有认识到病情的严重性，当然，我也需要这些。我把钥匙交给楚禹，对他说，大道艺术节参加不成了，五一我不在北京的这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可以住在我的房间，这样就省去不必要的开资。我又打电话给”鸡头房东”，告诉她将房子托付给朋友的相关事宜。我之所以不退房子，是因为我乐观的以为要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出现在北京大家的面前。后来，大道艺术节期间，来自西安的年轻艺术家李岩、陈希、“高氏姐妹”(高娜、高雅)就愉快的住进了推开窗户就是大运河的那座4楼租住屋。

　　因为与刘姓小兄弟有下午2点借钱的约定，我，送我回西安的巴蒂、王红我们准时来到SOHO现代城。在楼下，我给刘姓兄弟打手机，意外的关机，又打他公司的电话。得到刘今天请假的答复。我还一味的认为，刘会打我的电话。等到下午4点多，刘依然没有开机，也没有电话打来，我知道这件事情黄了。对此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必须赶紧去北京西站。因为从SOHO现代城到北京西站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最后，这趟车还是给误了，我们被锁在了就要发车的那辆列车的外面。王红给了我30元钱，他也就这么多了。剩下的他们还要回通州。后来，晚上11点钟，我改换了另外途径西安的一列火车，怀揣80元钱，带着沉重的肉身回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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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缓解一下这种闷骚的气氛，我干脆给大家讲个笑话吧。这个笑话是在北京作家狗子的博客里看到的。有关媒体记者间流传的一个段子。说是在酒吧里，一男一女遇见了。都想与对方发生个一夜情什么的，但都矜持着不好意思开口。后来女问男：你多大了？答约：36。男问：你呢？27。于是，男又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女说：报社的。女紧接着又问男的。你呢，做什么的？男的假装脸红了：我说出来害怕你误会。女被调兴奋了：没有关系，你说。于是男喉咙轱辘了一下将一口唾液咽下肚去，看着女脸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我是日报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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