俑作为随葬明器的一种，不仅体现了当时雕塑艺术的成就，而且蕴含了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丧葬信仰等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人们了解当时历史、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实物资料。而先秦时期是我国俑艺术的发端，它为秦汉时期俑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一

　　关于俑的概念，目前尚无明确的界定，多将动物类明器和人物类明器一并归入俑的范畴。但俑的原意为何？实际上，俑在古代文献中专指人物类明器。如《礼记·檀弓下》记载：“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郑玄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孟子·梁惠王》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赵歧注云：“俑，偶人也，用之送死”。而将动物类明器称为俑者，如牛俑、马俑、羊俑、鸡俑等，皆不符合俑的原意。

　　俑始作于何时，论者多认为与“以生人为殉”的殉葬制度密切相关。殷商时期，在商王畿和四方邻国，都实行残酷的杀祭和人殉制度。如当时王室贵族墓里均有被大量杀戮的奴隶和牲畜作为陪葬。西周时期，殉人之风仍盛，直到春秋前期，人殉现象仍广泛存在，尤以秦国为盛。而东周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期，人们的思想、礼俗和丧葬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殉制也遭到了社会的普遍抵制。这时，模拟真人形貌用以殉葬的偶人——墓俑成为埋葬制度的一个趋势，并“逐渐成为墓葬装备中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虽然提倡“仁者爱人”的孔子因为俑模仿人形而对其加以批评，但其反对“并没有阻挡墓俑这一艺术传统的发生和发展”。

　　据现有发现，目前所见最早的俑是商代晚期的。如1937年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王室墓葬中出土3件人形带枷陶塑。塑像制作草率简朴，表层敷红彩，面部表情忧郁，似模拟奴隶或战俘的形象。这3件陶塑的功用目的与一同陪葬的殉人是一致的，与后世所称“俑”的概念完全符合。而同时期所出的玉、石雕刻人像，如侯家庄所出的跪坐圆雕石人、小屯五号墓（妇好墓）出土的玉人和石人等。有的表现的应是上层贵族；有的表现的社会地位应较低。从功能来看，这些玉石人像有或为装饰品，或与巫术活动有关。据此，这些人像不能确定为真正意义上的俑。陶带枷俑的发现，证明在盛行以活人、动物和生活用品殉葬的商代，也正是俑产生的时期。

　　西周俑发现较少，目前见到的是洛阳东郊西周早期墓出土的一件玉雕奴隶俑，雕像双手带着大手枷，身着短裳。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M1、M2）各出一件玉人，其中M2所出玉人高冠华服，捆绑四肢，与洛阳东郊西周墓的玉奴隶俑相似，只是其代表的可能是被俘敌酋。

　　二

　　春秋以后，用俑随葬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各种质地的俑，如陶、木、石、玉、铜等均有发现。大致说来，这一时期的俑多发现于齐、三晋（韩、魏、赵）、周、秦、楚诸国。其中，楚墓多用木俑随葬，而齐、韩、秦墓等多用陶俑。现按地域介绍如下。

　　山西长子县牛家坡七号晋墓内出有一组春秋晚期的东周俑。4件木立俑仅削修成人体轮廓，身着长衣，腰束带，内衣绘方格纹。木俑中的2件置于主棺北侧，另两件置于主棺东侧。而西侧和南侧还有殉人的3具木棺，随葬青铜器和玉器，表明这3具殉人不是奴隶或一般的平民。4件木俑所表现和替代的似乎也是这种有一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物。

　　周代的俑，有陶、铅、铜、玉等不同质地。如1957年洛阳西郊一号战国墓出有2件跪坐陶俑，袖手置于腹前，施有红彩，衣纹模糊不清。1981年洛阳西工八一路东侧一座战国初期墓，见有4件铅跪俑。洛阳市针织厂战国中期偏晚墓葬（C1M5269）出土铜跪坐俑、玉立俑各1件。另外，洛阳解放路战国陪葬坑（C1M395）出土铜跽坐俑2件。

　　韩国的俑包括陶、铜等质地，出自山西长治分水岭第14号墓内，年代为战国早期。陶俑为一组，共计18件。其中乐舞俑9件，体高4.6～5.1厘米，足下钻有一孔，原应固定在同一平面上。乐俑坐姿，惟所奏乐器缺失；舞俑平扬双臂起舞，梳偏左发髻。铜俑为3件武士俑，高7厘米，左腰携剑，双手高举，足站于云形座之上。

　　齐国主要为陶俑，见于山东临淄、泰安、章丘、长岛等地齐墓内，种类有乐舞俑、侍俑和武士俑等。其中临淄郎家庄一号墓陪葬坑内陶俑尚可辨男女形貌，高约10厘米。女舞俑躬立或跪地作舞蹈姿态，身施红、黄、黑、褐色条纹。武士俑仅存上身，披甲，手置于腹部作持物状。而章丘女郎山大墓1号陪葬墓、泰安康家河一号墓以及临淄赵家徐姚M2壁龛内随葬的陶俑，都保存完好，所施彩绘尚颇鲜艳。章丘女郎山26件陶俑以乐舞俑为主，包括歌唱俑、舞俑、奏乐俑及观赏俑，与模型乐器及祥鸟13件一起，构成一组乐舞场面。赵家徐姚M2出土33件陶俑，高约5.8～9.8厘米，包括站立俑23件、舞蹈俑5件、跪坐俑5件等，分7组摆放，每组2～6件不等。此外,长岛王沟M10东南角二层台上随葬陶俑，可辨者28件，为舞俑和奏乐俑，高5～11厘米。

　　秦国的俑，有泥俑、骑马武士俑和石俑等，见于陕西铜川枣庙春秋晚期墓、咸阳塔儿坡28057号秦墓及凤翔南指挥战国墓。其中，枣庙出有红胶泥捏塑而成的泥俑8件，高14～16.5厘米。多立姿，为侍卫俑和侍仆俑，仅塑出形体的大轮廓。咸阳塔儿坡战国晚期秦墓出土2件捏塑骑马武士俑。而凤翔南指挥战国墓所见石俑也仅初具轮廓。

　　南方的楚国，盛行木俑随葬。目前已知春秋时期的木俑发现很少，仅在湖北江陵太晖观M6出土2件木俑，以及湖南烈士公园M3出土残木俑头及俑身。到了战国时期，楚墓用俑随葬就较为常见，而且数量很多。种类主要有侍俑、乐舞俑、武士俑、杂役俑等。其中侍俑是楚俑中最多的一种，多为女侍俑。形态多恭敬而立，有的持有物品。侍俑有的着衣或身佩串饰，如武昌义地M6侍俑胸前配挂成串的佩饰，左右各一串，有环、珠、璜、环等。此外，还有跽坐作托物状的侍俑。乐舞俑中，舞俑以信阳长台关M1：305较完整。手伸向右前方，作舞蹈状。湘乡牛形山M1及江陵九店楚墓也出有歌舞俑。跽坐乐俑出于长沙楚墓M569（长沙杨家湾M6），有鼓瑟、吹笛、击鼓三种。武士俑的数量较多，以持剑武士俑居多，还有持戈或矛。如荆门包山M2所出无腿立俑，持有瘦长带鞘无珌木剑。杂役俑有炊厨俑，如长沙楚墓M569出有炊厨俑，手持铲或勺。另外，楚墓中还出土陶俑头6件及俑手4件。如江苏武进孟河战国墓出土模制俑头1件，中空，颈部削齐，可能随葬时配有的木质俑身已腐烂。

　　与楚毗邻的西南地区巴蜀民族，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墓内也随葬木俑。如四川青川战国巴蜀墓内出有彩绘男、女木侍俑，为立姿和坐姿，墨绘眉目，多彩绘衣袍，交衽宽袖。而南方越人和西北边陲的人都铸造青铜俑随葬。

　　三

　　春秋战国时期的俑，以出土实物来看，北方流行陶俑，而南方楚地则多随葬木俑，表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北方陶俑造型朴拙，形体多矮小，高一般在5～16厘米。烧制火候较低，多保存状况不佳。时代较早的铜川枣庙春秋晚期秦墓所出捏塑泥俑，沿袭了史前及商代以来陶塑作品讲求均衡对称的造型程式。而战国陶俑“形具而神生”的审美观念逐渐成为雕塑造型的主流，动态的乐舞俑成为陶俑的最大种类。这以山东齐地乐舞陶俑为代表。如章丘女郎山陶俑组成一幅完整的乐舞画面。通观先秦陶俑，在制法上沿袭了史前陶塑捏塑与锥划结合的方法，模制成型似尚未采用。而到秦汉之际，陶俑的制作已广泛采用模制的方法，同时更注重对于表现对象各部位真实比例的把握，将陶俑的制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南方楚地所作木俑，多为恭敬侍立的女侍俑和庄严肃穆的武士俑，造型给人以神秘诡异、严肃紧张的感觉。此外，除了用彩绘表现色彩艳丽的衣裙外，还利用华美丝织品来装扮木俑。木俑的制作注重头部与面部的雕刻，并施加墨绘和朱绘。头部与身躯多用整木雕成，也有分雕后接合的。俑多只雕出肩以上的具体轮廓，胸以下为扁圆柱状，或呈八棱形，仅略具身躯的形态。而木俑的手臂制作较复杂，或与俑身整体雕出，或将手臂另行雕刻，再与俑身接合。木俑的造型虽多尚未摆脱仅雕出粗略轮廓的拙稚作法，但也已出现近于圆雕、形体比例较准确的作品。

　　综观先秦时期的俑，尽管处在我国俑艺术的发端，但对后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楚地流行的用木俑随葬的习俗，秦至汉代仍在该地区存在，甚至其流行区域有所扩大，并对汉代陶俑的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西汉景帝阳陵丛葬坑及宣帝杜陵的陪葬坑中出土的裸体陶俑，这种制成裸体无臂陶俑，另装膀臂再穿丝帛衣服的作法，应是楚风影响下的产物。“汉承秦制，又袭楚风，使汉俑转向生动精细、富有生活情趣的时代新风”。