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艺术存在的必要性

　　当代艺术为何需要谈到媒体？抑或，应该问到当代艺术如何与媒体产生联系？甚至，当代艺术如何成为媒体？又会是怎样的媒体呢？这样一种本体论的提问并非为了追逐任何提供本质性的答案，而是为了重新审视现象、思考现象，因应着整个艺术环境的巨大转变，寻找更为有力的行动策略。

　　然而，首先必要面对的就是「何谓媒体？」的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旧」主要在于媒体有着它在一般用语里的概略意象，也就是报纸、广播、电影、电视一直到今天的网络数字媒体等等，在一种实证诠释下所呈现的脉络，主要是对于传播技术、传播现况、传播内容、策略与目的所进行的「客观」的分析与描述，其中的批判性，往往相对于媒体的「效能」和「目的」而形成。然而，这问题同时又不断地以再现时代的重要性而获得更新，这更新主要肇始于「文化批判」，一边是1930、40年代由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通过生产理论发起的对于媒体的文化批判，另一边则是1960年代初开始的文化研究，以及「日常社会学」、「奇观社会学」等，开始以人文科学的各种理论作为工具，发掘媒体的深刻内容以及批判面向。可是，新旧并非对应到时代的轮替，而往往在各式不同论述中有着各种组合。

　　「变成媒体」作为新媒体

　　在此，文章所要处理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后一个面向——如何成为新问题；尽管前一个面向对于媒体研究非常重要，可是如果主要讨论的是媒体艺术的话，无疑地，后一个面向更能捕捉到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因为艺术并非一种属于单线生产关系的产物或范畴，所以笔者关心的也就会是媒体发生的问题：如何成为媒体？若说存在着「新媒体」的可能，那么，「新」，除了征貌上以及效能上的新之外，还有着一个根本面向，也就是关于发生的「事件」面。媒体，不只是技术以及所有实际现象的总体，而是一种「发生」与「变动」。关于这个面向，加拿大学者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那带着预言式的媒体批评，可以说描绘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媒体图像与动态描述。一方面它可以被诠释为人的知觉与知识的延伸，「媒体」之可能在于人际沟通之达成；另一方面作为非人的讯息，即除了再现意义外，媒体本身就包含有作为环境的意义。媒体构成了一个包围着人的世界，该延伸性所描绘的动态，就是一种世界的运转与变动，一种总体性的动态。但另外还存在着一种动态，属于「发生」或「创生」的动态，对麦克鲁汉来说，媒体进行全面「马杀鸡」般地同我们产生关系，但反过来说，媒体所获得的另一种「动态」，就是在实践与人的关系中才得以生成为媒体。「马杀鸡」的隐喻意味着媒体同人的感知、想法密切相连，浮滥开发人的所有感官、感知与知识，并强调是一种心理与生理的磨难和快感。

　　所以，以此作为出发点，可以得知媒体绝非实证的物理面向所能够全然计算，而必须以一种包含心理以及各种文化面向的动态，才得以描绘媒体。在麦克鲁汉的诠释里，虽然有了这种依附人本中心（包含心理面向与生产面向）的生成论，可是，并无法给出「新」媒体的进一步诠释。换言之，媒体是在什么样的延伸里得以作为「新媒体」。对此，曼诺维基（Lev Manovich）在《新媒体的语言》里用唯物的本体论解释过新媒体：新媒体（数字媒体）得以区别于旧媒体，其根本差异就在于内在构成与操作模式上，同时，他也强调并非数字化就能够成就新媒体，而是必须这唯物本质作为应用的潜在逻辑时，新媒体才于焉生成。我们可以见到，曼诺维基为新媒体所提出的本质性基础，其实大多的论证都集中在某种实证层面上，也以此说明了许多潜在逻辑如何因为技术而与「旧媒体」（例如电影）不同，但动态生成的重要关键依然是空白的，他对于媒体的认知，正好是麦克鲁汉所希望突破的观点。

　　所以，通过对于麦克鲁汉和曼诺维基的评述以及批评——麦克鲁汉使得媒体作为「接口」的特质扩延到一种「全面性」，而曼诺维基则至少提供了这一接口的物质与语言特性——我们一方面有足够理由在今天将「新媒体」的议题集中在数字媒体上，另一方面，则以激进的动态面向来看待它如何生成，如何因为「事件性」的发生与「网络性」的连结，而造就「新」媒体，就在这样的讨论下，确定了新媒体在生成论上的基本架构。

　　球化与在地性的创「新」

　　就数字媒体的两种新而言，一方面是结构上与操作上所生产出与之前不同的新，另一方面是该媒体在其扩延中所产生的新逻辑与不同的再现，深化该技术的媒体性。简言之，媒体是一种没有原型也不具限定目的的一种「物质—动态」或说「技术—动态」，唯有在这样的生成论基础上，艺术与媒体的联系才得以有着彼此跨界的可能思考。为了逼近这个跨界的现实，我们必要深入媒体与艺术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得以让两者产生联系与强化的差异所在，特别是数字媒体。

　　就过去的模拟时代而言，影像再现所要求的技术必须有着瞬间决定某个整体呈现的能力，这是模拟时代称为专业技术与才华的特性，然而，当数字技术的发展在经济与文化上臻至主导位置时，便因为分解、重组与选取的大量可能，而使得质量并非由当下整体的捕捉和掌控来评断，而是由样本的多数中进行选取、修正，一个当下因为可以被分解出更多的微当下，而解决了过去称之为「天赋」的要素。因为技术的可能性而相当比例地颠覆了原有的「天赋」，要求着新的「天赋」的再现形式﹔而数字媒体提供的是一种技术的民主化，这种民主化「抚触」了当代生活的许多面向，满足了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快感，从数字媒体的技术民主化及其所生产的庞大利润，我们可以说媒体的双重性（事实上，也只是对于麦克鲁汉的一种改写），就是资源的累积与流通，以及欲望的满足或有效移转。也因此，在艺术创作进入到文化生产的范畴时，艺术也就连系上同时代的媒体性，从广播开始，经过电影作为「大众艺术」，一直到电视的普遍化，随著录像艺术进行反电视的艺术行动后，便开启了影像—艺术的时代。

　　就数字媒体所产生的资源流动与欲望满足而言，作为新媒体所能开创的新局已成事实，在新媒体的「创生」之际，同时也看到了「天赋」的再现获得了更新。因此，艺术在其生产上似乎在这巨大的产业转化中，也必然地会与数字媒体进行相当程度的联系。这种转变似乎已是一种全球化的现实，然而，就新媒体的生成来说，却又不可避免地往往根据已开发国家所定义的全球化转变作为参照。简单地说，其它国家常常在一种尚未在地发生之前，就先以模拟的方式存在，而且，正因为媒体——特别在电子化之后——得以制造「环境」，所以，真正新媒体的生成是需要「在地」事件的发生，不然，「新」将是「第三世界」地区对于先进国家的模仿：「新」因而从未发生，除了作为商品或象征供予消费，或说模拟地重复生产。

　　新媒体——艺术

　　媒体是一种可供有效沟通，同时作为环境的物质－动态，反观当代艺术，则长久以来是一种具批判性与基进性的展现，同时往往以介入的行动作为其姿态，所以，媒体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心理的还是生理的，都是一种从「可理解」出发朝向创新的历程；然而，艺术却往往从独特的「创新」事例出发，迫使发生一种从「无法理解」前往（或说潜往）理解的过程。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知觉过程，如果在所谓新媒体的两种面向上发生皱褶的话——也就是「新媒体—艺术」——必然也会衍生出各种可能的组合性状况，如果在实证面上进行皱褶，必然在现实面随即呈现出宰制与阶序化的关系。因为在生产关系上，是数字媒体的资本与权力赋予——有时甚至可以说强迫（不得不）——艺术产生分化与质变的动因；这在台湾当代艺术对于资源（特别是补助的依赖）可见一斑，也往往因为这资金与权力本身没有意识到或没有意愿进行「创新」，而只停留于「更新」（update），使得创作常常在一种规格化的模式里无法以艺术行动创生新媒体。

　　但如果就媒体的生成面来说，也就是媒体必要创生出新连结与新的「延伸」，才得以作为「新媒体」的话，那么艺术行动就可以通过一种全然不同的历程与之契合，因为新连结与新延伸，正是艺术颠覆（或逃离）既定知觉所进行的活动。这样的契合保证的并非某种介于媒体和艺术之间的「同一性」，相反地，它们藉由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作为动力，保持个别的激进（enthusiastic）与基进（radical），内化到一种当代艺术的「质变」行动。换句话说，艺术行动、感知的革新与其形式的创造，在新媒体—艺术的思考上，就必须能够「成为」媒体，而且是革新媒体、生成媒体的新媒体：让自身「质变」为媒体的同时，令数字媒体本身发生质变。这样的状态，事实上可以在过去录像艺术的发展中见到﹔只是，数字时代的新媒体艺术与录像艺术本身的「反电视」（反对电视的媒体角色与功能）有着非常不同的质性，就是它本身的发展并未出现「反数字」的问题意识；相反地，往往表达的是一种「信任」。当然，我们无法断言这是「尚未思考到」，还是因为数字技术的高度「同质化」能力所提供的另一种姿态，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状态，已使得新媒体艺术成为一种「广褒」、「重组」各种媒体的艺术。

　　以媒体的延伸以及其生成来看，新媒体艺术必然地要触及到环境接口的有效性，甚至将这有效性变成为作品中被呈现的艺术形式，若是无意识地任其发酵，隐藏在呈现背后，是无法创生出新媒体意涵的，也就无所谓的新媒体——艺术。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透过一种「静态」的全球化想象，创生出所谓的新媒体，因为就台湾媒体的「国际化」比例，就足以担忧国际性媒体的现实并未体现在台湾的现实生活里。所以，以国际性媒体作为创生新媒体——艺术的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去介入这个由西方史观以及西方资本所宰制的场域，相反地，唯有突显出艺术对于在地数字媒体的「充分对质」，才得以真正获得自主权，脱离模拟复制的「消费」宿命，也才得以在全球化市场中获得「理解」。

　　新媒体——艺术所宣告的，应该是一种即将的媒体，一种尚未存在的媒体所能激发的艺术力量，也唯有这种即将的媒体才得以逃脱「先进国家」的宰制而获得注视，同时以台湾的媒体之眼注视他们，也才得以从在地出发。新—媒体或许「尚未发生」（这个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的用语，在法文原意上有着实际具现的意义，而不同于事件性的「发生」），但它或许就可以置身于这「即将」的发生状态，让发生更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