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9月16日至10月16日，周一休息

　　开幕酒会：2006年9月16日，下午3点

　　地点：紫禁轩画廊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村草场地艺术东区3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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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独生子的精神体验——关于黄河近期作品的解读

　　刘洋

　　个人情绪下的人文关怀在现今艺术领域中已经被许多艺术家作为自我认识以及对客观对象认识的目的而通过作品表达出来，这种关怀也是当代艺术家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对象的一种动力，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较多的是创作者通过自身经验来达到对对象问题的迎合，以挖掘问题来满足自身经验的需要，而不是把创作者个人经验看作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第一条件，通过经验的逐渐丰富来引出对象问题，达到个体经验成为问题对象的一部分或者释其反例，并且客观的反映出来，最终成为现实关怀提醒大众。

　　但是，年轻艺术家黄河通过近期作品中的表达可以说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以自身体验为例，在这批作品中提出了时下家庭中缺少的共性倾向，而代之的是所谓的个性化——“独生”子女问题。艺术家站在了这种非个性的立场对自身经验进行回忆，客观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希望通过作品来消除自身的个人化倾向，客观呈现出观察对象，以达到社会认同的目的。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疲于奔命地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已经成为大众在对待家庭生活时所作的第一选择，社会发展在创造物质利益的同时也正是需要大众接受这些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新事物，大众在对待物质上的承载力也远远要大于社会发展的速度，也正是急需大口大口地吸收这些现代社会为我们带来的便捷利益的时候，而家庭作为社会这个大群体中最能体现这种接纳能力的小的群体，显示出了在经济快速发展下追求无限的对自我的物质满足，所以物质消费的第一性已经成为家庭为应变这个社会为我们带来丰富财富的首要目的，个体已经被自身的社会压力压得无暇顾及他作为家庭一员所应该具有的责任——家庭意识。

　　对现代社会来说，责任已经上升到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在现今这个相对缺乏意识形态的社会中，盲目的利益需求远远掩盖了精神上的空虚，对待家庭的责任也已经转变成了社会对个人的种种压力。这种责任成为了家庭成员对待彼此间的精神“渴求”，而这样的“渴求”是一时无法沟通解决的，对于家庭中的弱势个体——子女——来说，父母无法给予子女过多的精神关怀，家庭责任没能直接影响到这些弱势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而往往代之的是物质上的享受，他们希望凭借社会迅速发展的产物来弥补这种不足，但没有想到的是，造成的新物质社会下个体意识的混乱。

　　现代社会家庭成员中的独生子女便成为了这种后果的牺牲品，他们拥有良好的经济条件，没有衣食之忧，举手可得的新事物已经把他们包裹成了所谓现代社会文明的继承者，各种玩具，各种网络诱惑，早已把他们的判断意识抹灭殆尽，对现成事物的认识只需机械的重复，缺少了创造的自由能力。

　　黄河的这批绘画作品就诞生于对现今独生子女的关注，运用商业化的产物——玩具娃娃来代替所谓现代文明下的独生子女。长有一双可爱的大眼睛，身着时尚的baby装，从头到脚透露出一种乖巧，然而这种“乖巧”似乎是被无意识所取代，虽然有着夸张的大眼睛，可是艺术家并没有倾其全力表现它那充满活力的眼神，而是通过绘画的手段遮掩了那个时代本该拥有的灵动，最终还是赋予了它无意时下的朦胧。

　　朦胧，这对于拥有物质享受的独生子女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迷惑不解，父母在消解社会为他们带来的压力的同时，创造了不可估测的物质利益，这种利益自然而然的被接纳，被用来填补精神上的空缺，在独生子女身上产生了满足感。但是，艺术家并没有急于表现他们对物质主义的崇拜，而是紧紧地抓住了这个被商业发展包裹得严严实实下的实体——缺乏的精神寄托。精神缺少了自由空间，个体这时候已经变成单纯的肉体，使得所有的存在都似乎是被迫束缚。

　　黄河作品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光鲜亮丽的色彩，代之的是灰色或者直接的黑色表达，娃娃的形象也有意无意的被虚绘了。与其说这是对精神虚无的控诉，还不如说这是艺术家对物质主义自我满足的疏离。色彩上的感觉似乎给观者一种情绪上的悲哀，但是，黄河的绘画在不断出现这种疏离状态的同时，我们不能仅仅将这种“疏离”理解为“情绪上”的结果，这些没有指向的色彩，是情绪性，可也是幻觉。它不断地在现实中产生，为观者创造了一个在物质躯壳下的精神世界；它也不断地在满足感中产生，为这种弱势个体(家庭独生子女)制造了新的幻觉。

　　在这里，艺术家保持了自身的清醒，在绘画本身意义上，黄河的画不是表征性的，既不是对强大物质世界的模仿式表征，也不是一种隐秘曲折的寓言式表征。他没有被自身思考所带来的“情绪”冲动打破固有的客观立场，在这一层面来说，黄河的绘画是异质性的。实际上，艺术家为所关注对象(独生子)开掘了一个深度空间，他将绘画作为意义的沟壑，让客观对象在其上面若隐若现的飘浮，而画框外的意义总会在所关注的点上找到托词，也就是说让观者能在艺术家所构建的空间中找到那个通往答案的道路上。换言之，艺术家并没有告诉给我们他知道的东西，而是提供了一个转换的“平台”，让所有体验性的通过绘画浮现出来，就像纪录片导演奇斯洛夫斯基的话：“‘知道’不是我的工作，‘不知道’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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