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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邙山.青纱帐掩映下的盗洞
【前言】近日，从陕西周公庙遗址发掘现场传来消息，32号大墓曾经遭过严重的盗掘。墓中尸骨早已经不翼而飞。据考察，32号墓至少是诸侯一级的墓葬。考古工作者在墓室中共发现了9个盗洞，就连墓室的底部也被挖得坑坑洼洼的。9个盗洞的时代，上至千年之前，最近的不过是几年以前。因为墓中发现了生产日期为2002年的矿泉水瓶。发掘之初，因数目众多的甲骨，诸如“新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类的称号让人们激动不已。如今，有点滑稽的消息不免让期待周公庙遗址考古能有更大发现的人有点沮丧。这一次，考古工作者又一次被盗墓贼占了先手。
回顾古代文化史，我们看到：盗墓扮演着两重角色。既有破坏，同时也有正面效果。当然，这种正面的效果不是盗墓者的本意。
厚葬导致盗墓
《中国盗墓史》作者、北京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研究员王子今曾经参观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工地，看到密密麻麻的土色土质均与四周夯土显著不同的247个盗洞，真切感受到历代盗墓活动之惊心怵目。这座大墓是迄今所知盗洞最多的一座墓葬。盗掘的年代，自汉代一直延续至唐、宋。
是什么原因导致盗墓现象经久不衰？是否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直接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化史专家李山教授指出： “盗宝现象的猖獗与中国传统的厚葬习俗密不可分。在阶级社会中，厚葬蔚然成风。中国古人讲尊君、讲孝道，又很要面子，厚葬就可满足这种种心态。”
盗墓猖獗：十墓九空
盗墓者一般看重轻便易携而又价值昂贵的金属器，对于大件的陶器有时会因无法从狭窄的盗洞中搬出而进行恶意毁坏，另外，他们对墓葬的方式等风俗、宗教文明毫不在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盗墓运动曾经形成震动世界的影响。邙山古墓群遭到的破坏，可能是历史上空前的。当我们手捧国外文物学者编集的有关这一时期洛阳出土的古代珍宝的华美图册时，自然会想到，在这些精致辉煌的文物被转卖收藏的同时，又有多少看似朴陋无华但却可能具有更为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却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长沙古代墓葬，在近代也曾经遭受严重的盗掘。长沙的职业盗墓者，被称为“土夫”或“土夫子”。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来又流失到国外的。
中国官方墓葬考古开始于1921，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组织考古发掘。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盗掘地下文物的现象也一度偃旗息鼓，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盗墓再度猖獗。昔日墓葬排布密集、“无卧牛之地”的洛阳邙山，在盗墓者长期的盗扰下，如今已经是“十墓九空，甚至九九空”。在周公庙遗址发掘之初，已经探明的22座西周大型贵族墓和14个星布其间的车马坑遗址区内，形成于各个时期的数十个大小不等的盗洞随处可见。如今，历代帝王陵除始皇陵地宫和明清大多数帝王陵之外，没有被盗扰过的已经很罕见了。
无心插柳：盗墓导致文化发现
盗墓，这种极不光彩的行为，除了对文物的破坏之外，有时却可以导致古代秘器重见天日。这种特殊的文化传递方式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两座陵墓。西晋时，汲郡人盗掘战国时魏王墓，从中得到有文字的简牍数十车。后来经过学者整理，计有简牍图书75篇，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文献。
陵墓中随葬的宝物，常常可以避过战乱的破坏得以存留。墓葬中集合前代文化精华的珍物宝玩往往因盗墓行为流散于民间。这一现象的发生，有时意味着文物的破坏，但是另一方面，原先皇室豪贵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面对较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又有值得重视的特殊的文化意义。这一情形有时不仅有益于文化的传播，也有益于技术的继承。
在交往不甚发达的农耕时代，文化传播的意义并不受到应有的重视。艺术，有时只是在孤芳自赏的境界中艰难延续。而盗墓所获得的文化发现，有可能使已经绝世的艺术创造产生有益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有典型意义的史例，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曾经通过盗墓而得到传播。宋代以来的骨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洛阳铲：盗墓者的发明被考古人吸收
盗墓者也对考古技术的进步做了贡献。这就不得不提洛阳铲。
洛阳铲同其它铲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半圆筒形的而不是扁的，打入地下再提起后，铲头的内面会带出一筒土壤。通过对土壤的结构、颜色、密度和包含物的辨别，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葬等情况。 使用洛阳铲勘测土层、土质的变化，是考古人员的基本功之一。 长期以来，洛阳铲在中国田野考古中广泛运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考古钻探技术。吊诡的是，洛阳铲最初是盗墓者为了方便在没有墓碑等标志物的情况下探测古墓而发明使用的。
除了洛阳铲，职业盗墓者的有些经验，在现代考古发掘中也得到利用。例如，长沙被称为“士夫子”的盗墓者，许多后来在科学考古工作中参与清理发掘古墓，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观察样土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是“士夫子”的特长之一。据说他们还能够依据随葬铜器氧化导致的土质变化即所谓“铜路”准确地判定铜器所在位置。利用这一经验，可以有效地避免铜器的损伤，使一些珍贵文物得以保全。
考古：与时间赛跑
盗墓现象猖獗，一方面有执法不严的原因，另一方面，文物法的不严密也导致有时无法可依的无奈，盗墓活动的一本万利使盗墓贼非常善于钻法律的空子。对于考古部门来说，考古发掘要有严格的审批手续的，除非文物遭到施工和盗墓活动破坏，才能够被迫进行抢救性发掘。
目前的考古、盗宝常常采用的是炸药爆破、遥感探测、航空考察等先进技术。陕西文物部门的张在明研究员认为，从整体的力量对比上说，盗墓的黑势力并不处于劣势。他说，在陕西省，盗墓和走私的通讯科技要强于文物保护工作者，他们用卫星定位仪、雷达联系，出入用专车，甚至在和执法队员对抗时的武器也更先进。许多犯罪团伙都是有宗法背景的，利用姻亲、朋友等社会关系做掩护。他们工作无须审批，手续便捷，装备先进，作案灵活，往往令文物保护工作者一筹莫展。
有文物工作者感叹道：“考古工作充满悲剧色彩！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去清理盗墓贼挖掘后的残羹冷炙，做打扫战场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抢在盗墓者下手之前，保护、发掘有文物价值的古墓，是考古工作一个紧迫的任务。（人民网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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