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印章的材质有很多种。春秋战国至宋元时期，印章多为铜质，也有部分是石质。高官大僚为显示地位，常用金、银、玉材质。历代还有用铁、象牙、犀角、翡翠、水晶、玛瑙、木头、竹子甚至是瓷器、瓜蒂作为材质的，近代则增添了有机玻璃。明清印人盛行石刻，应用最为广泛，石质应用为展现“刀趣”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正所谓“石不能言自可人”。从根本上来讲，印章材质对于篆刻家来说，就如同笔墨纸砚对于书法家的作用一样。孙过庭《书谱》中强调“五乖五合”。作书之“乖合”理论，对于篆刻创作者也有同样的启示。在篆刻创作中，印材对印面表现效果有很大影响。

石质印材最易受刀。除实用价值外，一些名贵印石如田黄、鸡血等还有相当的经济价值。但太名贵者不易保存，多半难以流传。搞创作可选用价廉物美、易于受刀、可以尽展艺术效果的印石。其中青田尤佳，质地细腻，脆糯适中，易于受刀。寿山石和昌化石相对青田来说更脆而坚硬一些，巴林等冻石类要糯一些，运刀不能迅疾，但对表现工稳一路的印风大有帮助。如今一些假田黄和假鸡血，外层通常是粘上去的，像塑料一样，刻边款时，常常大片脱落。有些印章在加工打磨过程中偷工减料，常将缺失的边角以石蜡补平，无法受刀。篆刻相对书法来说更带有设计的痕迹。印稿一般先进行构思安排，但也有一瞬间的偶得。一般说来，选择印章石质尽量纯一些，不能有沙钉。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印石偶有沙钉，只要不是过大、过多，反倒会产生某些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明清及近现代的一些代表性篆刻家，印风不同，或工或写。这除了与个人的美学观点不同有关外，还与所选印章的材质有很大的关联。反过来讲，因为篆刻家个人美学观点的不同，才会选择不同的印石来进行创作。

吴昌硕所刻白文“庐江”一印（见图一），笔意流转，疏密自然，极有书法之趣，唯一不足就是“庐”字中部大块崩落，和整体上极细的线条不太协调。这一白地的形成也许并非缶老本意，而是与印章质地大有关联。所以临摹此印时，在这一大面积白地处宜增一二红点，以改进整体视觉效果。

黄士陵印工稳光洁，和吴昌硕印有很大的不同。其 “师实长寿”（见图二）却与他一贯的风格不同。此印边栏残破过甚，一些笔画冲出边栏，这是石质原因。其“寿平”一印（见图三）笔意较浓，与一般印章线条劲挺不同。其中原因，除这一时期主要取法吴让之有关外，还与石质有很大关系。

赵之谦所刻“西京十四博士今文家”（见图四），印面中“今”、“文”二字处残破崩裂，于印面表现效果不但无害，反到饶有古趣，属印石带来的无意偶得。

齐白石所刻“畿南文献之家”（见图五），“文”字处大块崩裂，使印面稍有波澜。同为齐氏所作“三百印石富翁”（见图六），“三”字处大块崩落，到底是自然崩裂还是有意击破边栏，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印章因而更增添了奇趣。

“抱残守缺”一印（见图七）为邓散木所刻。邓散木刻印凿痕明显，追求封泥残断的艺术效果。这类印章需要材质糯性要大一些。来楚生印章除章法借鉴邓氏之外，很多残破手法同样法乳邓氏。来楚生篆刻得力于刀法：一是先冲后切，二是注意行刀方向，常向线用刀，表现出特殊的艺术效果。其“白云怡意”（见图八）中，部分笔画及边栏便用上述刀法完成。将刀法与材质结合，印面效果会塑造得更好。

篆刻除写意印风外，尚有工稳一路的圆朱文印。陈巨来篆刻为工稳一路印风中的佼佼者。其印章线质华丽精巧，赵叔孺赞其为“近世第一”。如其所刻“子孙保之”（见图九），线条异常精巧，起收处看似不经心，实质上见变化。这类印风选择材质时要注意不宜太脆，要疏松均匀，不能有沙钉。

由上述可知，印章风格表现对石质有一定的要求。写意印风重在创作中发挥，以意行刀，故石质稍有不同，便常有意料之外的趣味。工稳一路的满白文印或圆朱文印，在创作中发挥的可能性小，对石质要求高。合适的印石对于篆刻家而言如同宝刀赠将军、美玉配佳人，会使创作如虎添翼，才情得到进一步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