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清玩目前已成为古董拍卖中的一个重要板块，有的拍卖行还推出了文房专场。刚刚结束的中国嘉德2006年春拍会推出的“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专场，总成交3590万元，成交率达84%。这在当前古董工艺品拍卖市场行情整体走软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亮点，也反映出文玩自身所独具的底蕴和魅力。

　　文玩精品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藏玩者的青睐，市场行情稳步走高。以北京翰海至今先后四次推出的“文房专场”为例分析，1996年春拍时首推的“中国文房”专场，总成交682万元，平均单件成交价为4.5万元，前十位成交均价为20.79万元；2002年春拍的“中国文房清玩”专场总成交达1031万元，单件平均以8.1万元成交，前十位的均价达40.17万元；2002年秋拍的“中国文房清玩”专场总成交达1595万元，单件均以16.9万元成交，前十位的均价达115.3万元；2005年春拍时的“文房清供”专场总成交1767.59万元，单件平均成交价近14.7万元，前十位的均价达156.9万元……而今年中国嘉德2006年春拍的“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专场，总成交高达3590万元，单件平均成交价近36.6万元，成交前十位的均价达163.13万元。从中明显地反映出了文玩精品价格有逐步走高的趋向。

　　文玩精品的市场价格，主要取决于其材质的佳良、工艺的精绝、造型的独特、存量的稀罕等因素，其精品多集中于明末清初以及清乾隆时期。其中最为多见的是瓷器，成交价较高的也主要集中于瓷器（官窑）一端。从体量来说，笔筒以其尺寸大、存世量多、品种齐全而渐渐成为一个独立门类，目前高价位的文玩都集中于此。如北京翰海2004年秋拍时上拍的一件清雍正五彩山水人物笔筒，以220万元成为当年国内成交价最高的瓷笔筒，高15.3厘米，笔筒内里、口沿、底边及器底中心均施仿木纹釉，腹部绘五彩山水人物纹，是少见的笔筒精品。目前成交价最高的瓷笔筒也是雍正时期的，由香港苏富比2005年秋拍时创出，不同之处在于，虽也是清雍正的仿木纹釉笔筒，但是这一件采用了墨彩绘画山水高士访游图，高18.3厘米，乃官窑佳作，画意绝佳，釉彩特别，传世罕见， 2209.040港元的成交价是迄今为止文玩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尤其是那些有名家（包括官款）款识的、或是名家所（定制）珍藏的，因其信息量大而更具文物价值，增值空间较大。如1995年北京翰海春拍会上推出的一件清中期寿山石铭“表帅群顽”赏石，长34厘米，上有名人题刻，成交价为18.7万元；到了2002年北京翰海春拍再次推出此件赏石，成交价达43.45万元。

　　文玩佳作主要集中于明清两代

　　作为书桌案几之玩用，文玩一般大不盈尺，小不足寸，可远观，亦可近取。特别是有些赏玩摆件（如瓶、炉、插屏之类），往往是大块的浓缩，大件的缩小，古玩界又有“小器大样”之说。如中国嘉德2006年春拍会“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中的一件清乾隆景泰蓝如意云纹双环小瓶，高5厘米，瓶形秀巧雅致，小器大样，工艺精湛，色彩典雅。底部刻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款。成交价为9.9万元。北京匡时2006年春拍文房专场推出的清乾隆剔红雕漆砚屏，高21.5厘米，系放置于砚前作遮尘避光、磨墨防溅之用。“漆色沉红，木胎，屏架满地锦纹，繁华富贵，造型玲珑挺拔。”屏插双面一字一画，画意高雅，小中见大，十分少见，以15.4万元成交。

　　尽管文玩早在汉晋时代已有出现，宋元时代佳品叠出，但大量的精品佳作还是集中于明清两代。如文玩中的大项印石和笔筒，都是迟至明代才被发掘和创制的。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传统文人士大夫收藏群体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工艺制作出现了不惜工本、不惜材质的奢靡之风，以迎合其趣味。对此，许多文人学士纷纷著书立说，引导高雅的审美趣味。许多文人并亲自加入到工艺制作，有的参与创意，有的甚而即兴奏刀操觚。同时，由于政治腐败、国力式微，官窑制作几近停顿，因社会动荡而产生思想解放，工匠们在文人墨客的指导下，在文玩一路创意纷呈，精品叠出，一改传统官窑制作程式化的弊端。（也许是由于文玩精品太富创意，毫无章法、规律可循，为宫廷所不容，所以真正官款的反而不多见，但很明显，很多文玩精品实际上还是宫中所制，其不是官窑而又胜似官窑。如香港佳士得2006年春拍时的清乾隆粉彩锦纹书本式盖盒，宽10厘米，器型别致，工艺繁复，极为少见。书款“乐善堂”，系宫中别所。最后成交价达224.8万港元。尤其是新创制的青花笔筒，画意讲究，胎釉上佳，艳惊四座，虽均为民窑，但几近官窑的品质。中国嘉德2004年春拍的明末青花婴戏图大笔筒，直径25.2厘米，器型硕大，画意特别，尤其是笔筒近足底外壁有三个独角兽头造型，极为罕见。成交价达121万元，在近年来青花瓷器笔筒拍卖成交价排名第二。……文玩精品的制作高峰，从明末一直延续至清康雍乾三代。

　　明清两代，文玩的品种、呈象、题材（造型和纹饰）以及制作工艺的丰富多彩，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它凝聚着古代工匠和文人灵光一现的各种创意。从其审美表现来看，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趣味，这在当时便有所谓的雅俗之分。明代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器具》篇中几乎对所有文房器具有所评点。如香筒“……略以古简为贵；若太涉脂粉，或雕镂故事人物，便称俗品，亦不必置怀袖间”；香合“尤忌描金及书金字，徽人剔漆并磁（瓷）合，即宣（德）成（化）、嘉（靖）隆（庆）等窑，俱不可用”；笔架“俗子有以老树根枝蟠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此俱最忌，不可用”；笔舔“定窑、龙泉小浅碟俱佳，水晶、琉璃诸式俱不雅，有玉碾片叶为之者，尤俗”；水注“有铜铸眠牛，以牧童骑牛作注管者，最俗。大抵铸为人形，即非雅器”；镇纸“玉者……最古雅；铜者……亦可用；其玛瑙、水晶、官、哥、定窑，俱非雅器”；臂搁“以长样古玉彘（左加王字边旁）为之最雅……紫檀雕花及竹雕花巧人物者，俱不可用”；笔筒“又有鼓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虽旧物，亦不雅观”。（文震亨上述的鼓样笔筒，也称笔插，流行于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后来崇祯年间直口圆笔筒大量出现以后便成绝响，传世量很少。如今在拍卖会上还时有所见。如北京匡时2006年春拍会上，一件明万历青花鱼藻纹笔插，直径12厘米，假托“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便是此种类型作品。要而言之，“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排斥新奇、华丽、诡异之类。这实际上是针砭当时因官宦商贾之辈的附庸风雅而引发的淫巧浮华之风，书画家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曾深有意味地称：“骨董，今之玩物也，唯贤者能好之而无敝也。”所谓“贤者”，就是指文人雅士之流吧。

　　明清文玩中也有很多是与文人审美标准所大异其趣的，所谓“专事绚丽，目不识古”（文震亨《长物志·器具》）。如明末有一种工艺制作叫“周制”，据说是苏州一位叫做周翥的工匠所发明，他也被传为扬州漆器百宝嵌的创始人。清代钱泳《履园丛话》中称：“其法以百宝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桌，小则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奇玩也。”中国嘉德2006年春拍会“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专场就有一件明晚期紫檀错金银百宝嵌双清绶带图文具盒，长14.2厘米，宽11.5厘米，高6厘米，文具盒身口缘缀饰错银丝俯仰山纹一周；盖顶阴刻凹槽镶嵌螺钿、砗磲、虬角、绿松石、叶蜡石、椰壳、金银等珍贵原料，组合成五彩缤纷的梅花、竹筱、湖石、绶带鸟图案。构图以宋代花鸟写生小品画为立意，构思精致，竭尽奢华。此类嵌镶绝技其实早在明中期的景泰蓝工艺上就有体现，后来又多见于铜器之属，如当时文房铜器中常见有“石叟”落款的错金银丝工艺，颇多精心之作。但如果以文震亨等文人雅士观念来看，这些无疑都是“俗品”，是迎合官宦商贾之审美情趣的。

　　陶瓷竹木制品最为多见

　　文玩的最大特点是芜杂，古玩界常常将之归类于杂项、杂件。一是器型杂，即便从每项独立的文玩来说，其器型之纷繁亦可谓千变万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数砚滴；二是用途杂，分工往往很细微琐碎，各自为营互不相干，而且少见重复重样。比如，与笔有关的，就有笔架、笔洗、笔筒、笔掭等；三是材质杂，举凡玉、竹、木、牙、铜、石、漆、料、玛瑙、紫砂、水晶等，无所不用。

　　文玩材质最为广见的是陶瓷，其可塑性最强，几乎可以仿制其他所有材质的肌理质感，这在清乾隆年间运用得最为淋漓尽致，所谓“戗金、镂银、琢玉、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清·朱琰《陶说》）其中不乏官窑制品，身价不菲。如北京翰海2004年迎春拍卖会推出的清乾隆官窑仿竹夔龙纹笔筒，高8厘米，精巧绝伦，成交价达60.5万元。从文人趣味来说，单色釉瓷因少人工匠意而更富天然韵致，其不浮、不嚣、不靡、不媚，洁素莹然，而且烧制难度更高，向来被认为是陶瓷收藏的最高境界，故格外受到青睐。明清二代景德镇的单色釉、德化窑的白釉、龙泉窑的青釉等，均有数量可观、卓然巧秀的文房器玩问世。其中有一些是仿宋代五大窑的釉色及造型、纹饰。如北京翰海2004年迎春拍卖会推出的清雍正仿汝釉海浪花笔架，长21厘米，成交价82.5万元，虽然釉色仿旧，但器型别致，颇不多见。

　　文玩不同于其他器玩之处，在于其造型、纹饰的讲究。所谓纹必有意，图必吉祥。其主题样式最能体现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虽然有时候也会有俗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表现为雅的一面，或是雅俗共赏。而且常见有关诗文典故，并且制作时十分注重细节。

　　文玩材质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便于文人雅士亲自操觚奏刀的竹、木、牙、石之类，而且其久经抚玩会产生滋润莹厚的包浆，时间愈久愈发可爱。近几年来竹木类文房用品走势极为坚挺，特别是那些留有著名文人工匠题铭刻款的文玩成为收藏焦点。如香港佳士得2005年春拍会上，诞生了一项竹雕笔筒拍卖的世界记录——一件清康熙竹高浮雕山水人物图笔筒，高17.2厘米，以1140万元的天价成交。此笔筒出自清初上海嘉定著名竹刻艺人顾珏之手的雕刻精绝作品（上有“顾珏”、“宗玉”刻款），老树危桥，悬崖绝涧，层次丰富，窈然而深。顾珏以雕刻精巧著名，其作品刻画精深，细入毫发，一器必经一二载始成，不袭前人窠臼而能独立门户。

　　奇石造型类较受文人青睐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文玩中颇多奇石造型及其题材者。事实上从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到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等，都将供石归类于文房雅玩。如果要追溯一下古代文房供石起始于何时，那么，创制于唐宋之间的砚山无疑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起源。如米芾书画合璧的《研山铭》（一说图为后人摹本），其中就描摹了一方“宝晋斋砚山”（传为南唐李后主遗物），此灵璧石径长尺余，前耸三十六峰皆大如手指，中凿为研池。关于研山的形制，据说便是由南唐李后主所创制的。顾名思义，首先它应有可磨墨的砚池，具有实用价值，但大多备而不用，带有象征性，因为像灵璧、英石之类的坚硬石质只能下墨，并不发墨；其次其造型具有天然峰峦状，以无斧凿痕为贵，而且底部应以自然平整为佳；再次是一般以小巧见长，大不盈尺，小仅容拳。实际上类似砚山的形制在汉代的陶砚就可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方西汉“十二峰陶砚”（出土于河南洛阳），由细泥灰陶制成，通高17厘米，直径约20厘米，呈不规则的圆形，下有三足，环绕砚池边缘左、右、后三面耸立有12座山峰，分里外两层，均刻粗阔的竖纹，山峰均呈尖锥状。这种作峰峦状陶砚的创制，很可能是受到西汉盛行的博山炉的影响。
　　
　　如果说唐代的文人士大夫还主要侧重对庭园的中型峰石的搜求，而宋代开始注重于对斋室的小型供石的藏玩的话，那么唐宋之间的南唐所出现的砚山，恰好是这两种奇石收藏的过渡，一方面它将奇石的身影从庭园移到了案几，另一方面又将供石搜藏的方向纳入了古董文玩的行列。

　　与研山形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笔架（又称笔格）。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卷7）就曾指出：“笔格虽为古制，然既用砚山，如灵璧、英石，峰峦起伏，不露斧凿者为之，此式可废。”这是因为砚山本身的形制如峰峦状，非常适合搁笔，可谓一物两用；而传统笔格也多以山峦状为主。笔架也有利用天然奇石造型不事雕琢者，如明代文人屠隆在《遵生八笺·文房器具笺》则总结天然造型的石质笔架大体分为两种，“有峰岚起伏者，有蟠屈如龙者，以不假斧凿为妙。”笔架制作成山峦起伏状在宋代以后还成为了一种定式（又称笔山），无论陶瓷、玉、牙 铜、铁、木、水晶、料器、玛瑙等各种质地通行无碍。笔山中除了大部分呈几何规则形状（通常有双峰、三峰、五峰乃至九峰）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刻意模仿天然奇石（如砚山）呈不规则的透漏皱状。如中国嘉德2000年秋拍的明青玉雕笔架山，长17.8厘米，成交价3.85万元、北京翰海2004年春拍的清乾隆铁锈红釉山形笔架，高15厘米，成交价13.2万元，就是模仿砚山造型的艺术品。另外，刻意模仿云头雨脚型传统赏石山子的各种奇思妙想也层出不穷。

　　铜墨盒：“最后的文玩”

　　传统文玩的各种形制，在清三代基本上已发掘殆尽。其后虽零星时有所出，但均不成气候，收藏价值不高。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刻铜墨盒一项。铜墨盒的身世颇有点扑朔迷离，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迟至清嘉庆、道光年间才姗姗出现，是文房器玩中最晚出的一项，可称得是“最后的文玩”。事实上文玩琢刻艺术到了乾嘉之后便一无可观了，而刻铜艺术的异军突起，填补了文房工艺美术后继乏力的空白。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墨水笔的日益普及，墨盒的生产也日趋式微，刻铜艺术更几乎成了绝响。

　　墨盒主要是用来贮存墨汁的。由于贮存的是液体，所以对墨盒制作的密封性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墨盒内胆大都为紫铜所制，外壳以白铜为多，也有黄铜、紫铜等。器盖除了白铜外，还会镶嵌黄铜、紫铜构成别致图案，俗称二镶、三镶，较为少见。铜墨盒大小不一，有直径过20多公分的，也有仅二三公分的，一般都在10公分左右，有的还有二至三层叠盒。器型以方、圆为主，也有各种奇形怪状的，如椭圆、三角、六角、八角、菱形、双钱、书卷、扇形等。一般来说，器型越是奇巧，制作难度相对来说就越大。

　　铜墨盒最受人关注的，除了器型之外，便是其錾刻艺术了。一般铜墨盒刻工都在盒盖上，极少数连四周上下边框都有。刻铜题材包括绘画、书法、图案种种，融雕、镂、刻，镶、磨等工艺于一身，汇诗、书、画、印成一器。艺匠们视铜如纸，以刀代笔，深则入木三分（仿石雕、木雕、砖雕）；浅则细如发丝（仿汉代玉雕游丝工），有的采用留青竹刻的技法，还有一种是采用照相腐蚀手法，极富变化。刻铜艺术当时使用领域很广泛，包括手炉、烟具、镇纸、印规、镇尺等，但从未像墨盒上那样百花齐放，精雕细刻。当时还涌现出不少著名刻铜艺人，如同治、光绪年间的陈寅生（其店号名万丰，作品见图十一，万丰款仕女儿童铜墨盒。径6.5厘米）、民国年间的张樾丞（其店号名同古堂），许多墨盒的底部多留有制作店家的戳记。当时许多著名书画家都乐意为墨盒制作提供画稿（画铜，即直接书画于素面墨盒之上），如陈师曾、陈半丁、姚茫父等等，更多的则是直接借用书画家的作品，这也使得刻铜与名家书画艺术结缘，如图十二为马晋鹿图铜墨盒，径7.5厘米，秀义款。书法尤以蝇头小楷的微刻最为典型，举凡《兰亭集序》、《桃花源记》等古文名篇，洋洋洒洒数百字一挥而就，浓缩在方寸之间，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铜墨盒随着时代变迁，其反映的题材也充分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举凡家事国事天下事、亲情友情世间情都有反映，当时墨盒还被文人学士、官僚要员作为餽赠送礼的佳品（有的是专门定制的），从中不难发现时代风云的流变轨迹。有的系出名人，更弥足珍贵。图十三就是齐如山赠姚雁的花鸟图铜墨盒，荣宝款，长9.5厘米，这些是其他文房器具所少见的，也是其最足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