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这场专拍，使得5尊佛像刷新了世界范围内中国金铜佛像的成交纪录。而其中一尊高72.5厘米的“大明永乐年施”铭款大型鎏金释迦牟尼佛像以1.166亿元成交，加上佣金达1.2359亿港元，而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最贵的中国佛像。此前，中国佛像成交最高纪录的保持者是一尊明15世纪大威德明王鎏金铜佛像，在2004年由香港佳士得秋拍以1906.28万元成交，价格仅是该佛像的五分之一。

　　此价一出，坊间风声鹊起，各类媒体争相报道。毕竟，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一亿港币的天文数字无疑是最吸引人眼球的新闻点。而专业媒体的报道分析似乎更多地关注拍卖对象。“中国佛像拍卖大潮来临”、“藏传佛像成为市场主流”、“铜佛收藏将有望摆脱‘偏门’的定位”等等的文章纷纷出炉……连篇累牍的文字表明，这次拍卖无疑将成为中国艺术市场上又一个引领潮流的事件……

　　从画面上看，亿元佛像的确是宝相庄严，颇有佛光普照之像。当它真的以过亿的身价易主，又多少使人感觉上有些微妙：一场仅仅14件拍品的佛像拍卖，如何能掀起如此的波澜？在高调的拍卖会的背后，我们渐渐发现：有远见地系统地收藏、长久地周密策划和拍卖行的专业运作……这一事件的过程和操作的成功性，就足以让对艺术品毫不关注的人，也可以兴趣盎然。

　　整个事件中，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一个此前并不为我们所熟知的收藏家——犹太人斯比尔曼（Speelman）为这场专拍提供了全部作品，这才是真正令人感到震撼的信息。

　　在斯比尔曼（Speelman）的A&J Speelman网站上随便逛了会儿，让人惊诧的是，他的藏品完全可以媲美一个相当规模的博物馆，尽管是个人收藏，但是如果按照这次拍卖会的成交价估算，这个英国收藏家拥有的财富绝对超过百亿，这个数字在未来市场上仍然会不断膨胀。并且，他的主要收藏方向就是中国古玩！据说，这批永、宣鎏金铜佛浓缩了斯比尔曼（Speelman）三十多年的收藏精华，他本人也一直想集体转让。1996年的时候曾经在香港办过展览，当时的开价是1000万港币，2000年的时候，价格涨到了3000万港币，2005年底，斯比尔曼的要价已经是1000万英镑！从此次的拍卖结果来看，总成交超过3.2亿港币，则是原本预期的三倍！

　　近几年，“回流”是拍卖市场上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通过斯比尔曼（Speelman）的收藏，我们发现，庞大的海外博物馆根本就是无底洞。在苏富比人员对于拍卖价格表示满意的同时，佛像的买家却认为“价格便宜”……

　　据苏富比拍卖行的专家说，争取这批佛像用了几年的时间。或许可以理解为：斯比尔曼不是不想出手，而是一直等待最佳时机。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增长，国内的大亨们有不少对自己国家的艺术品非常狂热，并掀起了在全世界的淘宝热潮。就中国艺术品市场而言，近现代书画从2005年秋拍萎缩，油画也逐渐进入调整阶段。选在这个时候推出专拍确实掐准了脉络，用极品文物刺激市场，引出新的板块和亮点。

　　从苏富比此次拍卖的运作上看，也有可圈可点之处，首先是预展地点的选择上，北京、上海、台北、新加坡、曼谷、东京、纽约，拍卖地则是中国香港。可以看到，基本上瞄准的目标是全世界的华人，事实上，其拍卖结果证实，苏富比的策略是成功的。专拍中的大部分更是被国内买家收藏了。其次是传媒力量的运用上，苏富比为这次专拍先后出版数套不同规模的图录，把触角伸向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于天价铜佛的宣传造势，可以说做足了文章。以至于在拍卖之前，就已经成为业内的重要新闻。

　　透过天价佛像风光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艺术的收藏不单单是将艺术品收而藏之，真正的收藏是一门艺术，是一门集收、藏、运作于一体的艺术。对于初级阶段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来说，面对实力与人群都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收藏群体，我们首要的是收藏艺术的学习。

　　中国古代的收藏传统以世家收藏、文人收藏为主，由于对于商业的排斥和各代宫廷尤其是康、乾时期的大搜集，极大地打击了中国的民间艺术收藏，清代以来，更是缺乏成功的收藏大家。传承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完结，瓦解了世家收藏的可能；另外，多数文人收藏家，以怡情为目的，又限于经济实力，常常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并具有一定规模，还存在传承的问题。由此可见，艺术的创作可以学习传统，但收藏却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多地学习西方的方式、方法，转向现代化、科学化。

　　在中国影响至今的收藏观念中，经济效益往往是被排斥的。其实，要明确区分职业艺术品商人和真正的收藏家的做法无疑太过天真。有人用获利动机来区分说：“对商人而言，即使是为了长期投资而购买藏品，他关心的主要还是投资回报。……而真正的收藏家不为获利所驱使，其长期目标是将藏品传给后代或捐赠给博物馆。他们的收藏过程靠激情驱动，以学识为底蕴。”

　　问题是，在当代没有世袭贵族的时代，一个好的收藏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好商人。因为，首先收藏必须具有实力，而实力来自于商业。其次，对收藏本身而言，如果是一味地投入而不产出，那是不可想象的，也绝不是长久的。任何一件事物，如果自身不能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最后都会失去其发展的动力。先人呕心沥血的收藏，在不肖子孙那里被无情分散，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藏书史上屡见不鲜。过分地看中收藏的“纯粹性”和社会福利效益，是阻碍收藏家走向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在这个理念之下，私人收藏无法得到发展壮大，更多的是走向公共收藏（国家收藏）。即使是以私人收藏修建博物馆、美术馆，也常常因为藏品的质量、数量，不能构成研究的对象，并且缺乏实力做进一步的必要的整理与出版推广。没有获得有效的社会效益，还不如在公共馆之中成立私人馆更合适。并且，在当代中国，这类私人美术馆或者博物馆更多地成为展示实力与炫耀地位的附属品，打着社会效益的旗号，在展览、出版等方面则基本上不考虑承担向公众推广的社会责任。

　　但这绝不表示，收藏产生的利润和经济收益才是收藏成功的标准。但是，流动性是艺术市场的生命。而在流动中产生价值，则是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市场兴旺是收藏兴旺的标志。能在时间的流逝中实现经济价值增值的收藏品，往往也是艺术价值或社会价值上有分量的作品。比如，收藏品的系统性、全面性、稀缺性等等。在多数情况下，这是经济价值与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的进步是同步并互相促进的。

　　天价铜佛成功拍出高价的例子告诉我们，收藏家必要的精品意识、长远目光和市场敏感是收藏成功的关键。从近年的艺术品市场高价频出的现象来看，中国的收藏家缺的已经不是经济实力，而是缺乏头脑，也就是缺乏现代的方式、方法。

　　回顾西方艺术收藏史，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样经历了宫廷收藏和世家贵族收藏两个重要的阶段。两千多年前，罗马人和希腊人已经开始注意收集精美物品作为政治权力象征。到文艺复兴时期，从著名的梅第奇家族开始，收藏家们的兴趣转向优秀艺术作品，包括希腊和罗马文明遗迹的作品和当时所有一流艺术家的作品，都是他们大力收藏的目标。这同中国的封建贵族们一样，梅第奇家族作为政治人物和银行家，只是希望通过收藏来提升地位。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私人收藏成为社会的主流。到如今，众多的私人博物馆成为世界上最珍贵艺术作品的藏身之地，与公共博物馆相比，这些博物馆的藏品常常不是以“博”著称，他们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的收藏一方面反映出了某一收藏家的兴趣，可以让人们了解收藏家的心理，并将他们的收藏习惯同自己的习惯进行比较。更重要的，这些博物馆的藏品常常因为其特定的品类而在某些研究中不可或缺。

　　就当代中国收藏而言，对于一个收藏家或一个收藏家群体而言，建立一个有系统的、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效资料，并能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资料的系统收藏，远比一两次“扬眉吐气”的回购国宝意义重大。而这，也将是艺术品经济价值的维系所在。一方面，由于近代社会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如果以经济价值来衡量的话，那是一个几代、几十代人恐怕也无法完成的“回收”任务。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国内的文物、艺术收藏也还有很多的事情可做。

　　可以说，自上世纪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恢复以来，西方一直都是中国艺术品市场潮流的引领者。常常是等到人家拍卖出高价了，才发现自己文物的重要。“中国佛像拍卖大潮来临”、“藏传佛像成为市场主流”、“铜佛收藏将有望摆脱‘偏门’的定位”等等的“指导”文章所表现出来的跟风性，恰是此一现象的反映。20多年前，一位日本收藏界人士曾说过，中国人的绘画艺术是东方最有价值的资产，但假如现在我有1亿港元，我大可把你们近百年的艺术精品收购得七七八八了。20年前，中国艺术品的价格虽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基于目前中国当代优秀艺术家作品的价格状况，如果以这区区13件佛像所换来的三亿多港币来收藏的话，也基本上可以把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收购个七七八八了，但又有谁能预言，这3个亿在30年之后不会换来30个亿呢？

　　我们只能期待，国内收藏家引领世界中国艺术品收藏潮流的那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