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判断离不开对于现代性的认识,问题在于对现代性如何认识，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美术界成为值得争论的问题，原因有两个：

　　其一，现代性的普遍性原则在西方后现代思想家那里受到质疑和批判，由此引入关于差异性的分析，于是中国现代性或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似乎找到了某种理论根据；

　　其二，中国社会自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官方已意识到表达上变幻体制话语使之和现代性问题衔接的重要性，一些身居体制或意欲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现代性特殊论的辩护士。

　　这种话语“共犯”使话语本身变得复杂，也导致了论争的不平等，即自由知识分子在和体制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争论的时候，处在边缘和外围，而且要冒着冲撞体制的危险，当然，“社会并不如一张网，专门在等待飞翔的人”(鲁迅语)，既然问题已经提出，争论也就不可避免。

　　我们先来看看后现代思想家是如何讨论普遍性原则的。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至今，政治化的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国家掌管的科技进步成为统治合法化的理由。从生产劳动出发谈论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技术理性。理性更为根本的方面是立足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把对现代性的分析集中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上，相信交往理性可能以非革命的方式建立合理社会。但由于交往理性本身同样置身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所以也需要自我批判。哈贝马斯追求交往理性主体的整体共识，所以仍然维护着启蒙理性中的普遍性，强调理性、意义、价值等确定性观念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也因此成为现代性原则的捍卫者。

　　福柯则认为，普遍性不能超越历史，它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应该得到保存的不是启蒙运动开创的普遍性，而是对启蒙运动本身的思考，以揭示理性兴起的历史条件。普遍性是历史的变量，是不断变化的批判性思考，是对现时处境的审视和对文化合理性的检讨，是对被认为是普遍的和必要的东西——制度、规则、权利关系——的提问与质疑。如果说福柯是从时间维度来批判现代性的，那么，利奥塔可以说是从空间维度来讨论启蒙理性。利奥塔认为不存在一个巨大的、唯一的、普遍的理性，只存在多种多样多元的理性，至少存在各自独立的理论的、实践的和美学的理性。启蒙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假定理性的同一性和绝对性，认为理性在任何情况下一成不变，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因为这种认识会使某种理性比如工具理性成为唯一合法的东西，而这正是当今世界的问题所在。利奥塔反对由某种理性或某些理性引申出来的叙事霸权，不相信唯心主义关于理念的神话、历史主义关于意义的神话和启蒙主义关于解放的神话等等宏大叙事，因为这些被称为“元叙事”的宏大叙事中包含着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的成分。所以，利奥塔拒绝用固定不变的逻辑、规律、原则、公式阐释世界和衡量社会，强调批判与揭示、多元与宽容、区别与差异等等。

　　的确，在西方后现代思想家那里，有一种尼采式的重估现代价值观念的怀疑精神，也有一种现代思潮中贯穿始终的批判精神。这种怀疑和批判体现为对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及其文化权利的自我反省。正是对知识本身、对公共标准、对自身地位的自觉意识，后现代知识分子揭示了隐蔽的社会结构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从而对后工业时代的政治实践和人的真正解放产生积极意义。从艺术角度讲，则是强调对边缘、弱势、底层和野地的关注，使非优势、非主流、非中心、非体制的文化问题成为批评关注的焦点。

　　显而易见，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普遍性原则的否定是有前提的，他们从来没有、也不会去否定自浪漫主义以来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个人自由的优先权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前提条件。他们的锋芒所指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控制、压抑、阻碍甚至取消这种自由。现代性中包含的个人自由既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又包含着差异性的基因。强调差异并存，如第三世界文化、移民问题、女性主义、同性恋等等，正是基于对身处差异中的人的尊重。在这一点上，不论是哈贝马斯，还是福柯、利奥塔，并没有根本的分歧。这里并没有为专制主义的集权意识留下可乘之机，以至可以利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所谓“差异性”来沟通后现代思想家对启蒙话语的批判。启蒙主义对个体价值的强调，是现代社会合法性和现代思想合理性的基础，是专制统治和集权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并非有差异就有价值，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差异，如果是专制与民主、操控与自由的区别，前者恰恰是我们要反对、要批判的东西。

　　讨论中国艺术中的现代性问题，必须看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时期，前现代的启蒙问题在中国并没有真正解决。从晚清开始的启蒙，因五四运动的反帝任务，演变成为革命政权的更替，并没有完成公民社会建设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和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对话，就好比在赛场跑道上，人家多跑了一圈之后和我们比肩。当然，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资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步入全球化，中国艺术亦面临后现代文化的挑战，后殖民文化所带来的文化身份问题也必然要提出来。但把文化身份问题所言的差异性，简单地等同于现代性问题，由此去讨论中国特色，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去否定作为现代性前提的普遍性，这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恰恰是一种普遍性原则，一种不承认个体价值的普遍性原则，总是企图用一种理想和一种思想去解释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我们认真质问过这样的普遍性吗？这种宏大得无以复加的“宏大叙事”恰恰是中国学者最不能回避、最应该反省的东西，也恰恰是我们和西方后现代思想家们遭遇不同、思考有别但可以对话的东西。抽掉普遍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的共同前提，即现代性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再来讨论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问题，说穿了，不过是体制化的策略与诡辩。

　　真正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对个体价值应该如何界定。个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之中，总是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文化阶层。只有最幼稚的现代主义者才会把个人性看成是纯粹个人的绝对均质的东西。但如果因此用群体性来否定个体性，用社会性来否定个别性，用公共性来否定私密性，这恰恰是庸俗社会学最拙劣的理论伎俩。起码有四个理由可以为个体价值辩护：一、个人在身体、生理、心理诸方面的先天差别。二、个人的独特成长经历造就了素质、禀性、思维等等的不同。三、尽管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你可能是男性、城市人、富裕阶层、大学毕业生、移民、异性恋、教师、多血质、B型血、胖子、足球爱好者等等．但这些群体性交叉集于一身，却是个人不同于他人的特殊性，还有这些特殊性的个别性表现形式以及受时间、地点、条件、语境和上下文关系影响产生的偶然性等等。四、精神的生长、发展、充实、深化和升华．在每个人那里都有其不同的过程、期待和需求。

　　勿庸置疑，个人性的无限泛滥当然是社会灾难，启蒙主义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个人主义的危险性，从而提出一个人的自由必须也只能以他人的自由作为界限。这同样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提条件。正是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对独立人格的尊重，才使人具有现代性。精神和思想的独立性，是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核心。而各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权条款，如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等自由不过是这种意识的法律体现。能否真正实现．则取决于国家相关制度及其法律法规的合理性与进步程度；同时，也取决于个人作为公民的知识基础、思想观念和作为水平，取决于有多少人包括艺术家愿意成为公民和能够成为公民，或者具有公民意识。

　　中国艺术自八五思潮开始出现对个体价值的追求，这一根本变化并不因后现代语境的出现而改变。正是这种追求在今天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使得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不得不“横站”。一方面是在进入国际艺术体系运转的时候，必须警惕来自功利诱惑的他者化倾向，另一方面是在官方接纳前卫艺术的时候，必须警惕同样来自功利诱惑的体制化倾向。艺术对个体价值的维护，既是对现代性也是对后现代性的维护，既是对普遍原则也是对差异原则的维护。困难的不是在理论上如何辨析这个问题，而是在实践中有太多的“挡不住的诱惑”。视功利高于价值的心态，在中国美术界四处泛滥。我们的确处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急功近利的时期，当“批评”在体制中变得左右逢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时，真正的批评之声只能成为荒野的呼唤。这是替天行道的价值追求，是一个作为独立公民的批评家自己对自己的交待。这是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真正作为，也是最值得言说、最值得争辩的当下问题和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