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作为中国画的一个分支，其表现语言建立在中国画特有的“笔墨”框架里，但是，由于表现题材和审美要求的不同，它的表现语言也就具有鲜明的个性，更倾向于多样性、变化性和审美性。花鸟画表现语言的这些独特个性形成了与人物画、山水画既统一又变化的语言体系，对“笔”和“墨”的认识和要求更具个性化和表情化，在注重以笔写形，以笔表意，以笔抒情和以墨塑形，以墨丰姿，以墨赋彩的同时，更强调笔形、色彩和墨韵的变幻，尤其在“用墨”上，追求墨的氤氲变幻和墨彩层次，努力创造墨痕水迹的肌理变化。

　　花鸟画的用笔用墨实际上就是如何充分运用工具材料的特性，尽其所能地表现出笔形墨彩的各种肌理变化。由于毛笔和宣纸的独特性质，使得笔在纸上的各种力度、方向、角度的任何细微变化都能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线形墨彩变化，同时，水分墨色的不同干湿浓淡也会随着笔的不同运行速度而表现出千变万化的肌理效果，故而用笔要“一波三折”，用墨更要讲究墨彩的层次变化，要“墨分五彩”。花鸟画在表现形式上既不同于人物画的重线轻墨，轻描淡写，也不同于山水画的水璋墨染，凝重醇厚，它介于两者之间，追求笔触的醇厚和墨彩的变幻，更具多样性。花鸟画在用笔用墨中特别注重对笔墨自身各种抽象因素的发挥，以期从笔墨的各种本于灵性而出于天然的变化中得到灵感，如陈白阳、徐谓、八大山人等，他们都力图在笔形墨彩的变幻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笔墨肌理。自从花鸟画开始追求笔情墨韵以后，它一直都在笔墨自身变幻的笔迹墨彩肌理和“天地之质与饰”的自然纹理中沉湎，就花鸟画笔墨而言，它始终“并非古人杜撰，游戏笔墨”而已，而是“按形求法”（清·沈宗骞语）。从某种意义上讲：花鸟画笔墨是肌理化了的技法，它时刻都力图在单纯的形式中追求莫测的变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花鸟画笔墨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概念化、程序化的技巧越来越成熟，以至于发展到清朝“四王”时，它已背离了原先的“乾坤之理”、“山川之质”的从自然而来的原则，而变成一种纯技巧性的笔墨游戏；另一方面，这种程序化的技法又制约了笔墨的表现力，使它的表现性和可塑性越来越小。传统的桎梏制约了花鸟画笔墨的发展，要打破这种僵局不能再在程序化了的笔墨形式中倘佯，只有在现代生活中努力挖掘新题材，在笔墨形式上尽力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所能提供的物质材料，用新的手段、技法、形式表现新的题材，创造新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