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面子的中国人终于在国际面前要面子了

　　“十六岁下乡落户前跟母亲到派出所眼看自己的名字在上海户口簿上一笔勾销，二十一岁从赣南谋得一纸批准迁移苏北农村再插队的文书，二十八岁申请出国护照，三十四岁在纽约移民局办妥绿卡，四十一岁在同一所移民局获取公民护照，五十三岁在北京获得公安部颁发的‘外国侨民永久居留’卡……我将在新书中详详细细写出这些荒谬的故事，题目想好了：《身、身份、身份证》。但我画画时，没有一秒钟想过自己的‘身份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请你以“中国人”为题画像，分别给中国人和异国民众看，这将是怎样的画像？

　　陈：我早已画了超过几百幅“中国人”画像，中国人异国人都看过，但你永远不清楚观众的反应。记得刚到美国与画廊签约展览出售我画西藏的画，几乎都画人物，卖得不差。后来发现选中这些画的部分藏家同时喜欢收藏美国人画的“西部牛仔画”，他们或许将游牧、荒原、人与牛马的画面等同。这使我大为沮丧。我自以为我的西藏作品接续的是柯罗与米勒的传统，结果被认作我瞧不起的牛仔画一路，多丢份啊。

　　后来我决心放弃西藏题材，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这不证明藏家错了，自亦不是我的错：一件作品在不同时空会引来不同的解读。附和你的“身份”之说:人各有身份，便各有解读吧。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认为我们现在，有为文化、民族身份的确认而焦虑的情绪？

　　陈：“身份”“确认”“焦虑”，是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概念和词语。人不会这样思考自己，至少我不会。当我近年在京沪街边叫一碗牛肉面响亮地吞吃，给汤水热气烫出鼻涕时，我的全套意识形态和生理状况与当知青时毫无两样。可在机场办登机手续，摸出护照，便忽然记起自己是异国公民。好在机场小姐头不抬，眼不眨，照章办理，十指纤纤。

　　中国真是进步了。二十多年前，我为出国申请中国护照，不敢声张，觉得自己有叛国的嫌疑。

　　我不知道一位农民工会不会为自己究竟是农民还是城里人而日夜焦虑。民工的焦虑是去年前年老板积欠的工钱，他们被城里人欺负、看不起，但没有人告诉他们这就是“身份焦虑”，就算告诉了，要紧的还是积欠的工钱，几时还？！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的体验，于国外，中国人现在通常会得到怎样一种整体认知？

　　陈：这是一个漫长的话题。我祖上是广东台山人，19世纪即移民美国。那时，大清帝国的华人被看成是修筑铁路或只会烹调洗衣的贱民。据说李鸿章访美时，特意在纽约主要街道为他预备的迎接仪式上大摆阔气，让几十位朝廷随从抬大轿。他要使美国人知道，中国是文明悠久的古国。

　　我初到美国，80年代，一部由尊龙主演的好莱坞电影上映后遭遇华人游行抗议，说是对唐人街黑社会的描写侮辱了华人。这是弱者的撒娇。美国人拍摄他们自己的黑社会罪恶时，残酷血腥得一塌糊涂，香港黑道片也一样。同年，美国人盛大纪念法国人赠送自由神像一百周年，仪式中选出十位杰出的美国人，其中有贝聿铭。

　　不过你问的是人家对我们的“整体认知”。长话短说：今日世界列国哪敢小看中国人，都急着和我们做生意。据说渴望学习中文的夷人近年增长数十倍。在国外看到有关中国的影像中，拖辫子的清朝人、民国时代的逃难与死刑、文革时期的动乱人潮、改革开放初期密密麻麻呆滞而渴望的面容都属于过去时了。可喜中国政府今年开始推动中国游客出国旅游的“文明教育”——聚众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就地蹲坐、占椅横躺，还有疯狂的现金抢购等等——总之，最爱面子的中国人终于在国际面前要面子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于国内，美术与“中国人”现在是怎样一种关系现状？于国外，中国的美术又是怎样被看待？

　　陈：在我的“视线之内”，除了美术界——不知中国美术界总人口占全国人口多少比例。亿万分之一？——我看不出“美术与中国人”有什么关系。近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展和印象派展览在京展出，参观人数不少，可是馆方，譬如世纪坛博物馆领导层还是犯愁：不理想！他们问我：陈先生，你看怎么能把更多的市民吸引到这里来？

　　我可没办法。即便是美术界，就我所知，外地不少职业画家不会专程来京看这些珍贵的异国美展。要是全国美展，他们会来，留心探看什么题材什么画法有利于得奖，当然，全是公费。许多美术家就是当地的准官员。

　　意大利和法国的小山镇小百姓，随时可以到教堂仰头观赏过去十几个世纪的绘画与雕刻。在法国，据说话剧观众至今超过看电影的人口。至于“中国美术”，就我所见，美国至少十所重要博物馆有相当完整的中国古代美术收藏，大都会美术馆居冠，从彩陶、青铜时代到清末，藏品愈万，十九精品，美国老百姓天天混进去看，还赖在清静的苏州园林馆不走，一声不响端坐出神。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处理“油画”与“你”与“西方”的关系？

　　陈：在我学油画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和西方没有关系。但我出生成长的上海与西方很有关系，我常在从前法租界一带飞快地骑自行车。准确地说，我们这两代油画家与西方的关系主要是仰望那些留学西方的画家：刘海粟、颜文梁、徐悲鸿……在我青年时代，全中国只有邱岳峰的嗓音代表西方。结果到了美国偶然重听他的配音磁带，我猛然醒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中国话，普通话。

　　我“如何处理”油画与西方的关系？很简单：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不相信什么“独创”之类鬼话。写美院毕业论文时，我想我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油画民族化”口号的冒失鬼。此外，我也不相信一个西方人会将我的画误以为是法国人或荷兰人的作品。

　　可是当我在哈尔斯或塞尚的画前佩服得想要立刻拥抱他们时，我不会想到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就是那位叫做“哈尔斯”或“塞尚”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文章中，常见到对抹去记忆和压制个性行为的评判，前者是向传统探寻，后者是向西方援引，你是否觉得这是一种可以缓解身份焦虑的道路铺设？

　　陈：请不要替人焦虑。如果哪位，或哪一群知识分子为民众的“身份焦虑”而焦虑，我可能会起轻微的焦虑：你真的了解民众么？

　　当然，我的焦虑也恐怕多余。我不了解“知识分子”，也不认为我是知识分子。

　　我写作时几乎不用“民主”“自由”这类字眼。在我看来，这与“革命”“奋斗”等等字眼差不多，只是字眼，很正义，很痛快。我憎恨抹杀记忆、压制个性，但我并非存心为了我们所谓“身份焦虑”的缓解而“铺设道路”。不，我只是多嘴。

　　中国新闻周刊：你心中理想中国人的画像是怎样的？

　　陈：今年我就画了十几幅“中国人”的肖像，全是内蒙古地区的矿工。我画人像，事先没有“心目中的理想”，那才是绘画的快感：“我将会画到怎样一张脸呢？”我像狗一般兴奋着，盯着矿洞口下班的工人鱼贯走出，看他们的脸，请矿区工头上前为我瞩目的那位说项，来做模特儿。

　　只要画得动，我还想画好多好多人像。画谁呢？我会画得怎样？说句肉麻的话，这就是恋爱。记得少年时毫无恋爱经历时，我悄悄地想：天哪，她是谁？真的会接吻吗？

　　我没有“心目中”的人。我只会瞪眼看。时尚杂志总是问：你心目中的美女是怎样的呢？我可答不了这样的问题。那是旷男怨女的“身份焦虑”，准确地说，是媒婆媒公们精打细算的想象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