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他是早市的常客，连许多外地的小贩儿都认识他，管他叫“公平秤”。他是个对各种古董都有鉴定能力的文物专家？还是个跑到早市来“进货”的文物商店老板？这位50多岁的北方壮汉正是国家机关某工业部门的劳动人事局副局长、高级经济师，而业余收藏15年的经历，上千次起早贪黑“逛早市”练眼力的学历，已经使他成为古董早市这个特殊“文物大学”的毕业生。

    他叫李增文，今年54岁，河北省滦县人，工科大学毕业，为人忠厚坦诚，忠于职守，每周五天他按时上下班，努力工作，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历史，特别是陶瓷史、青铜器史、沉浸于文物鉴赏、研究与收藏。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更不会跨进“卡拉OK”歌舞厅，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钻研文物的书籍与实物，十多年如一日地“周末”摸黑起床，骑车20余里赶早市。他对几种文物具有较高的鉴定能力，成了名副其实的民间收藏家。

    像老李这样的民间收藏家，仅在北京就不会少于100个。最近，《收藏》杂志上看到杨才玉主编对香港收藏家徐展堂、陈维祺先生的长篇报道，他们热爱祖国传统文化艺术，通过出书、办展览与慷慨捐献等方式弘扬中华文化，事迹十分感人，虽然他们拥有的雄厚经济实力、跨国收藏手段等条件是内地的民间收藏家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内地的收藏家自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他们来自民间，生活在基层与“三教九流”之中，熟知种种民间市场们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物知识，较高的鉴赏能力，而又不辞劳苦，居然能在省吃俭用甚至节衣缩食的情况下，以自己微薄的工资、奖金和稿酬等项收入为“资本”敢与有钱的“老外”和文物贩子竞争，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批相当珍贵的文物。

    老李是工科大学毕业生，怎么会迷上古董收藏呢？

    首先是受到祖父的熏陶，年轻时老李不理解祖父的话，更不理解他为什么宁可全家人不吃肉，也要到农村集市搜集古陶瓷罐，常与他老人家争论，祖父说：“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说的话！”

    他的祖父是个老中医，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喜欢书法艺术，更喜欢搜集古代陶瓷器，他常对李增文说：“古陶瓷器可是宝贝！从历代陶瓷可以看中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可以反映出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李增文从小更多的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影响，认为还是“学好数理化”重要，因此报考工科大学。农村中医的经济水平，只是“小康”而已，并不富裕，但他祖父却节衣缩食买古董，家里收藏了上百件古陶瓷。“文革”爆发后，红卫兵来抄家，把他祖父的宝贝全搬到广场上砸烂“示众”，以作为“破四旧”的辉煌战果。

   　“文革”过后，批判“四人帮”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历史文物，他才明白祖父是对的。他想起祖父过去的许多话，便写信给在家乡的母亲，请他到农村集市为我买几件古代的陶瓷器。当时买一件清代的青花胆瓶只要十块钱，母亲为他买了几个，这就成了老李最初的收藏。

    1986老李调到北京工作时，宣武门长椿街与崇文门外白桥出现了较大的旧货市场，每到星期天早晨，至少有几百个地摊。就是从1986年开始，老李成了星期天早市的常客。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李增文坚持星期六或星期日天一亮，甚至天还没亮就赶到早市，他逛早市的经历显然比读大学还要长。他说他是把“早市”当作一所特殊的“学校”：在优劣并列、真假杂陈的情况下，更能让人增长见识，锻炼“眼力”。当力排众议，独具慧眼，冒险拍出一个月工资买到一件有历史、艺术价值的真品时，他能坐在家力观赏、抚摩抚摸它两个小时……这就是收藏家莫大的快乐。

    前几年劲松市场与后海早市并存时，李增文在劲松潘家园地摊上看见一个辽代褐黄釉长颈瓶。凭他对于“辽瓷”的知识和直觉，判断这是辽代瓷器的典型器，爱不释手地看了半天。可是一问价，那个摆摊的外地农民张嘴就要“五千”。老李这个工薪阶层的人显然承受不了，只好放下了。后来逛早市的几个“行家”、几个“行里人”（个体店主）都说这个“辽黄瓶”是新仿，摊主摆了一天没人买。第二天在后海早市，它又出现了，要价已降为“三千”，几个“行里人”还都说是“新仿”。但老李却认为“很可能是个真货”，变与那个外地农民讨价还价，终以600元成交。回家后赶紧查书、请教专家，最后证实：确系真品。

    收藏价需要有胆识，敢于当机立断，承担风险。前两年，老李到南方出差，在绍兴办事时顺便逛旧工艺品商店，看见一个西晋青瓷鸡头壶。其特征是：盘口大，鸡头小，另一端设计个鸡尾巴，两侧双系，肩部有席纹，造型典雅，设计精巧，是西晋青瓷的典型器。店主要价甚高，相当于老李三个月的工资，但老李嗜古如命，已像他的祖父，宁可节衣缩食，也要把它买到手。回京后查阅多种工具书，在台湾出版的《古代陶瓷大全》中找到了同样图片，不仅器型完全一样，连高度与“三围”尺寸分毫不差，老李大喜过望。乐得好几天合不上嘴。需要补充的是，台湾工具书327页上的那个“西晋鸡头壶”，青釉粗糙，多处露胎，肩部青釉大片剥落，仍不失为“载入史册”的珍贵古董，二老收藏的这个却十分完整，釉色纯正，其历史、艺术价值显然高于前者。

    作为一个有15年收藏史的民间收藏家，李增文对古陶瓷、古铜镜等类文物，已经具备比较强的鉴赏能力，在收藏实践中“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很多，但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几年前，老李在劲松潘家园早市花240元，买了一个元代龙泉窑的瓷盘，就上当受骗了。后来，他请教了几位专家与藏友，都说是“新仿”，就把它砸了。

    花了240元，买下，为什么要砸呢？

    当时曾有个个体户愿意按原价买走的，说他拿去卖，赔不了钱，但老李不同意，还是把它砸了！因为第一，他不愿意让人拿走再去骗人；第二，他觉得砸了他，自己得到的教训更深刻！搞收藏的都要交学费！当然，这是收藏家深感痛苦的事。”

    老李体味着一般人没法体会的收藏家的快乐，也品尝着一般人没有的收藏家的痛苦：一是在“无法无天”的时代终于过去以后，中国已经制定了许多部法律，可惜还没有制定《惩治伪造文物法》，因此迄今某些工厂还在大量生产“大清康熙年制”、“大清雍正年制”、甚至“大明成化年制”的“古瓷”，而且技艺高超，仿造的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别说是一般古董爱好者、旅游者，就是写过历史文物鉴赏文章的著名专家有时也会“走眼”上当买假货。而作为囊中羞涩的民间收藏家，有时花上一两个月的工资“血汗钱”却买了一件一钱不值的假货，岂不令人懊恼痛苦？二是在假货充斥的文物市场，凭自己的知识和眼力，偶尔发现了一件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真品，禁不住怦然心动，跃跃欲试，可是一问价，张嘴就要几千，即使把全家人的衣服、家具都拿到当铺去也买不起，还没敢开口讲价，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老外”或是文物贩子甩下一大叠“老头票”拿走了，真让人生气！这又是内地的民间收藏家心灵常受刺激的一层深深的痛苦。

    若论智慧、知识、眼力和品格，我敢说内地的民间收藏家并不比谁差，可是收入甚低、囊中羞涩却是共同的弱势（少数有商业收入的大款另当别论）。但即使如此，有些收藏家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也敢于与私下收购中国文物的“老外”较量较量。老李一家四口人全拿工资，他家的收入虽比较多，但其财力也有限。前年某一天，老李在劲松华威路一家个体小铺里，发现一枚有收藏价值的战国蟠螭纹铜镜。他连忙与店主讲价，以300元成交。不料此时背后有一个会说汉语的中年黄头发“老外”，极不懂规矩地插嘴说：“这个玩意儿真好！如果可以卖给我可以出500元！”

    老李一愣，抓住战国铜镜不松手，不料那个店主连忙“动员”老李说：“你看怎么办？这位朋友也喜欢，你就先让给他吧！”

    老李心中大怒，心想；你这个人怎么不长点中国人的志气！他掏出五张大票扔在柜台上说：“他不是肯出500元吗？我买下！”

    那个“老外”还不知趣，追到门口说：“朋友，让给我好不好，我再加200元！”老李只好说了一个英语单位：“NO，NO！”扭头就走了。虽然多花了200元钱。老李仍觉得很高兴，因为一枚中国古代铜镜永远地保存在自己人手了。

    收藏家总会有新的追求，需要筹措资金，因此，把自己富余的某些藏品拿出来交流，通过合法途径出售，这本是自古至今都合情合理的事，但老李身为领导干部，对自己的要求很严，他为自己定下的规矩是：量力而为，慢慢收藏，一件也不出手。他搞了十几年收藏，凡是到了手的藏品，肯定是“藏宝于民”了。他赞成一位领导人的说法：“珍贵文物由国家收藏，一般文物由民间收藏”，民间收藏是对国家收藏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因为中国历代文物可谓浩如烟海，多如牛毛，怎么可能，又有什么必要，统统由国家收藏呢！？

    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从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两位教授收藏家，他们讲过历史课，写过艺术鉴赏文章，但在初涉古董早市的时候，却感到眼花缭乱，辨别不出古铜镜、古陶瓷的真伪，但若肯虚心学习，则可较快“进入角色”，他们走的是一条从理论到实践的路，可是像老李这样的收藏家正好相反，他们先逛早市，把古董早市当作一所特殊的学校，凭自己的一点经验与直觉昌险收藏自己喜欢的古董。由于多次上当“交学费”、长见识，也由于他们反复钻研历史书、文物工具书，特别是自己掌握的实物，走的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论而又始终不脱离实践的路，反而能更快地掌握一套鉴定秘诀与要领，成了通晓中国历史知识，特别是美术史、工艺史、陶瓷史知识，而又有较高实际鉴赏能力的收藏家。

    老李搞收藏，纯属一种业余爱好，因此研究与积累比较晚，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已在历代陶瓷典型，宋辽瓷枕与魂瓶，紫砂、罐、古铜镜等几个方面初具规模，开始形成专题系列。

    据北京的几位藏友观察，老李的收藏数量虽然不算很多，但部分藏品的质量相当高，走进他的收藏室，犹如步入了一个小小的中国古陶瓷博物馆。这里不仅有前面提到的几件藏品，还有新石器时期黑红釉彩陶双耳大罐、汉代绿釉狩猎纹博山炉、唐代黄釉执壶、宋代影青瓷瓶与铜佛像、辽三彩双虎纹瓷枕、金代耀州窑姜黄釉印花大碗、宋代磁州窑白釉黑花大罐与卧虎纹瓷枕等等，真可谓丰富多彩，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