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白的头发，起皱的皮肤，脸上散布着几块老人斑，一眼看上去，与普通老人一样因岁月流逝而逐渐衰老。但是，炯炯的眼神当中，透着一股睿智。他就是著名书画鉴定家和收藏家，有“华夏辨画第一人”、“徐半尺”之称的徐邦达。
　　
　　在故宫博物院绘画馆，馆藏珍品《高呼与可》、《出师颂》等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每次看到它们，徐邦达的心头总不能平静。正是他参与鉴定，并极力促成这两件宝贝走进故宫博物院。而在他从事书画鉴定的80多年里，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已不下三四万件。
　　
　　鉴定《出师颂》入藏故宫
　　
　　每当忆起当年看到《出师颂》的时候，徐邦达还是不能抑制兴奋之情。但是，提及当年故宫收藏它所引起的纷争，徐邦达只是说，“鉴定是一门科学。”
　　
　　2006年11月16日，在故宫的《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中，书法作品《出师颂》在众名家的绝世作品中抢尽风头。但就在2003年，故宫博物院花2000多万元巨资买下了千年法宝《出师颂》时，社会上引发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有人说真，有人说假；有人认为值，有人认为不值，一时间议论纷纷。
　　
　　关于《出师颂》，徐邦达说:“我已经关注它很多年了。”这话得从头说。徐邦达有一个好朋友的父亲在清宫里曾专侍字画保管，有一个记录了末代皇帝溥仪让其弟溥杰带出宫的字画名录的小本子。这位朋友生病后，认为这个本子可能对徐邦达有用，就又把这个本子送给了徐邦达。从那个时候起，徐邦达就很留意本子上面所记录的东西，每找到一件他就用笔划个钩，《出师颂》就在这个名录上。“《出师颂》真迹自解放后就从未露过面，只是几年前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拍卖过它上面的题跋”，徐邦达解释说，“题跋是那些看过该字画或收藏过该字画的人在字画的后面所题的字，可以割下来，与字画既可以分也可以合。”
　　
　　后来，偶然一次机会，嘉德拍卖行要拍卖《出师颂》，拿这幅字给徐邦达看。徐邦达顿时觉得眼前一亮，“绝对的好东西！”当时他和其他几位专家都看过，大家都认为是真品，所以徐邦达给故宫写信，给有关部门写信，建议故宫一定要买下它。
　　
　　可以说，徐邦达的一生贯穿于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发展中，他过目过全国各大博物馆所有一级品和故宫所有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同时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先后为故宫博物院和地方博物馆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书画鉴定研究工作者。如今，北京故宫绘画馆的收藏可以和台湾故宫珍藏的书画相媲美。对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徐邦达，甚至可以说，没有徐邦达的辛勤奉献精神，没有徐邦达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没有故宫绘画馆的今天。
　　
　　雅号“徐半尺”的来历
　　
　　一次，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老便脱口而出:“李方膺！”一语定音。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致人们送给他一个“徐半尺”的雅号。
　　
　　如今，徐邦达在书画鉴定界是大师级人物，一言九鼎。鲜为人知的却是，当年他初出茅庐却栽了一个大跟头。徐邦达在以后的回忆中曾说:“我18岁第一次买画就买到假画，学无止境啊！”
　　
　　那是在徐邦达18岁那年。一天，他看上了一幅据说出自“清初六大家”之一王原祁手笔的画，细细审辨良久，以20两黄金的高价购下。可没有想到，后经明眼人鉴别竟是赝品。这次“走眼”成为徐邦达渴求掌握书画鉴定知识的契机。后来他一口气买了6幅王原祁的画，这些画有的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有的在解放前因家境败落、货币贬值，卖了。
　　
　　徐邦达正式涉足鉴定，则是在26岁那年。1937年夏，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在上海滩已有了点小名气的徐邦达被邀去协助这一展览的古字画的徵集、检选、陈列工作。展会上展出了明代董其昌的《画禅小景》卷，徐邦达非常喜爱，天天跑去看，流连忘返。后来，他找到此卷收藏者张大千兄弟，软磨硬泡，最后以3500银元买了下来。展览之后，博物馆的董事长、收藏家叶恭绰先生，又延聘徐邦达撰写了《上海市文献展览古书画提要目录》。
　　
　　30多岁时，徐邦达以能辨别古书画时代及真伪而知名于上海。上海美术馆成立时请徐邦达担任鉴定委员，1949年他受聘为上海市文物委员会顾问。取得这些成绩，可谓“年轻有为”，可是徐邦达一点也不骄傲，因为他深明“唯书画二事，必能为之者始能鉴之，且为之精者鉴之精”的道理，他对临摹、创作、鉴定，哪一样也不偏废。即使现在，徐邦达从事书画创作和鉴别研究已有80多个春秋，成就卓著，声名远播海内外。然而，他却常说:“鉴赏古迹也罢，创作书画也罢，越深入就越觉难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我还没有学好呢！”
　　
　　乾隆走眼御批假画
　　
　　在中国书画鉴定界，徐邦达被尊称为“国眼”。许多由他过目而走出历史尘埃的古书画珍品，就如他人生路途上欣赏到的奇花异草。他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一件件古书画珍品重新入世，就是一个个令人着迷的发现故事。
　　
　　上个世纪30年代，徐邦达发现了乾隆皇帝曾经御笔亲题为真品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实为赝品。《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脍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世传乃黄公望画作之冠。此画卷为六接的纸本，即是由六张纸连成的画卷。清顺治年间，此卷藏于宜兴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后来吴病入膏肓时，因为非常珍爱此卷，就准备把它付之一炬用来殉葬，吴的一个侄子不忍心将此名物化为灰烬，于是在烧画的时候趁吴不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别的画卷扔了进去，把这幅给抢了出来，但是首段的一小部分还是被烧损了。
　　
　　后来，有收藏家将此损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真乃天神相佑。于是，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做《剩山图》。值此，原《富春山居图》被分割成《剩山图》和《富春图》两部分，身首各异。
　　
　　乾隆年间，《富春山居图》被收藏进宫，乾隆对此画大加叹赏，屡屡题赞，甚为喜欢。可谁料这幅画竟是伪作，后来真画进了宫，乾隆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
　　
　　20世纪30年代，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现在，《剩山图》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富春图》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也是沙里淘金，被徐邦达“淘”出来的。当时是在云南省博物馆，那天临走时徐邦达照例像往常一样问了一句还有没有没看的东西。在一堆要处理的次等文物中，他发现了宋代画家郭熙的《溪山行旅图》中轴、元代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而元代以上的作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于是他马上让助手退掉了机票。《雪夜访戴图》现在成了云南省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山西文物店的元王渊《桃竹雉鸡图》大轴也是在这次考察中发现而重见天日。
　　
　　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70岁时，一次徐邦达在看两个手卷时，只从装手卷的两个盒子上，便知那一字一画是董其昌的作品，题目、内容，几十年前在哪儿见过，如数家珍。另一次，助手尹光华先生在帮徐邦达整理《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时，无论哪部古手卷后的题跋和某位画家的某张画，只要将题跋和题的人的名字组合起来，他都能知道是宋代某人的画或元代某人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