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贤伦简介:祖籍浙江鄞县,1955年生于上海。1974年从徐伯清先生学习书法，1982年春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现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

1980年春，在姜澄清先生指导下与同学们一起举办贵州大学中文系第一届书法习作展。展标为陈恒安先生所题。

读大学时抄写墙报。

20世纪90年代绍兴市文化局长任上的工作照。

接受本刊特约撰稿人陈纬采访。

时间：2006年4月20日
地点：浙江美术馆筹建办公室
采访人：陈纬（简称陈）
受访人：鲍贤伦（简称鲍）

陈：还是先谈谈您的学书经历。
鲍：我在上小学前后就开始描红，从1962年一直到1974年。当时除了写字外，更多兴趣在于绘画。1974年，由韩天衡介绍，认识了徐伯清先生，才从绘画兴趣转到写字上，正式开始学习书法。因此1974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见徐先生的第一天，徐先生先对我进行一场教育。他说，做工、当农民，都可以为人民服务，不一定非要写字的。他当时在上海豫园管理处，主要任务是写字、接待外宾、以集体的名义出售书法作品，他是改革开放以前就拿稿费的少数书法家之一，所以他才有写字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开始，他就要求我每天写几百个字。这个量对我当时来说，一天要写四个小时，作业完成以后再去找他。两星期后，我交了一包的字，就开始正式跟他学了。与我同去那个朋友因为坚持不了，就没有去了。徐老师的基本教学方法就是大运动量的训练，强调“摹”的方法。这种教学方式的成效性在于培育了我刻苦的习惯和精神。他要求我每天写小楷二千字，这意味着我每天必须坚持写六七个小时，每次写下来，我的手都恢复不到原来样子，必须靠另一只手帮助才能恢复。摹虽然成效比较快，但过多摹的弊端是容易接近对象而淡化主体，学习的主体性不容易体现出来。所以在跟徐先生学习以后，楷书与草书有一些形态，与所学对象比较接近，但自己创作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好在我的隶书没有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在跟徐老师学习之前，我已经学过隶书，方法是用临。我在写隶书时，发现更能满足自己的想法、情绪和追求，更为主动，使自己与对象有了往来，因而就渐渐放下了楷书和草书的学习，去主攻隶书了。徐先生对于我的意义在于将我领上路，是我以后在书法这条路上行走的动力来源和偶像崇拜，是我精神的支撑，这也是很重要的。

陈：您对徐先生这种学习方法觉醒的契机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方法不满足。
鲍：不能说是“觉醒”，也不能说是“不满足”。我按他的这种方法写了三年，每天如此，那个时期我一共写完了50万字的小楷，这个量很少有人能写下来，因此我成为徐老师教育学生的范例。他说他当年就写了200万字的小楷，吴湖帆先生告诉他，凭这可以在上海滩上立足了。所以他觉得他的这种方法很好，用来训练他的学生。除了写小楷，我也摹了不少草书。一直到恢复高考，才自然中断了书法的学习。上大学以后，随着眼界、阅历的提高，自然而然地将主要精力放在隶书上，渐渐中断了草书的学习。

  
隶书秋瑾“头颅志愿”联句
137×35 cm×2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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