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走进我画室的人，很大一部份都会满脸困惑地问我同样的问题：你一幅画要用多长时间？怎么会这样画？
对于那些好奇的问题，开始我还耐心回答，但问的次数多了就发现这一现象引出一些问题：面对陌生的视觉经验，人们的反应几乎一样——求助于作者。因为这种画面形式以前从未见过，但又似曾相识。
为什么这样画？这个问题我想连自己都难以说清。艺术创作过程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过程，但我想那些让人困惑的东西和自己早年成长的个人生活经历有关，和城市的急剧澎涨对人造成的冲击和压力有关，和母亲养蚕的那些早春三月的天气有关，更和父亲的古怪脾气以及我对这种脾气之中的真实灵魂的好奇和窥探冲动有关。
我的父亲是一个工人，一个远在青藏高原上的孤独的养路工。在这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上，象古时的驿站一样沿国道分布着一些孤零零的道班。那些道班在那些来自都市的游客眼里是一个异类，和周围浪漫的草原牧歌情调格格不入，粗俗、破败，毫无美感。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中有关“家”的记忆中最温馨的部份。
我不喜欢现在的旅游者，好几次几个朋友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到高原去旅行，都被我塘塞过去。虽然我也经常乘车到红原，若尔盖，但对于我来说，这不是旅游，而是回家。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童年里不但有贫脊的丘陵，还有这么一片金色的草原。我不喜那些那些游客，不只是因为他们把方便食品的包装袋扔满穿过草地的公路，象蝗虫一样吞食一切的购买力让人畏惧。而是因为他们以一种都市人的优越感用金钱及金钱作用下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腐蚀着我记忆中纯洁的草地、雪山以及当地尚存的朴实纯厚的民风。
如果你是旅行者，乘车在草地公路上穿行。窗外黑色的牦牛和白色的羊散布在绿毯一样的牧场上，悠然自得地摇着尾巴啃食青草。你那被都市生活挤压得有些疲惫的心是否会因此而得到了休息。汽车向前行进，沿途清澈的小河、烂漫的野花，还有天上盘旋的苍鹰，一切都那么新鲜、有趣。直到你看到几个满脸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黑红黑红，衣着陈旧像盲流一样的养路工人从窗前一晃而过。汽车扬起的灰尘把他们从后视镜中抹去……我讨厌这样的画面，如果你是一个驾驶者，请把车速减慢，尽量减少扬灰。因为这样也许会让他们多少年后少一些职业带来的肺病的折磨。我的父亲就是因此而去逝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海拨4000米左右，常年被高原的紫外线照烤，严重缺氧，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冰天雪地。我父亲所在的道班，距县城近一百公里，没有娱乐活动，甚至连电都没有。除了当地藏民几乎没有什么人烟。在俄国寒冷的西伯利亚和父亲处境一样的人，是遭流放的囚徒；但对他来说却是正式工作。每年春节父亲回到内地家中，应该是他最高兴的时候。一个月之后，他又会离开我们，回到高原上孤身一人度过漫长的一年。我不知道一个正常人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下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感到父亲的脾气明显和别人的脾气不一样，显得特别古怪，动不动就骂人，常和别人赌气。但他有一个习惯，每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织渔网。在织网的过程中，他那些不快就会散去，面目也平静详和起来。开始织网是为了打鱼，渐渐地织网本身成了目的，成了一种习惯。这一习惯直到他退休回到内地，也很长时间保留下来，以至于织下的渔网不断地占据屋子的空间。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在我少年时候的眼里，父亲是难以琢磨的一个迷。他和母亲长期两地分居，过的是一种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现在看来，父亲这样类似于囚徒一样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已经对他个体生命造成了创伤。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伤在哪里，只感到那类似于高原无常变化的天气一样的恶劣情绪在胸膛来回冲闯。一方是家庭，天伦之乐。一方是工作，是职责，时代的局限和他个人的局限让他无法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最终只能囿于这种局限。被长时间囚禁在远方，囚禁在自我中，他那不厌其烦地织网的行为，其实就是无意中从这单调的重复劳作中找到了一种既能打发时光又能暂时忘记痛苦和烦恼的方法。
我之所以喜欢画那些反复穿插、缠绕的线条，和我父亲的处境何其相似。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近十年时间，我都作为一个曾通的打工者，在都市中来回奔波。我所从事的职业有环艺设计、动画背景、室内装饰、房地产策划，画过广告路牌。乱糟糟的一大堆，其中几个职业完全可以稳步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达到中产阶层的水平。但那种职业对个体的要求令人不快，而我内心中一直认定自己将来某个时候最终会重拾画笔，找回自己想走的路。在那些年中，我在奔忙的间隙经常问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放下自己那些不着边际的梦，就像哈母雷特重复着那句“生存还是死亡”。如果我能像许多人那样没有这种不知什么时候驻留在我心中的人生价值向度，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我的生活会呈现出不同的轨迹。也许会在某一个行业里干得如鱼得水，娶妻生子，享受天伦。但不幸的是我不是那样的人，但又不能象有些艺术家那样为了自己的事业不顾一切。我之所以近十年无法安下心来拓展自己的梦，那是因为自己先是一个传统意义下的儿子，尔后才是一个艺术家，这是我赖以生存长大的那么一个文化环境里对我的限制。
当我刚刚步入社会，父亲就退休回到了老家，由于一次严重的车祸，引发了那个职业留给他的肺部疾病。我的天，那条公路是他那一帮人开山放炮修出来的，最终却在一个薄雾笼罩的清晨被公路上奔驰的卡车拖倒在地，差点当场丧命。他这一生在高原上的所有行为，在我看来极具悲剧感，不仅被命运放逐， 多灾多难; 那条在草原上象哈达一样延伸的公路简直就是给自己掘的坟墓。这种悲剧情节只适合小说里虚构，如果现实中存在，那就太可怕了，但这的确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发生在我父亲的身上。从那以后，我们家就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家里的经济也随他身体的衰败而每况愈下，那时我们家所在的丘陵地带被不可竭制的城市化进程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大片的土地被征用，城郊农村里的人们被迫迁入单元楼居住。传统的乡土社会面对城市化的进程几乎是被动地接受，谈不上一点个人意愿。圈地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农民身份的失落，他们居住在单元楼里，但又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感。传统生产方式的沦丧和经济地位的低下使他们处于边缘和弱势。大量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 驻留老人孤独。，寂漠。 社保和医保的缺失导制伤病和中风的人数增多。
父亲就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退休回到家乡的，退休生活对他来说是另一种不适应。三年之后，城市拆迁的前沿就延伸到了我们居住了很久的老屋。结果我们房屋按每平方米110-120元的赔付价拆掉。土地是国家的，被无偿收回，要住新房还得按高出数倍的商品房价格自己花钱购买。这种堂皇、受地方法律保护的掠夺行为，让可怜的父亲一下苍老了许多。而那时我却窝居在成都杜甫草堂附近的农家小院里，处于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中，一筹莫展。口口声声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父母，但当父母处于孤苦无依的困境中时，自己却无能为力。口口声声要提笔画画，但几年下来，画架上依旧是那幅蒙上了尘土的画布。那段灰暗的日子让我感受到自己在这个坚硬的世界上是那样的渺小、无助、一无是处。
在深圳打工那些日子，我常常在乡愁和对艺术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回望家乡。回到四川后，我在好几个城市中游荡。大都市所展现出来的社会众生态，让我这个来自小县城的青年在内心中产生了严重的紊乱和恐慌。我自己的信条和社会对人的要求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我很不适应都市的渲嚣和浮躁，但我又无处可去。乡愁把我带回现实，现实却又把我的心引向远方，引向了记忆，引向了童年，家乡已没有我的立锥之地。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城市中碌碌无为，像一个城市边缘的游魂，那折磨我的乡愁在那些窘困、失眠、漫长的日子里惭惭投射于对艺术的渴望上。
但每次回家看到父亲剩下的惨淡光景，我的心中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作为一个在传统伦理氛围里长大的青年来说，他将来是什么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他不能无视家中年迈、衰老的双亲而我行我素，西方大哲说，人是社会动物。但我看人更像囚徒——自己的文化囚徒。也是这个坚硬的时代的囚徒。
不同时代赋予人不同的文化， 人有什么样的文化根基，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反馈模式。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是无法选择的，希望能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虽然这种责任感并未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但越是没解决家里的实际问题，这反过来就会越发加重自己的责任感，这几乎让我无暇顾及自己的艺术。于是，类似于父亲对“工作”和“家庭”的困惑，在我身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父母在，不远游。我的文化根基时常让我的心牵挂着父亲，而我却想成为一个艺术家。那时很穷，根本没有变通的办法。 时代的局限也作用于我的身上，我像他一样不能两全其美。我的情感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一样在天空中随风飘荡， 无所归依。翻开以往的日记，满是对艺术的憧憬或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父母的担忧，以至于近十年这样的生活让我落下了失眠乏力、心律不齐、情绪波动等神经衰弱的病症。我体会到了父亲生前的困难处境，他的孤独和无助。
佛洛伊德认为艺术家都是白日梦者，也认为梦是对愿望的满足。我想自己的所有问题，只有在满足了自己那个做了十年的白日梦之后才有可能好起来。于是在父亲离开后的第二年，我才梦游般地拿起了扔下多年的画笔。顺着1995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中断的思路，开始了这些视觉图式的创作。在画那些耗费时日的线条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嘈杂的声音和纷乱的事务，没完没了的奔忙离我远去，一个宁静的世界由我的内心中扩散出来。随着画幅的增多，我的神经衰弱症明显地好转起来，也可以在中午喝一些淡茶了，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博依斯曾说过，艺术具有治疗功能。在这一点上，我似乎贴近了这个大师， 我们有类似的创伤记忆， 只不过他是因为战争， 而我则是因为这个急剧变迁的社会。
我画的东西表现了什么，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通过这种劳作，进入到一种宁静、简单的世界之中，在这个渲嚣、浮躁的时代，组成我生命中的许多时刻，通过这种方式渡过。而这一过程今后不会停息，直到生命终止，就像童年时候的我躲在母亲的蚕房里看到的那些吐丝的春蚕。
于二零零六年七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