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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绘画中，表现植物要晚于动物，以植物作为独立的题材进行描绘则更晚。最初描绘花卉等植物，主要是为了装饰和点缀，如敦煌壁画上大量的藻井、边饰、宝相花以及丝绸、漆器等器物上的植物纹样。但是，当文人参与到绘画中时，植物逐渐地成了表现的主体。文人士大夫们画画，追求的是遣性移情，他们没有逐利的功利目的，在绘画上也没有扎实的造型基础和精湛的形式技巧，
所以他们在描绘题材上就选择那些对造型要求相对较低的物体，植物可以不拘形似，信手拈来，特别是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的理论，为原本视绘画为畏途的文人墨客们扫清了障碍。古代文人向有清逸的品质和高傲的气节，在选择绘画题材时也不忘记精神内涵的宣泄，因此那些既有观赏价值，又能表现文人高尚情操的梅、兰、竹、菊就成了文人宣情写意的对象。梅花不畏严寒，傲雪迎风，具有玉骨冰肌的品德；兰花芳姿轻盈，幽谷暗香，寓意了清香高逸的个性；竹的外直中空，宁折不弯代表了虚怀若谷、刚正不阿的情怀；菊花不与群芳争艳，独香于百卉凋零的晚霜，这些植物所具有的特性都恰如其分地代表了文人士大夫们崇高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因此这四种植物也就被人们誉为“四君子”。“四君子”作为一个被独立表现的题材，萌发于唐代。唐代画竹已较普遍，相传有“僧梦休、南唐李颇”等（《竹谱详录》），最著名的是萧悦，白居易说他画竹“举时无伦”，他在答谢萧悦的《画竹歌》中赞誉道：“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独一人”。“四君子”画发展于宋代，盛行于元朝，成熟于明清，历代都有专门的画家专攻。从五代的徐熙、黄筌，宋代的马麟、文同、杨无咎，元代的柯九思、王冕、吴镇到明清的吴门画派、扬州画派、陈淳、徐渭、石涛、八大以及虚谷、吴昌硕等，代代不乏大家。
“四君子”在今天虽然没有了太多的传统文人的精神内涵，但作为学习传统绘画，了解运笔用墨的方法和掌握形式结构规律，梅、竹是最好的起手练习的题材。中国画是线和墨的艺术，线是骨架，墨是外衣。梅、竹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聚了中国画形式语言的精髓，历代画家将梅的朽根虬枝，竹的枝叶交错的生长规律总结概括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运笔用墨的方法，这些方法也是中国画线条组织结构，运行轨迹，用笔的轻重缓急，用墨的干枯浓淡等的一般规律，通过临摹学习梅、竹，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画形式语言的普遍规律的了解和学习，在掌握了一定的运笔用墨的技巧后，再学习其他题材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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